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迈克尔·刘易斯，鼎鼎大名的畅销书作者，《说谎者的扑克牌》、《大空头》，而我书柜上的，是这本书的前身《点球成金》，也被翻译成《魔球：逆境中的制胜法则》。
为什么说是这本书的前身？因为《魔球》讲的故事，是在棒球领域，奥克兰运动家队——一个资金实力垫底的球队——如何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选出一批性价比更好的球员，从而取得辉煌战绩的故事。
而这本书过去十几年后，作者认识了行为经济学教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才发现自己还忽略了：人们做出误判的心理学原因。
这本书要讲述的是：人的思维，在我们形成判断和做出决策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判断与决策，这正是这个公众号最关注的主题。为什么关注？很简单，你理解了人类为何会做出误判，以及人类认知的规律，小则能在证券市场盈利，大则能洞悉人心。
1
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16岁时，达里尔·莫雷拜读了《比尔·詹姆斯的棒球简史》 。詹姆斯就是那位把统计分析放入棒球运动的天才， 刘易斯把他的故事写进了《魔球》。
后来，莫雷终于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用统计分析的方式在这里一展才华。
不认识莫雷的人认为，既然他要用知识来武装篮球，那他一定是无所不知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莫雷对自己缺乏信心——他知道，凡事要想有十足的把握是一件多难的事。
莫雷说：“知识实则就是预测， 所有能够提高你预测能力的东西都是知识。基本上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在试图得出正确的答案，只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如果我是球队经理，我肯定最关心哪个球员的未来表现最好。
通过统计分析，单位时间内的篮板球次数，可以很有效地预测大个子球员未来的表现， 而单位时间内的抢断球次数，则对预测小个子球员今后的表现很有用。
比起身高， 球员的站立摸高更为重要——要看他的臂长， 而不是身高。
莫雷不是知道的更多，而是通过已知的知识提高推测的准确率。
在2007年的选秀中，模型筛选挑中了马克·加索尔。
结果有球探拍到了他赤裸上身的样子，照片中的他又矮又胖，长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对女人才有的丰满的胸。火箭队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胸男。
人们对加索尔的嘲讽影响了莫雷，他眼睁睁地看着加索尔被孟菲斯灰熊队选走。在选秀第48顺位，选中一个日后的全明星球员的概率不及百分之一，甚至连选中一个合格的替补球员的可能性都很低。
贴在马克·加索尔身上的标签，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判断，导致大家“以名取人”。“自那以后我就订了个新规矩，”莫雷说：“不许给任何人起外号。”
还有林书豪，201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入选NBA。
莫雷说，“数据分析表明， 我们应该在第15顺位左右就选择他。”
但是基于数据的评价结果与专家看法不吻合：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个亚洲人运动能力不足。莫雷对模型分析也不敢全信， 于是临时掉头而去，放弃了林书豪。
人类的偏见，对外表的偏见，对于种族的偏见，让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NBA劳资纠纷，导致停工歇业的时候，莫雷报名参加了哈佛商学院的一个管理培训课程，选修了“行为经济学”这门课。
第一堂课开始时，教授要求所有学员把他们电话号码的后两位数字写在一张纸上。
接着，她又让大家估计一下联合国里非洲国家的最高数量，结果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电话号码数字偏大的人，所估计的非洲国家的总数也更大。
莫雷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2
丹尼尔·卡尼曼
卡尼曼告诉自己的学生：“当别人说到某件事时，不要去想它是不是真的，而要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真的。”
听取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尽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试着从中寻找意义。
收集信息，客观分析，成为卡尼曼一生的追求。
卡尼曼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时，开发了一套士兵性格测试，可以预测应征者在不同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
直到今天，以色列的军队仍然沿用，因为这套测试，不让面试官的直觉干扰他们对于应征者的判断。
过分青睐直觉判断，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决策中犯的最主要的错误。
卡尼曼在帮以色列空军培训战斗机飞行员时注意到，教官们总是认为批评比表扬管用。因为被表扬的飞行员下一次表现不如上一次出色，而被批评的飞行员下一次却会更做得更好。
稍加观察后， 卡尼曼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不管是因为飞得完美而被表扬的飞行员，还是因为飞得差劲而被批评的飞行员，他们都只是在向自己的平均值回归。
回归均值，这是无数有经验的专家也会忽略的错误。
卡尼曼从视觉幻象中取得了重大发现：明知是错觉，人还是难免被误导。因此，他觉得思维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东西。
人不是天生的统计高手，人的大脑也不会理所当然地提供“正确”答案。
人类的认知是有模型和规律的，即使这个模型不完美。找到这个认知模型的漏洞，就是卡尼曼研究最大的贡献。
人贵有自知之明，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可能在哪里出问题，进而避免犯错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聪明人。
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而是知道自己可能在哪里犯错，全力避免犯错而已。
就像查理·芒格这篇精彩演讲《如何才能过上痛苦的生活》。
3
俄勒冈研究所
1960年，对于人类决策问题有着浓厚兴趣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霍夫曼，获得了全美科学基金会6万美元的资助。
有了这笔资助，他辞去教职，在尤金市买下一栋楼，成立了“俄勒冈心理研究所”，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所只专注于人类行为的私人研究机构 。
当被他的孩子们问及他靠什么谋生，他指着一张印有人脑解剖图的海报回答说：“靠研究大脑里面藏着的奥妙。”
当时接到了一个承保公司的活，想测试一下在高层的住户是否能够感受到房屋的晃动。
结果出人意料，人们对于晃动的感受十分明显。
所以最终，施工方为了让摩天大楼更加坚固，设计了一种长约75厘米的金属减震器，并且将11000根这样的减震器安装进了每一间屋子。
这座大楼就是世贸中心。
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额外增加进去的钢材，使双子塔在遭受那架商用飞机撞击后尽可能久地多坚持了一会儿，使14000人中的一部分人得以在大楼倒塌前成功地逃生。
当然这是一段逸闻趣事，心理研究所最重要的研究还是人的认知判断。
霍夫曼的想法是，要想更准确地了解专家们的思维过程，就必须依靠那些他们在做判断时接收到的各种信息（霍夫曼称之为“线索”），并根据他们的判断去推导不同信息所占的分量。
也就是用数字解开神秘复杂的思维决策之谜。
如果说投资学、心理学、精神病专家的判断还有很强烈的主观性，那么临床医学专家的判断应该足够权威有效了吧？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辅助设备。
于是霍夫曼研究临床专家的思维模型，通过观察胃部X光片来判断患者是否得了癌症。
专家们提出7个指标，这些指标有多重不同的组合。霍夫曼通过设计了电脑模型，将7个指标配以相同的权重。
研究结果让人震惊，这套模型不仅胜过了医生这个整体，而且在和单个优秀医生做比较时，它也更胜一筹。
很多医生们不仅与他人的判断有出入，还与自己的判断相矛盾。如果医生自己都不能做到诊断结果前后一致，那诊断的正确性自然就得不到保证。
原因是临床专家不是机器，也有喜怒哀乐、厌倦、疲惫等等情绪影响。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模型和单一特征的判断，人工智能即使现在最多能够起到辅助作用，还不足以替代专家的判断。
1971年，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陆续来到尤金市，即将开启新的历史。
4
行为经济学开山之作
某市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智商是100。为检验当地的教育水平，随机选择了50名学生接受测试。第一个学生的智商测试得分为150，请判断这50名学生的平均智商？
1969年，卡尼曼设计的这些问题，被特沃斯基带到了美国心理学年会和数学心理学大会上。在那里，一屋子有着极高统计学素养的专家接受了他的测试，其中有两人还曾出版过统计学教科书。
结果怎么样？
这群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也犯了很多人都会犯的常识性错误，认为这50名学生的平均智商是100。
专家们也忽略了小样本更容易出现极值。
事实上答案应该是101。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是合著了第一篇文章《小数定律之我见》，这一篇还有点玩票性质。他们正式开始的第二篇，为了更加专业，引起学术圈重视，取名《主观概率：代表性判断》。
“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形成的结论，所提出的解释，通通都是基于我们对不确定事件的可能性所做的判断，例如，一份新的工作，一个未知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个未卜的市场前景。”
在此类情境中，人的大脑并没有去计算正确概率。那它究竟做了什么？
卡尼曼和阿莫斯给出了答案：大脑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
他们把这些经验法则称为“启发性”的。而他们意欲探讨的第一个启发性法则就是“代表性”。
这朵云是否预示着要下雨？这个苹果是否更好吃？林书豪是否会成为篮球明星？这个竞选者是否更可信？……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判断往往基于“相似性”或者叫做“代表性”。
文章中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案例，这里只说一个——
大医院平均每天会有45名新生儿，小医院平均每天会有15名新生儿。新生儿中约有50%是男孩。但是，男性新生儿所占的百分比每天都不同，有时高于50%，有时低于50%。
在一年间，两家医院对于男性婴儿日出生比例高于60%的天数进行了统计。你认为哪家医院所统计的天数更多？请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大医院
——小医院
——基本相同（即浮动小于5%）
答案不剧透，读者自己猜。
仅仅几周之后，他们又合著了一篇新的文章，用了一个更加晦涩的名字《可得性：频率与概率判断的启发式 》。
人们越是容易回想起某个场景，即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认为这个场景是存在的。
某个刚刚发生、格外生动、格外常见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经先行占据人的思维的东西，极有可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回想起来，并最终在他们的判断中占据不合宜的比重。
我们可能觉得坐飞机更危险；买了某品牌的车会发现路上这样的车更多；生了小孩的父母会看到更多的小孩；亲眼目睹一场车祸之后，你开车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越容易想起来的事儿， 就越容易觉得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是另一种误判的来源。
除了代表性启发和可得性启发，还有一种启发式叫作“锚定与调整性启发式”，就是莫雷那个估算非洲国家数量的案例。
这些抽象的理论有啥用？太有用了！
如果你看到一个基金在去年收益率排名第一，你就敢买这个基金吗？
如果你看到身边的朋友，把孩子培养上北大，他说的育儿建议你就言听计从吗？
如果你看到一个产品到处在打广告，是不是这个产品就非常值得购买呢？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很有钱，你就会嫁给他吗？
……
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锚定偏差，这些都是人类决策误判的根源。
判断与决策9-易得性启发：为什么人们更害怕坐飞机而不是坐汽车？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7年，同为行为经济学专家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也获得了诺比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没有特沃斯基？很遗憾，他1996年英年早逝。
寿命短，获奖的概率就低很多。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在1972年即将离开尤金时，留下一张纸片，歪歪扭扭的写着几行字：
人们通过编故事来预测。
人们预测得少，解释得多。
不论是不是心甘情愿，人们总是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人们相信只要竭尽全力，就能预测未来。
人们能够接受任何合乎事实的解释。
写在墙上的字迹，不过是隐形的墨水。
人们总是努力想得到他们已经得到的知识，对未曾拥有的新知识却退避三舍。
人是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生物，被扔进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宇宙。
在人和宇宙的较量中，结局一定出乎意料。
已经发生的事是那些原本就不可避免的事。
这像是一首诗。
在人类认知误判心理研究方面，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就是那个先驱，现在无数的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研究，都是基于当时他们的研究。
“前景理论”在问世之初的头10年极少被学者引用，到了2010年，却已成为经济学期刊中被引用频率高居第二的热词。每10篇刊发的经济学论文中就有一篇包含行为经济学视角。
在特沃斯基临终的那段日子里，卡尼曼几乎每天都会陪他说话。当特沃斯基表示自己希望按照老样子生活，而且已不再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时，卡尼曼疑惑地问他为什么。“那我该怎么活？去波拉波拉岛？”阿莫斯回答。自那之后，卡尼曼连去波拉波拉岛的念头都不再起过。只要一提这个地方，他的心里就会泛过一阵不平静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