敬畏历史

贞观十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近来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褚遂良说：“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善的既然必须记，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唐太宗说：“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一是对照前代成功、失败的事实，作为鉴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办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始终不会改变。”（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

所谓起居注，是记录帝王之人言行的一种宫廷档案，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也叫起居注，谏议大夫诸遂良应该是兼任这一工作。唐太宗向他打听最近一段时间相关记录情况，反映的是他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他为什么高度重视？显而易见的是，他非常在乎未来之人对自己的评价——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后人对自己的评价正面一些、积极一些。为此，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以尽量减少自己的过失。

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王之人中，有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十分在乎历史的，但也有不太在乎甚至毫不在乎历史的：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作为史官，那还不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所以，越往近代，对帝王之人的粉饰与美化就成为一种常态。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帝王之人可以越加专制与蛮横。因此，回溯历史，相对而言，还能体恤民情，把老百姓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的帝王也有，但罔顾民生，肆无忌惮地享受绝对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的更多。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起居注的内容，帝王之人是无权过目的。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为了保证其客观性、真实性。为什么？因为帝王之人一旦过目了，必然会对其中有损自己形象的文字提出批评意见，让史官承受巨大的压力，进而在起居注的过程中，失去应有的客观与真实的立场。而唐太宗李世民或许是太过重视后人对自己的评价了，所以，不仅打破了这个传统，而且对于诸如“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记录文字提出了具体的删改的要求——他援引“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的典故，为自己不合道统、有悖伦理的行为辩护，并暗示史官曲为回护，讳饰掩过。

唐太宗直接干预起居注的工作，显然有些过了，应该予以批判。但是，他非常在乎历史，在乎未来之人对于自己的一生的评价，对历史表现出了相当的敬畏，是不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所做的好事更多、坏事较少的原因？反过来说，作为帝王之人，如果对于历史毫无敬畏之心，是不是会走向肆无忌惮、昏庸荒诞？而在中国既往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与事还少吗？也因此，对于唐太宗过度关心与干预史官的工作，我们在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予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