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字是两码事？由此揭开汉字发展史
一
自东汉许慎以来，对汉字所形成的最大误解是，汉字的造字基础是象形，汉字是象形文字。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对古两河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发现，汉字也与原始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一起，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三大象形文字。事实上，从根本上说，汉字的造字基础并非象形，汉字也非象形文字。同时，汉字也与古两河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貌合而神离，存在本质不同。
尽管汉字中的确有一部分文字是象形文字，但是，汉字中的核心文字，却无一例外，均非象形文字，而是来自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直接借用。何谓核心文字？就是表达重要理念，重要事物，重要制度等文明中重要元素的字。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文明中，也是整个人类文明中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尤以结绳为最。
不妨举一些字例，让大家先对甲骨、金文中的结绳和书契符号有个初步印象。
女、卩、母、公、私、自、己、子、巳、命、令、印、乡、邦、域、国、邑、节、要、卿、见、光；关、系、联、繁、乱、官、师、率、滋；鸟、藿、夏、龙、凤；戈、我、钱、戚；玉、朋、契、礼、理、券、德、直、尹、君、王、士、聿、律、辛、言、辨、竟、丙、商、边、辰、农、半、片、方、央、干、单、古、章、录、禄……。这些字都是契约文字，其主要结构都是直接对契约符号的继承和借用，或者结绳符号，或者书契符号。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这些字中的很多字还可以作为偏旁部首，衍生出更多的新的字。对这些源自结绳和书契符号的核心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会逐一解读，揭示结绳和书契机制的符号化原理，以及这些字通过借用这些符号所要表达的原始内涵。本文主要是做一个总纲性、背景性的说明。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文明中，也是人类文明中契约的最早形态，结绳最先，书契次之。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现在可以确认，结绳与易经在同一个时代出现，时间至少在10000年之前。
关于结绳出现时间的文献记载，最重要的有三条，分别来自《周易》、《老子》、《庄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本书在倡导“越名教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时期，是最受推崇的三部经典，合称“三玄”。
第一条，《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工）以治，万民以察”。随后还说：“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第二条，《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三条，《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
这三条资料共同认为，在中国的上古之世，存在着一个结绳而治的时代，仅仅凭借着结绳这一治理工具，社会就呈现“至治”、“至德”的美好状态、理想状态。
具体这个“上古”之世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时代，这三条资料也给出了相应的参照。《周易·系辞》说，在这个上古之世，“民穴居野处”。《老子》非常希望复兴和回归到这个结绳时代，整个八十章，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当下进行否定的方式，间接呈现结绳之世的状态——物质贫乏，但内心满足：人民稀少，没有多少工具，没有甲兵，没有车船，人们的移动和活动半径很小，但人民却认为自己吃的很好，穿的很好，对自己的居住环境也非常满意和安心，社会的文化风俗也让他们由衷的快乐。《庄子》则点明，这个上古时代最早可至伏羲（伏戏）时代。
包括《周易·系辞》在内传统文献，认为伏羲时代位处神农时代之前，而神农时代则是农业出现和兴起的时代，因此，伏羲时代尚无农业。而是一个渔猎采集时代。综合这些资料可知，上古结绳时代的最早阶段是渔猎采集的伏羲阶段，当然这个时代也穴居野处。
但是，同时传统文献还将伏羲时代看成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易经的出现，即所谓的“伏羲画卦”。这意味着在中国文明的文明之初，存在两大核心文明要素，一个是易经，一个是结绳。伏羲时代、结绳时代、易经时代、渔猎采集时代，四者之间存在重要交集。
易经的内核在义理，在心性，不关注生活实践，比较形而上，但是，以结绳为形态的契约，却是直接和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相联系，是实践化，生活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化的、制度化的。以结绳为形态的契约，也是中国和人类文明中最原始的制度形态，中国以及中国之外后来的制度演变，正是根植于契约的。
这样以来，易经和结绳就是中国文明的两个始源性元素，是中国文明的双分子螺旋。甚至，这一判断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层面也成立，即易经和结绳也是人类文明的两个始源性元素，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双分子螺旋，因为考古资料显示，在9000年前源自中国的易经和结绳已经西传之西亚，而且此后周期性的西传，持续不断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和演进。
现代人一度错误地认为，农业才是人类文明的温床，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生前提，因为农业可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让人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文明起源于农业之前的记载是“神话”杜撰。
文明起源于农业这样的观点是随着考古学的引入而在中国开始出现和流行的。但是，也是随着考古学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的文明更可能产生在农业之前的采集时代，而非农业时代，而农业更可能只是文明的产物，是文明的新阶段，而非文明的源头。因为，在农业出现之前的10000多年前，人类就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了，进入了粮食时代，即中国传统文献中所说的“粒食”时代。这种来自野生谷物的粮食已经可以为人类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其过上定居生活，从而催生文明的产生。
因此，产生易经和结绳的中国“上古”之世，很可能就是农业尚未产生，但是已经开始采集野生和利用野生谷物的渔猎采集时代。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人类最先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是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所采集的野生谷物就是野生小米。石磨盘、石磨棒是加工野生小米的工具，目前中国出土的石磨棒最早已经可以追溯至25000年前，比西亚同类工具要早10000年左右。
在加工野生谷物上，农业之前的中国实际上出现了两种重要工具，除了起源于北方小米区的石磨盘石磨棒之外，还有起源于中国南方大米区的陶器。陶器是最早的野生谷物蒸煮工具，是锅的前身，而锅也是当下中国加工食品的最主要工具。目前中国南方所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比石磨棒略晚，但是也远早于西亚最早的谷物加工工具石臼。
文明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即伏羲时代，更可能发生南方的陶器传入北方小米区之后。此时，在石磨盘石磨棒的基础上，凭借陶器这种新的食品加工工具，可以进步提升食品的质量，进一步扩大食物的范围，从而让食物来源的稳定性进一步提升，让当时生活的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从而催生了易经和结绳的产生。
这一推测也得到民俗学、语言文字说方面资料的佐证。闻一多曾经基于语言文字学、民俗学，对伏羲进行考证，认为伏羲的本义可能和葫芦有关。在闻一多的基础上，当代古文字学者刘志一（1937-2014）进一步考证认为，伏羲之所以和葫芦有关，并非在葫芦本身，而是因为把葫芦作为制作陶器的工具，即将泥片贴在葫芦上，方便定型，然后再进行烧制。
综合全球范围内的陶器考古资料，可以推知，陶器从南方大米区传入北方小米区的时间大约在17000年前，这是伏羲时代的时间上限。同时，考古资料还证实，农业起源于10000年前左右，包括中国北方的小米农业，中国南方的大米农业，以及西亚新月地带的小麦农业。10000年前就是神农时代的时间上限，也是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因此，伏羲时代就是17000年前-10000年前的7000年。
二
从技术上来说，无论是重在义理和心性的易经，还是作为契约最原始形态的结绳，都是对抽象数学这一工具的应用。因此，两者是建立在抽象数学已经出现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抽象数学也是伴随着易经和结绳的出现而出现。抽象数学与易经和结绳之间，近于鸡和蛋的关系。易经用数学去模拟外境的变化，天道的变化，而结绳则用数学去记录契约所涉及的财产的价值。
数学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也是一套抽象的符号体系。数字是超越任何具体事务的绝对抽象概念。世界上只存在具体的一个东西，譬如一头牛，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人等等，但是绝不存在一个不与任何事务、物体有关的独立的、抽象的“1”。抽象的1的概念是人的发明。而要表达抽象的1这一概念，则需要一个具体的符号。由于数字1本身是抽象的，没有任何具体的形象，因此，表达数字1的具体符号，就不可能是象形的，而只能是人为赋予和约定。
数字符号是人为赋予和约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数字符号在起源上也是一种契约。事实上，数字概念和符号的推广应用，正是伴随结绳和书契这两种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的推广和普及而进行的。
数字符号是人类最早的抽象符号系统，而易经和结绳则是最早应用数字符号系统的系统。更重要的是，易经和结绳不仅是对数字符号进行应用，而且其自身，也基于数字符号的理念，而分别产生一套新的符号系统：易经八卦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也可称之为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
对于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大家是不陌生的。因为以义理和心性为中心的易经，自其产生以来就得到重视和学习。西周易经开始初步的汉字化、文本化，大规模的文本化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的最终定型是在两汉，成为《周易》。汉以后以五经为中心的经学体系建立，而《周易》则一直位于五经的核心，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对于和易经符号系统同时起源的结绳符号系统，即契约符号系统，由于契约形式的急剧变迁，导致结绳和书契在春秋战国之后开始边缘化，至东汉就近于消失，契约符号也在春秋战国，尤其是两汉以后，也迅速被人遗忘。
除了最早的结绳符号系统之外，契约符号系统还包括后来的书契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共同构成汉字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中的契约符号系统。
“文”这个字的狭义义项就是指抽象符号，尤其是汉字产生之前的抽象符号，包括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事实上，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抽象符号，也是一种文。也就是说，文的内涵比字宽泛很多，不仅包括字这种形式的文，而且更包括汉字产生之前的文。字是文的子集，文包括字，但字并不包括所有的文。
不仅如此，字最为一种抽象符号，其基本理念完全是对文的基本理念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核心字的具体符号的形成，完全来自对书契符号的继承和发挥。因此，文和字还是母子关系，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这一层含义恰恰体现在“字”这个字本身上。“字”的字形为宝盖头下一个子，意思是在家中生育孩子，因此“字”的原始义项都和婚育有关。将本来用于指代婚育的“字”用来去表达“文字”的“字”，意思是很明确的，“字”是一个被生育的孩子。是谁生育了“字”，是文。
对于“文”和“字”的关系，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做了相对准确的记载。他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及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他将汉字的渊源追溯至易经和结绳、书契，将这三者统称为“文教”。他还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确指出，字是由文生育孳乳而出。
但是许慎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认为“文”的产生原理是象形，“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第二个错误是，对结绳和书契的出现年代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结绳比易经晚了一个时代，起源于神农时代，事实上结绳和易经更可能源于同一个时代，都在农业之前的伏羲时代产生。书契的产生也远远早于黄帝时代。
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书契符号来自西安半坡遗址，时间在7000年前左右。而最早的结绳符号则来自甘肃大地湾遗址，时间在8000年前左右。前者是刻画在陶器上，而后者则是绘制在陶器上。
须要指出的是，在文明文化研究上绝不能陷入考古主义，绝不能将目前出土的绘制有结绳符号的陶片的最早时间定位结绳本身的出现时间，也绝不能将结绳符号的最早出土地定位结绳的起源地，因为这里还有文明、文化的传播问题。还需要结合传统文献记载，以及整体的文明、文化脉络和氛围。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将专文详述。
就结绳而言，结绳机制的符号化要晚于结绳，而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更要晚于结绳符号的出现。在考古学上，甘肃大地湾是中国彩陶文化的起源地，彩陶图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结绳符号，或变形的结绳符号。然而，中国的彩陶自始至终都于西亚彩陶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步性。两者的图案是相似的，而起止时间是同步的，都兴起于8000年前左右，又在5000年前左右开始同步衰落，并最终消失。这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证明在彩陶期间，中国文明和西亚文明之间存在密切交流。对中国而言，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即彩陶，是一种新习惯，新文化，更可能从西方传入。这意味着结绳符号的出现与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而是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
许慎之所以将“文”的性质和内涵搞错，以及将结绳及书契的出现年代搞错，原因就在对结绳和书契，尤其是对结绳这种早期的契约形态和机制的遗忘。他不清楚，在汉字产生之前，中国存在一个漫长的契约符号时代，正是这些契约符号构成了“文”的最重要部分，因此这个时代也可称之为“文时代”。也正是这些契约符号，被汉字直接继承，构成了汉字的基石。
许慎错误是中国传统经学的固有缺陷所致。中国传统经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成型于两汉。这个经学就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五经（或六经）体系。五经系统的最大缺陷就是重易经而轻结绳，或者说重义理、心性，而轻契约、实践。
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早期形态，两种原始形态。契约则是中国文明中社会制度的最原始形态。契约符号是中国文明中最早期抽象记录符号的最主要部分，即“文”的最主要部分，汉字正是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契约不仅是社会制度的最原始形态，而是后来社会制度形态的基石，后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在契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在春秋之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还表现出典型的契约特征。这一点在下文，和以后对相关字的具体解释中，还会详述。
单就这一点上，老子做的比五经系统要好，他明确提出要“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即恢复结绳的制度，恢复契约秩序。这意味着在老子的时代，人们对结绳的历史还有印象。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老子非常重视结绳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对结绳制度本身做过多记录和解释。《老子》一书提到结绳的也仅仅这一句。不过也不能全怪他，毕竟整部《老子》才“五千言”。
一旦五经系遗忘和忽视了契约，遗忘和忽视了结绳和书契，就遗忘和忽视了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在面对外来的制度形式的冲击时，就显得无所适从，毫无抵抗之力，唯有屈从。这是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在制度上逐渐迷信和集权专制的根源所在。现代人将此成为“外儒内法”。
西汉的董仲舒，号称儒家，但是在制度设计上，他倒向了迷信，企图用“天人感应”去约束君权，这注定是徒劳。此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趋势，是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学者又跟风屈从，提出了所谓的“三纲五常”说，又衍生出“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愚忠愚孝”说。而事实上，在春秋之前，君臣关系实质上是契约关系，甚至连父子、母子关系也是根植于契约。这一点明确体现在“王”、“士”、“父”、“母”这些字的甲骨字形上，以及五经系统中关于早期君臣和父子关系的不太明确的记录上。中国原始的政治观和家庭观都是根植于契约。
银河可汗2019年2月7日非常好的文章，是博主原创么？关于许慎的记载本人有点异议，我不认为这是他主观性或客观性的错误。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首先，结绳文化并没有中断，只是由最初的语言符号系统演变成了如今中国特色的装饰品，如盘扣、中国结。它在语言符号系统之外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且文玩把件中有种物品叫觿(解绳子用的)，不知道博主是否了解。觿的出土量在春秋和之前的朝代比较多，后世比较少，它的出土数量也从侧面作证了结绳文字被接受程度和使用范围的压缩。 其次，单从结绳符号本身来讲，它只是一种符号，跟今天的交通标志一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它的使用空间和局限，比如一个原始人要出门打猎。他为了让其他人回来之后知道他去做了什么，他就要在居所显眼的位置挂几个绳结来叙事。首先挂一个表达内容，如去打猎；再挂一个表达空间，如往北走；再挂一个表达时间如，去逛逛就回还是不打到猎物不回；再挂一个表达事情发展预判，如天黑前未归请来寻找。这种结绳符号，使用繁琐，接绳麻烦，叙述内容单一，根本不能用于表达抽象逻辑和复杂的情感。老子不过是借用结绳文字来表达一种治世理念，对朴实生活的向往，而且不是对这种符号系统的肯定。 再者，结绳文字来源于结绳符号，原始的文字大家都没有见到过。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它的书写系统肯定是异常复杂的。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仓颉作书时并没有完全摒弃结绳文字而是更偏向于便于书写阅读的象形文字。二是，结绳文字源于结绳的象，所以仓颉直接把结绳文归类于象形文字的范畴。两者都没有摒弃了结绳文的意思，而我个人偏向于后者。
- jincan12482月前
地球远古文字产生于275万年前盘古开天地时代的结绳记事，但是到了天地人皇时代和黄帝的地球人类文明的五帝时代时，五个主要宫廷帝国的通信往来已经是高级语言文种了，现代人错误研判了远古文字历史，大洪灾之前已经是超越当今地球人的科技社会，现代人低估了远古人类文明！ 中央帝国使用大小篆，东夷文字就是“古彝族”文字，西戎文字，北狄文字和南蛮文字的宫廷文字一定是当今世界早古老的文字，一定是超过一万年前的文字！！！秦朝之前中国地区都还有的五种文字！ 现代人停留在商朝的宫廷占卜师的甲骨文记事上，是完全不了解远古宫廷历史文化和科技，不了解五帝时代的人类社会文明文化的结果！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的九大理论体系证明远古超级文明文化和科技的存在！！！ 西方人研究的远古历史错了！ 来自西方的天文学理论错了！ 来自西方的单一理论错了！ 远古自然科学理论与社会学科理论是互联互通的，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难道不是远古文明的铁证吗？！
文和字不同，唯有汉字有文有字，可称文字，其他的都仅仅是字
关于汉字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咱们现在的学术对汉字的理解存在太多的问题。我今天想说一点，就是汉字它是人类的所有的文字中唯一的一个真正的抽称得上是抽象的文字，同时它也是最高贵的文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唯有汉字和其它的文字不同地方，汉字它不是一个它不是单纯的文字的工具，它是一个独立的相对于语言而言独立的，而且所表达的对象是道义。
所以汉字的基本属性就不能被仅仅定位成语言的工具，还是表达道义的工具，这就是“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的“文”，所指的不仅仅是由字所组成的文章，而是有着更悠久的渊源，最早指的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包括卦象和契约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字也是真正的抽象的文字，因为她所表达的道义是抽象的。
《周易 系辞》有句话：“立象以尽意”。象是指卦象，但是卦象，也是早期的文。汉字的演变史分成，两个阶段，有文的阶段，有字的阶段，这个汉字也就是是从文演变过来的。
早期的文是一种纯粹的文，他完全和语言是脱离的。卦象本身就是一种文。还有一套系统是契约系统，契约符号系统就是结绳和书契。《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就是结绳和书契是最原始的两种契约形态，同时它也是两套符号表达系统，就是结绳和书契本身也是符号。
甲骨文就是从契约系统、契约符号演变过来的，它的主要的字形结构直接继承和借用了契约符号。但是对这个历史，对于这个过程，我们的学术是遗忘的，而且是从许慎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就已经遗忘了。这导致许慎对汉字的基本属性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象形。
实际上从甲骨文来看，汉字的核心的造字方法并不是像形，而是借用契约符号，即对文的直接借用。所以因为我们本身它是抽象的，就是像卦象一样是抽象的。
所以汉字从基本功能表达上来讲，它是抽象的，同时目的是表达道义，即“立象以尽意”、“文以载道”。它这个“意”是指“圣人之意”就是道。
因为她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是表达道义的，所以它很高贵。也只有汉字，我请大家记住，唯有汉字它是一一门独立的艺术，汉字可以象画一样挂起来。而且我们讲“书画”，书是排在画之前的。从艺术角度的角度来讲，这个书成为艺术品的时间，甚至比画还要早一些。
那字为什么可以成为艺术品呢？ 因为文以载道也包含着字以载道，汉字的字形中含着道义的，含着这种珍贵的东西的。正是因为包含着道义，汉字本身被尊崇，这也意味着，汉字成为艺术品，并非字形的视觉上的审美，而是道义、道德上的审美，这是更崇高，也是更抽象的审美。
中文之外的其他所有的文字，它们不存在文的阶段，在一开始就是字。最早的字被认为是古两河的象形文字，甲骨文要晚吗。但是我们甲骨文之前还有漫长的文的阶段，有卦象有契约符号，但是其他的文明没有，古两河也没有。
所以中国文明它一直是有符号表达系统的，有文有字。所以汉字以外字，完全是语言的工具，所以很俗。字本身并不独立地表达意义，没有更崇高的意义，它们仅仅是语言的工具，所有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包含在语言的工具。
也就是说，汉字之外的所有文字，都是只有字的属性，而没有文的属性，有字而无文，不存在文以载道的问题。唯有汉字，有文有字。进一步也可以说，唯有汉字有资格称“文字”，其他任何的文字都没有资格称文字，都仅仅是字。
文和字的区别在于，文是独立的符号系统，与语言无关，直接表达意义，不是语言的工具，而字仅仅是表达语言的符号。
另外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古两河流域它的象形字，然后把象形字和甲骨文是看成一类的。其实对于中国以外的文字也好，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无论是古两河流域的字形上看来是象形文字也好，还是后来的字母文字，他们本质上都是用来表达语言的。
即便是古两河的象形字，其字形本身也没有含义，或者说这个含义并不重要，其意义仅仅在于对应这个语言、语音。所以从从西方来讲，从象形文字到字母文字，他们的文字的属性一直是没有变的。他之所以从象形可以转化为字母，本来他表达语音的吗？对吧？你用一个复杂的符号去表达语音，还不如用一个简单的。
从西方而言，所以从象形文字到字母文字，它的变化只是这个字的技术上发生了变化，它的功能没有变的，都是来表达语言的，都是语言的工具。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字母文字和此前的字母文字都不是抽象文字，都是具象文字。
既然是表达语言、语音的，你是和语言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尽管说字型上很抽象很简单，但这从基本属性上来看，你是很具象的。因为你只是来模拟与来对应语言而已，对吧？你背后并没有抽象的概念，并没有更没有什么道义。
但是咱们的汉字尽管说字形好像是象形的，很复杂，但是它表达的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东西，就是意，就是道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汉字它是抽象的，这也是汉字拒绝就是一直拒绝和语言同步的一个根源所在，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到了白话文才真正的和语言同步，白话文之前和语言并不同步，文是言文。
文言文之前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和金文和我们“五经”中的经文是一致的，它和语言的距离感就更强。其实甲骨文和金文它实际上是介于文和字之间的一个状态，即具备文的特征，又具备字的特征。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不是成熟的汉字形态，是文而非字。
真正成熟的汉字形态是从什么时候？从文言文开始，文言文字的特征更强，文的特征在降低，但并未消失。因此文言文可以独立的去表达，但是文言文还是一直拒绝和汉字同步。这种拒绝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抽象性，保持自己的道义属性，保持文的属性，保持自己的高贵。
汉字与语言的结合是逐渐加深的，到文言文才可称真正的字
一
在汉字史中，文和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字出现之前，文已经历史非常悠久地存在了。文又包括两套系统，易经八卦系统和契约系统，主要是契约系统，而契约又包括结绳和书契。八卦是文，结绳和书契也是文。文和字的区别在于，文不与语言结合，没有发音，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而是独立的表达“意”或“义”的工具，字则是开始与语言相结合，有发音，开始表达语言。
更重要的是，文与语言的相结合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处于一个极端，完全不与语言相结合，而白话文则是另一个极端，是完全语言化的。在文与白话文之间，存在两个汉字形态，一个形态是甲骨金文形态，一个则是文言文形态。甲骨金文就是存在于商朝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这是汉字的原始形态。此时，文与语言初步结合，形成了字。但是，由于此时字中的文的元素要大于语言的元素，因此，甲骨金文的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更接近于文，而非字。
因此，甲骨金文更重要的是单个的字本身，而非由字组成的文章，因为单个的字的字形本身就是文，包含着“意”、“义”。同时，甲骨文金文的目的都是用来祭祀，甲骨文和金文文献都是献给神的祭品，这意味着它们并不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还是文，而非字。具体来说，使用的是结绳和书契，结绳和书契依然是主流的契约形态，也是主要的信息传递工具。因此，商朝和西周，依然是结绳和书契盛行的“文时代”，而非“字时代”。中国真正进入“字时代”是春秋以后的事，此时“文言文”开始出现。
“文言文”的出现是在甲骨金文的基础上，字与语言进一步相结合的产物，此时，字与语言的距离更近了，而与文的距离则更远了。汉字已经基本上可以称为表达语言的工具，但依然保留了文的特征，因此叫“文言文”，即文和言相结合的文。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作汉字的一场重大变革、革命。
众所周知，春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礼崩乐坏”的阶段，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断裂式的变革。实际上，汉字的从甲骨金文到文言文的变革，正是发生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是整个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礼崩乐坏”的实质就是此前的“文时代”的崩溃，即结绳书契时代的崩溃，也可叫契约时代的崩溃，整个社会发生了去“文”化的变革，即去结绳书契化、去契约化的变革。这一变革的特征也恰恰反映在汉字的变革上，也是去“文”化的，即汉字的“文”的成分降低了，而语言的成分增加了，使得汉字离文更远了，离语言更近了。
说文言文离语言更近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言文与语言的同步性大大加强，这意味着文言文的字数比甲骨金文大大增加。这样用文言文组成的句子或文章，就比甲骨金文文献好理解很多。在《五经》中，经文部分就是由甲骨金文写的，而传部分则是用文言文写的，因此，经文非常难懂，而传则很好理解。二是，汉字此时目的已经不再是祭祀了，而是应用和服务于实际生活，世俗化、日常化了。
五经系统的成型，与文言文的成型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却没有被以前的学者所注意到。由于文言文的产生恰恰是礼崩乐坏的结果，反结绳书契的结果，所以，文言文本身就包含着反结绳书契的断裂特征，对春秋之前的结绳书契时代无法记录，或记录很少。甚至，人们对汉字字形中所包含的文特征，所包含的结绳书契符号也无法识别了。
因此，五经并不能代表纯粹的中国传统。
二
现代的中国的主流观念一味附和卖国贼李鸿章，说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欧美文化所带给中国历史的冲击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近三千中国历史所遇到的最大冲击并不来自近代欧美人，而是两千六七百年前的亚述、波斯人。尽管亚述、波斯人并未直接侵略和统治中国，但是正是起源于亚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过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传入中国，成为“礼崩乐坏”的真正罪魁。
春秋战国时代的那场“礼崩乐坏”，不仅使中国长期陷入战争状态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还使中国历史出现休克式的中断，使得后来的中国人，对此前的历史局部上失忆，对此前的契约的历史、制度和符号失去记忆。而五经系统正是在“礼崩乐坏”，在历史失忆的状态下发端和逐渐成型的。
中国文明本来是双核的，一核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义理心性核，另一个核则是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核。而五经系统却仅仅保留了义理心性一核，却遗忘了契约一核。因此，五经系统是实际上是一个残缺的系统。
尽管欧美的枪炮的确厉害，欧美人也直接来到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侵犯我国土，残杀我人民，但是，欧美文化的冲击并没有让现代中国人丧失任何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记忆，尽管欧美文化的确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和诠释。
中国的历史文献不仅没有因为欧美文化的冲击而减少，反而因为欧美文化的影响而增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因为欧美文化让我们学会去考古，结果发现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历史资料，譬如8000年前的结绳符号和7000年前的书契符号。另一个方面，西欧文化激励我们去认真学习中国之外的文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却在很早就不断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实际上包含着中国的历史。
当前中国的历史文献，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丰富，更能让人认清中国历史的原貌以及动态演变过程。历史文献的丰富，以及基于此的对中国历史原貌的清晰认知，最终将必然导致对历史中最美好元素和时代的复兴和回归，即对契约制度和契约时代的回归，让契约成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老子所说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恰恰在当今的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现实。
因此，历史的整体来看，欧美文化带给中国历史的冲击，更可能不仅不是破坏性的，恰恰是修复性，而且是修复2600年前那场礼崩乐坏所带给中国历史的真正破坏。
五经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的，五经系统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五经文本的逐渐定型的过程，而这也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中的一环，当然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五经系统对中国历史的失忆，在具体表现上，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字变革所造成。
这场汉字大变革可以称之为汉字“法家化”，或者汉字“西方化”，事实上，法家化就是当时的西方化，而当时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已经由两河-埃及转移到亚述波斯，尤其是波斯，因此，西方化也可称之为波斯化。
在人类所有的文字中，汉字存在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是，在字之前，存在着一个明确而漫长的文阶段。直至东汉许慎，对文依然保留了比较明确的记忆，尽管对文的内涵却存在着失忆。第二个独特性是，汉字的本质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用来表达“意”的，而非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这个“意”和“义”同义，是义理和道义的意思。即汉字是义理、道义的工具，而非语言的工具。
然而，在中国之外的西方，包括古两河和古埃及，不仅没有独立的文的阶段，而且也没有独立的“意”的概念，没有独立的“义理”、“道义”概念，因此，被现代人成为人类最早文字的古两河楔形文字，一方面在目的上不是表达义理、道义的工具，而只是表达语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在其文化内部缺乏传承，表现出突然性，甚至外来性。
西方的文字从楔形文字以来都是浅薄的表音文字，是单纯的语言的符号化。尽管原始的楔形文字表现出象形的特征，但是其象形的目的还是去构造一个符号去与语言对应，如何象形本身，字形本身并不重要。因此，楔形文字在一开始就存在所谓的通假字，即单纯的表音字，字形和字义毫无关系。甚至有些这样的字还是外传的，是古两河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说，尽管外形上差异很大，但是，楔形文字，包括埃及文字，与后来的直接表音的字母文字并无本质区别。字母文字只是在表音上更直接，更细化而已。
汉字的这两个独特性，实际上都与此前的文有关，是直接来自对文的理念的继承，即对易经和契约符号基本理念的继承。但是，礼崩乐坏却把中国的文、字史一刀砍为两段。礼崩乐坏之前，即便汉字出现了，其形态是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但是，汉字的性质更接近“文”，更远离“字”，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字形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典型特征并非象形，而是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直接借用，这些字的字义都是源自书契机制，更应该称之为“契约文字”。在已经释读出来的2000多个甲骨字例中，绝大多数的造字方式都是对契约符号的借用，而非象形，真正的象形字占比极小。但自许慎以来，汉字却被逐渐错误的当成象形，现代人更是将象形绝对化，在字源的解释上极具牵强附会之能事。开头已经举出一些字例，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将对其中几个最典型的进行解释。同时，再接下来的文章系列中，将对每一个字的书契原理都进行详细解释。事实上，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一些源于书契符号的字例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在汉字与语言的结合上，甲骨文和金文与语言的结合非常松散，与语言的同步性很差。因此，甲骨文和金文材料非常难懂。《周易》的经文，《春秋》的经文，以及《尚书》的经文，与金文风格高度一致，可以断定这些经文的源起时间一定在西周。
甲骨文金文这两个特征，说明尽管在形式上已经是字，已经开始与语言进行结合，但是，作为汉字最原始的形态，甲骨文和金文在性质上更接近文，而非字，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文就是易经和书契符号，这两种符号自文明之处的伏羲时代，就已经在中国历史中出现。文是与语言完全分离的，无论八卦符号，还是结绳、书契符号，其本身是没有发音的。同时，无论八卦符号还是契约符号，所表达的都是“意”、“义”，即义理和道义。
但是，春秋战国以来，随着西方法家文化的传入，西方波斯的文字理念也传入中国，并使汉字与整个当时的社会一起，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甚至说断裂式的变革。
这场文字大变革，从形式上说，是西方化、波斯化，从内涵上说，是语言化，字母化，也是去“意”化，去义理化，去道义化。其变革的结果是，汉字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前的传达道义的文，变化成传达语言的字。
然而，由于文的历史太过于漫长，其文化积淀太过深厚，这使得尽管汉字西方化了，但是终究没有西方化，尽管语言化了，但是终究没有彻底语言化，而是停留在完全与语言无关的文，与彻底语言化、字母化的西方字母文字，两者中间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文言”。“文言”其实就是“文”和“言”的结合，是“言”化的“文”，也是“文”化的“言”，既言既文，又非言非文。
从这个意义上，在人类所有文字中，唯有汉字存在“文言”的状态，即“文言文”。因为西方的所有文字都是彻底语言化的，并不存在“文”与“言”的结合问题。西方历史并无独立的“意”、“义”的概念，因此也无独立的“文系统”。
然而遗憾的是，自许慎以来，五经系统对汉字前的文的历史信息遗忘了，即对此前的契约符号遗忘了，包括对契约符号本身，以及进入甲骨和金文字形中的契约符号。而导致这次文、字的历史发生断裂的就是“礼崩乐坏”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大变革。更让人痛心的是，连这次文字大变革本身，也被遗忘了。这导致后人，无法理解“文言”的真实历史来源，以及真实内涵。
现代中国人更是错误地将“文言文”与“古文”等同，现代翻译家也想当然地将任何文字的古代形态都翻译成“文言文”。事实上，任何文字都有难懂的古代形态、历史形态，但是，除了汉字之外，所有的文字都没有文言文这一文字形态。
“礼崩乐坏”时期所发生的汉字大变革，是受当时西方字母文字冲击的结果，在汉字出现相当程度的语言化的同时，也激起了对汉字本质属性的大讨论。讨论的目的是维护汉字的道义传统，而拒绝彻底语言化。
《周易·系辞》和《庄子》、《荀子》均对这一讨论进行了记录。《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明确指出，汉字不是用来表达语言的工具，不是用来“尽言”的，汉字和言都是“尽意”的工具。最后，《周易》甚至彻底否定了汉字的作用，认为只需“立象”加“系辞”就足够了，“立象”就是建立八卦卦象，系辞就是对这些卦象进行解释的言语。八卦卦象属于文的一部分，因此，立象加系辞实际就是文加言，完全不用书、字。
《庄子》比《周易》还要绝对，不仅否定了汉字，甚至连语言也否定了。《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荀子则从名实相符的视角对此进行审视。《荀子·正名》：“心也着，道之工宰。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这里“说”和“辞”是不同层次、维度的语言表达手段，都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道”。这里的“道”与《周易》、《庄子》所说的“意”同义。
《周易》、《庄子》、《荀子》三者的相似之处有两点。首先，都共同强调“意”、“道”的本位性、主体性，而文、言、书均传达“意”和“道”的手段。其次，都认为汉字本身并不重要。现代人相当然地把汉字的出现说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但是，从“意”、“道”的角度，先秦古人却认为汉字本身无关紧要。
在《正名》中，荀子将一切表达“道”的符号系统和语言系统统称为“文”，认为都是人为“约定”，人为的赋予。这意味着文和字的成型原理都非象形的。约定、赋予和象形实际上两种截然相反的造符、造字理念。象形是从物到字再到人，其本在物，而约定、赋予则是从人到字再到物，其本在人。象形说是一种“物本”文字观，约定说则是“人本”或“意本”文字观。后者为中国固有，而前者则来自当时的西方。
汉字发展史：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聊聊汉字是如何衍生的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记录符号，既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思想意识逐渐发育成熟的标志。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人类文明史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从猿人时代到原始人出现，整整经历了上千万年的进化。从原始人再到智人时代，这个过程更加漫长和艰辛。原始人出现之后由于生产力低下，他们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不紧学会了使用工具，同时智力也不断受到启发。
随着人类的生理、心理和智力不断发育，再加上不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形成有效“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生产力，从最开始的“结绳记事”，到最后逐渐形成可以使用和推广的“文字”，这其实也是中华文明史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一 汉字形成的历史背景
为了捕猎或劳作原始人逐渐形成了“协作”的精神，要想让“协作”更加顺利并达到预期目标，他们就必须要通过简单的交流，才能最终实现与大自然抗争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开启了“语言”交流时代。
但由于“语言”既不能保存，也很容易忘记或在沟通不畅时，出现接收或理解错误的情况。这样不仅会影响“协作”效率，同时还很可能导致失败。为了能让沟通更加顺畅，或者避免遗忘等类似事件出现，于是就产生了最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
如果从客观角度来讲，“结绳记事”虽然算不上文字，但却是一次从“语言”到“记事”的一次飞跃性突破。这其实也为殷商时期 “图画文字” 出现埋下了伏笔。整体来说从“结绳记事”到“图画文字”的形成，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至此之后古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汉字”，但“文字”称谓被最终确立，也经历了很多朝代的改良与发展，从称“文”到“文字”的演变过程，其实也是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历程。
二 汉字在历史上的称谓演变
“汉字”的形成与演变，与很多因素都有直接关系。这个过程既有时间上的积累，也有人类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变迁。从原始时期的“结绳记事”与“契刻记事”，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图画文字”，这些其实都是古代“汉字”的发展与称谓演变过程。
所谓“图画文字”又可以称为“图形文字”，指的是原始人记录当时社会生活，自然景象以及相互交流的一种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符号“文字”。这个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并不能称其为“文字”。
三 “汉字”称“文”或“书”时期
殷商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人类创造的“文明”，但此时用来记录国家大事、百姓生活，以及天灾人祸的载体是“甲骨文”。这是一种用锐器刻在龟背上的“象形文字”。简单的说就是可以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形”符号，推测和了解当时的生产和生活。
西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高光”时期，此时已经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周原甲骨文”，并且还有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由于 当时人们还将青铜称为“吉金”，所以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被称为“吉金文字”。
到了先秦时期被称为“文”的文字诞生，据《尚书·序》记载:“ 由是文籍生焉”。这句话可以作为先秦“文”出现的有力佐证。邢昺《疏》:“ 文，字也”，说明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文字”的觉悟。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或“字”也在不断演变，朝代不同对“文”或“字”的称谓也不一样。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制书必同文”。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广雅表》记载:“ 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 这说明古代中国的“书”、“文”其实是一个意思。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 文”其实指的是“花纹”。无论甲骨文还是刻在鼎上面的金文，其实都属于一种“象形文字”。而这种“象形文字”并不能称为“字”，所以从文字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 文”或者“书”与“字”有关联，但却不是实际意义的“文字”。
四 汉字的发展和演变
“汉字”及其称谓的演变，既有历史方面的因素，同时也与人类智慧不断提升有关系。在原始社会或奴隶制社会，由于人们的智慧尚未达到一定高度，所以，在记载或记录当时生活以及重要事件时，并没有一种可以形成体系的“文字”。
但是随着朝代更替以及文明发展，“汉字”的形成与称谓也在不断变化。从最早的“文或书”，再到“字或名”并逐渐演化为“文字、汉字、书契”。这既是“汉字”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字”，其实是以“象形”的形式出现的。“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简单的说就是依据事物的样子，通过线条或图形来表达相关意思。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写道:“ 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
这说明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了“字”的雏形，而此时的“文”虽然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无论是“篆书”还是秦朝时期的“小篆”，在当时都被人们称为“文字”。这种可以用笔画或线条写成的文字，从出现之后就一直被后人所沿用。
据《元尚篇》记载:“ 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人，各令记字于庭中”。汉朝的时候人们不但已经开始应用文字，并且当时的“通小学者”人数甚多。许慎在《说文解字· 叙》中记载:“ 凡《仓颉》一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这句话完全可以证实，当时的文字已经形成了规模，并且常用字高达五千三百四十个。
五 结 语
汉字在历史上的称谓以及演变过程，即从称“文”到“文字”的，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程。从一开始的“结绳记事”，是人类有意识记录讯息的启蒙阶段。然后，经过不断发展而出现的“象形文字”，这其实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从原始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文”的称谓虽然不断变化，但最终的目标都是向着“文字”迈进。无论是“文”还是“字”，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字的称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文字”出现之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就进入了可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汉字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
2. 说文解字
3.古文字学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