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真理的内在性》导论（第二节）

内在性、有限性、无限性……

文｜巴迪欧

译｜蓝江

让我们先回到本书的重要主题：内在性、有限性、无限性。我们将得出一个简单而令人震惊的本体论定理，该定理确立了有限之中的思想程序和无限之中的思想程序之间的根本性差别。

一、论“内在性”一词

在哲学中，细节也是可贵耐心的试金石，即柏拉图的“漫长的迂回”（longs détours），旨在让每一个论断都得到论证，同时这也经历了相当巨大的风险，在此过程中会失去主要目标，失去真正生活必须达到的动机。因此，在进入考察有限性模式，有限性的运算，有限性组织地压迫形象，以及与之相反的无限序列的章节之前，我想重述一下，在“真理的内在性”的标题下，什么是最明确的问题，现在我们刚刚阅读的导言已经确立了本书的谱系和主观的历史。

我的出发点和通常的哲学一样，也是证明和合法化的问题，一方面，存在着真理，也就是说，存在的真理有一个普遍性的值和范围，任意的人类主体都可以识别这样的值（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值通常已经得到了识别），另一方面，一个真理是在某个既定世界中的内在的生产：它不是在可认知的天空中永远存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生产。普遍性真理在现实世界中是内在性的真理，因为它们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出来的。笛卡尔说，是上帝创造的。当然，我们把它带回大地：真理是由人类主体创造的，无论是个人主体还是非个人主体，无论是个体主体还是集体主体，在既定的世界中，用既定材料进行创造。

如果你愿意，这就是一个批判性的立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既要反对“没有普遍性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这种怀疑论或相对主义的立场，也要反对“真理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一个超越性的外部形象之中”这种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断言——本书标题《真理的内在性》并非没有道理——真理在三重意义上是内在性的。

首先，这就是我刚刚回溯的基本含义，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某个既定世界中的内在性的生产，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历史地理的世界，在时空中被具体化的真理。从非常经典的角度来看，“内在性”在这里与“超越性”是对立的。

然而——这是第二个理由——一个真理对于它所处的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例外，这仅仅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普遍性的值。事实上，尽管是一个特殊世界上产生的，一旦将它转换、转移、转译到其他可能的真实世界中，它会保留这个值。在许多其他事物中，这就是我们认识它的方式。举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例子，你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看到的几何学定理，毫无疑问是发生在古希腊世界中的思考的结果。然而，这些定理，首先是用希腊文写就和思考的，在今天任何的特殊世界也可以理解这些定理，认为这就是几何学真理，中国人或巴斯克人可以再次证明这些定理，也不会改变事物的真相。这意味着在这个真理和拥有绝对值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东西不能还原为特殊的古希腊条件下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造。在这里，现代哲学的努力恰恰是将这个绝对值与所有的超越性分离开来。或者说，毫不软弱地描绘出上帝之后的所有可能后果，而不会导致真理不存在，或者牺牲真理的绝对性。

从那时起，我们认为我们不再参照一个神圣的超越性，以保障真理的存在，只有两个立场。首先是今天主流的相对主义，宣布了没有真理，“真理”一词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虚构的名称。其次就是我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让我所认识的哲学得以延续下去，我提出了与绝对性相关联的真理概念，绝对既不是太一，也不是超越性。所以这里我们有了内在性的第二种意义：真理与本身具有价值的绝对性之间是一种内在性的关系。之后，我将标明绝对内在性的标记就是由真理的无限值给出的。真理总是见证了从有限到无限的内在关系的可能性。在本书的概念操作中，有限/无限的辩证法处于核心地位。

最后，“内在性”一词的第三个功能来自于如下事实，个体或集体的生成主体依赖于内在于真理过程的能力。要作为一个主体，要成为一个主体，这就是另一种内在性形式，这是真理过程的内在性，因此也与所有真理支持的绝对性有关联。

“真理的内在性”具有三重含义：既定世界上的真理生产的内在性；某个真理在有限和无限的某种关联之中的内在性，这是真理触及绝对性的标记；还有如此构成的所有主体的内在性，它超越了所有特殊的个体性，成为了真理的过程。

二、论“有限”一词

我反对真理内在性的解放图示，尽管它内在于上帝之死，但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有限性学说——至少在西方，这是今天的主流学说——它认为人类，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可以还原为有限的参数。众所周知，最寻常的说法就是人类动物是会死的。我们后来再来谈这个“死亡说”，当然死亡是我所谓的最古老的有限性算子（les opérateurs de lafinitude）。还有其他许多此类的算子。例如，可以说，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创造，唯有掌握了该文化的参数，尤其是语言参数，才能理解该文化（文化相对主义）。我们可以向哲学课上讲的那样，讲我们必定不可能完全接近真理：真理是无限探索的对象，最终不可能成功，顶多我们可以去怀疑一切将自己表达为“真”的东西。即便对马克思主义的严格处理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由于阶级成员规定了所有人类主体的意识形态，我们只能参照这样的真理，即通过假定普遍阶级的实存，来确保真理的值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正如无产阶级及其专政所表现出来的彷徨与悔恨一样。然而，在没有一个普遍阶级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阶级相对主义，最后与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相重叠。

如果我们能走出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有关系性的创造，或者如我在《世界的逻辑》中所说的，只有身体和语言，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有限性问题进行详细的批判。我们必须说明无限性是一种可需求的和真正的资源，它是与普遍性价值的真理相关的一切的保障。所以，我想要证明的是，这种所有真理都需要的无限性的资源，会渗入最单纯和最抽象的思想。

我想在这里给出一个练习：一方面证明有限性之下，另一方面证明无限性之下的相同属性。验证一下“无限”的情形是否与“有限”的情形有着根本差别。因此，正如我经常做的那样，我们围绕着数学上的基本例子来推进。不过，正如读者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个证明的意义在于，仅仅局限于有限性的理性，与在无限性之中冒险的理想之间的差别，不只限于数学。

三、有限和无限的本体论定理

用我们的话来说，任意的多都是一个集合。我们在这里记得一个相当粗陋的学校回忆：我们可以考察这个多的内在性，也就是说，在这个多之中可以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其他的诸多。第一种方式是组成该集合的诸元素。我们称之为元素的内在性。或者我们可以考察这个整体的诸部分，也就是说，各种元素的不同组合，在隐喻上，它就是整体的诸元素的汇集。如果你说“法国”，你可以认为这是法国人口的集合，也就是说组成这个总体的所有个体的集合（这就是它的原子层次），但你也可以考察各个元素的分组，构成各个部分：如勃艮第人、光头、病人等等。这就是事物的两种存在方式，两种内在性模态。

康托尔不久之前，即19世纪末证明了，在任何界定的多之中，子集（部分）要比元素多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我们面对无限之多时，子集（部分）也比元素多得多。

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在无限上，与个体资源相比，集体资源在数量上更多，也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可以成为“政治哲学”中关于行动、合法性资源等问题的争论。究竟在个体数量上，或者在个体之间重新组合的潜能上，哪一样会远远超越个体的资源？例如，投票。这个规定基于各个个体的能力，此外，基于在所谓的“投票室”里将个体与个体一一分开。投票主张政治的合法性是被计数的数字，即多数人，这是有限的个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政治运动、群众罢工、机会、党派、罢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示威、秘密集会等问题，无论你想要什么，它对合法性的处理方式就会完全不同。你们将其建立在集体资源之上，其根源和内在性发展会立即创造出更多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认为一个非常小众的组织能合法地掌握政权，事实上，在公众意见中的广泛承认也可以合法化，而之前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代表尽管占多数，却无济于事。换句话说，如果从个体的可能性和计算多数人的角度来看，相对于集体所代表的可能性，个体显得支离破碎，如同不合法的限制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最抽象的层次来看，认为个人主义代表人类进化的最终成果，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论，与集体的重新组合的可能性相比，个体的可能性遭到了很大的限制。

现在我回到了我谈过的真正的说法，这就是整体的诸部分的数量要比元素的数量要大得多。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可证明的定理。但对这个定理的证明，在有限的多的情形中和无限集合的情形会有着天壤之别。

四、有限情形的证明：如果一个集合有n个元素，那么其子集的集合有2n个元素。

证明：证明是演绎证明，分三个步骤：

1.对于只有一个或两个元素的集合，定理为真。

只有一个元素的集合的情况很简单。我们用{x}将这个集合表示出来，即单元集（singleton）。其子集只有集合全集本身和空集，没有元素的集合，我们用Ø表示，空集是任意集合的子集（在本书的序章中我们来说明这一点，但在这里我们认可它就够了）。所有它有两个子集，因为2=21，定理得证。

为了好玩一下，我们也直接证明一下两个元素的集合的定理。设x和y是集合的两个元素。我们可以用{x, y}代表这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各个部分是什么？首先是这个集合的全集，即{x, y}本身。随后，我们还有空集，即Ø。这就是该集合的两个子集。于是，我们还有两个子集，即原来集合的单元素组成的集合，所以得到两个单元集{x}和{y}。那么，……再没有别的子集了。两个元素的集合有四个子集。4=22。所以二元集的定理得证。

2.如果对于有n个元素的集合，定理为真，那么有n+1的元素集合，定理亦为真。

我们设集合E有n+1个元素，在其中选择出一个子集S有n个元素，只剩下E中的一个元素，我们设该元素为z。根据假设（“如果在n个元素的集合中定理为真，那么……”），集合S有2n个子集，这些子集也是E的子集，因为S是E的一个子集，那么一个子集的子集也是一个子集（这纯粹是直觉问题）。E中还可以给处多少子集？好的，所有这些子集都漏下了一个元素，即z。我们很容易得出：S的2n个子集，再将z分配给所有的子集，这样就多出了2n个子集，总体来说，我们有了E的子集的两倍，即2·2n，即2n+1。因此，对于有n个元素的集合来说，该定理的真实性也可以推导出与之相联的更高级的“新”集合的真实性，即我们获得了n+1个元素的集合真实性。

3.在有限元素集合下，该定理为真。

首先主义，我们知道，该定理对于某些情况下为真，因为（第1点）它在单元集的情况下为真，在双元集的情况下也为真。让我们设，在某些情况下，定理为假。在这些情况下，有一个最小数字，如p，对这个数字而言，该定理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p必然大于1和2，因为对于1和2来说，定理为真。因此，有一个集合有p个元素，且没有2p个子集（或更多，或更少，但在这里，这一点并不重要）。但这不可能是真的。事实上，如果有一个p-1个元素的集合。由于p是该定理为假的最小数字，该定理对于p-1个元素的集合而言是真的。但根据第2点，对于任何（p-1）+1个元素的集合，也就是p个元素，它一定是真的。所以这个集合有2p个子集，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矛盾，即“该定理对于数字p来说是错误的”。定理得证。

我们注意到，这种证明方法（递归方法）对于客观有限的情况（即整数的情况有限性）是有用的，但这种证明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本身是一种有限的方法。这种方法首先简单地考察一定环境下的某个特殊情况，如1个元素和2个元素的情况，那么以建构的方法从一个情况递归到另一种情况，这利用了整数排序的规律。这种方法从根本上看，建立在有限建构的基础上：从一个整数到下一个整数。这有一个可控的结构，从p-1的定理为真，过渡到p的情况，我们之前设此时定理为假，这意味着该定理在所有层次上都为真，因此对于任何元素为有限整数的集合都为真。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着有限性问题不仅仅关涉对象（在这里，即数字），而且也关涉到思考这些对象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由于我们只讨论有限性，那么思考本身也服从于有限的规则，在这里即自然数排序的规律。

五、证明无限的情况：如果一个集合是无限的，它的子集既不能少于元素，也不能等于元素。所以，它只能多于元素。

在无限集合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像我们对有限集合的证明一样，能够证明对于既定的多来说，其子集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元素的数量？这个问题的哲学本质在于：如果我们来考察无限性，我们是否同时将思想本身带入到一种与无限性的紧密关系之中，那么思想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无限的内在因素？这样，思想不再指向这样的有限性，即让自己走向无限，但永远无法触及到无限。通过其证明程式，思想将居于无限本身之中。

这就是康托尔的证明。康托尔证明了，这是第一等级的本体论定理，即我们刚才所说的定理——在有限集合中，子集的数量远远大于元素的数量——也可以在无限集合情形下得证。换句话说，在子集、集体资源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般情势，在无限性本身的范围里，要比个体计数要大很多。

在所有真理领域中，当然，即在科学、艺术、政治和爱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让我们对艺术评价为例。艺术作品问题一直都是哲学试金石，因为我们不清楚艺术作品是否可以用有限的校验程序来评价。我们一直都反对如下事实，即我们不可能用有限的定量方法来衡量审美判断，对艺术作品的美，以及艺术的普遍性和力量的认识。我们不可能说“这个作品比另一个作品大n倍”或者“这就是我提供给你的评价艺术作品的方式”。艺术批评同时会面对如下事实，即在这个领域中，判断原则超越了判断本身的有限性。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对于艺术作品的解释和判断在历史上仍然是开放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在今天仍然在重新诠释和上演，因为艺术作品处在无限的平面上。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在于他创作的不同时期仍然富有活力，这一事实说明，我们有固定地评价艺术作品的方式，总是需要在不同背景下重新开始进行这样的评价，这恰恰是因为其普遍性，因此也是它们的绝对性，让重新评价成为可能。正是在与潜在无限的情势的关系中，让艺术判断变化发展，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判断并不是可计算的有限性的秩序。我们早就明白，艺术作品总是在无限的背景下进行比较，无论是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还是之后的浪漫主义的思想中都是这样。这并不是说无限性不能被思考，而是说它只能按照自身无限性的程式来思考，例如，重新解释“无限”的判断程式。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接受未来的无限性。真正的政治不会是那些以固定的程式性数据作为目的的政治。近两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者认为，革命的时代一个有限的时代，它被国家权力所规范，管制了政治斗争的结果，这看法大错特错——革命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开创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开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政治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判断，能够给未来留下余地。它自然可以根据内在的预测性的程式来评价未来，但不是对未来进行规划。我们今天很清楚，一个方案不是直接改造社会的问题，而是改造国家的问题。该方案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方案。与政治本身相关联的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行动，当然总是在非常具体、非常精确的情况下，根据人类集体本身的无限资源，以这样的方式，让实现变革的运动本身不被还原为规划性或国家性的层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面对了第二种真理的内在性：真理总是有限与无限的独特关系。所以，要想知道在最抽象，最根本的层面上发生了什么，对于与个体资源相比的集体资源，这绝不是浪费时间。在面对无限集合时，集体资源仍然是否比个体资源大得多？这产生了康托尔的推理，即事实上，在无限中，子集要比元素更多，这个推理本身就传达了一种无限性的形象。无限性让思考本身无限化了。

六、康托尔证明1：不可能的力量

因为我们谈到了“多”和“少”，我们开始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两个无限集合之间进行定量的比较，一个是由无限集合的元素组成的集合，另一个是由对各个元素的有限或无限的分组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说有第一部分的子集组成的集合？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在“绪论”中来谈这一点——就必须要诉诸一一对应（correspondance biunivoque）的概念，让第一个无限集合的每一个点都毫无例外地对应于另一个无限集合的每一个点，一次你第二个集合所有点都与第一个集合相连。

在这种情况下，一一对应必然是这样，一个既定集合的元素对应于一个子集，两个不同的元素对应于两个不同的自己，任意的子集都对应于一个元素。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如果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存在，那么可以说这两个无限集在数量上是相等的，这种说法是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程式，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严格的无余数的一一对应关系，穷尽了一个集合的元素与另一个集合的元素。

现在，假设在无限之中，子集的数量与元素的数量要多得多。我们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认为更少，因为无限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都界定了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元素的不同子集，即只有单一元素x的结合，x的单元集，写作{x}。所以我们知道，至少子集的数量和元素的数量一样多。关键要知道是否存在更多的子集数量。

我们不准备直接证明子集的数量多于元素的数量（我们在证明有限集合时是这样做的，甚至可以量化得出“多”多少：n个元素的集合，有2n个子集），我们要证明不可能有这么多。既然我们在前面证明了不可能更少，我们就要证明必然有更多。因此，我们通过否定可能性来进行证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归谬推理（raisonnement parl’absurde）。

为了肯定“即便在无限的情形下，集体的资源要比个体的资源大得多”，我们就要进入到辩证法的层面，也即是说，在辩证法那里，必然要通过否定来推进。那么，究竟什么是归谬推理？比如，你要证明命题φ。归谬推理并不在于你给出命题φ的证明，而是说明非-φ的不可能性。我们要说明，倘若非-φ为真，那么会发生灾难。在逻辑上，灾难就是悖论。这就是说，非-φ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排中律（对于任何既定的陈述φ，要么φ，要么非-φ）回到φ。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陈述，例如非-φ，有无穷无尽的结果。所以，思考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入到这个无限世界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明显的悖论，让我们知道非- φ为假。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清下，解释为什么归谬推理总是被定性为非建构性的推理。事实上，你并未建构任何东西，你就处在一种游历的途中，你想知道在无限之中研究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也就是说悖谬。在无限情形下进行操作，归谬推理是必须的，它本身就是无限的。在现实中，你正处在虚构之中。归谬推理就是无穷无尽的艺术作品：你假定了非-φ（在你自己眼中设定为假，当然你确信φ才是真的），你得出了非-φ的必然结果，那就仿佛φ是真的。这种“仿佛”的元素就是我所谓的虚构元素。

在某些时候，你希望遇到哦一些真实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不可接受的不可能的后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探索非-φ，那么你对φ不会了解太多，尤其是你体验到的是否定的化身，而不是肯定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有限，因为它不是那么虚构，它更富有建设性。归谬推理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精妙的发明，因为它冒着人类能实现的建构之外的风险。在政治上，这意味着激进实现遭遇了不可以还原为国家和权力的风险，成为在集体情形下通过自身实现的思想的历险。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注定要发生，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国人常说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归谬推理就是由错误的假设导致的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例子，你的假设，就是为了发现错误是错误。像巴什拉、拉康本人之类的认识论学者，坚持认为真理总是在一个虚构的结构中展现自己，或者真理披着错误的伪装展现自己。这种错误引导着你走向真，而真是一个不可能把握的点，在这个点上，它迫使你退回到承认p为真的地方。

最精妙绝伦的例子就是康托尔的证明，因为它或许触及到了多的最根本你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元素与子集的关系。康托尔冒着风险进行归谬推理，也就是说，他冒着风险，即倘若找不到悖论，就会一事无成。在这样的推理中，就如同在政治中一样，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在一个你一无所知的地方，证明了错误的结果。

七、康托尔的证明2：不可能的阻断技术

证明：设无限集合E，最终由无限的元素组成，而集合p（E）是其子集的集合。

我们假设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一对应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E的每一个元素对应于p（E）的一个且唯一的元素（即一个子集），E的两个不同元素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子集，在任何子集对于应E中一个元素且只对应一个元素。仿佛说我们通过E的一个元素来命名了E的一个子集，而E的每一个元素都命名了一个E的子集。如果两个集合（E本身和它的子集集合p（E））是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在量上相等，这就会导致没有“无名的子集”。因为子集比元素更多，那么至少有一个子集没有名称。

正是这种“无名性”不可避免地出现，成了一种理性的弔诡，它确定了现实中不可能的点。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1）要么E的一个元素α在与之对应的子集之中，也就是说，α是该子集的名称。我们设这个子集为Pαα，我们用属于关系符号∈来表示，于是有：α ∈ Pα。该子集的名称在子集之中。

（2）要么该元素不属于其命名的子集。我们有：非-(α ∈ Pα)，即子集的名字不属于该子集。

弔诡在于，E的PA子集（“悖论”子集）由所有的第二种情况的元素组成（“名称在该子集之外”）。这个子集有一个名称，即Ext，因为通过一一对应关系，任何子集的名称都是E的元素，我们可以设：Ext∈E。

名称Ext，就是PA子集的名称，那么它究竟是内在于还是外在于它所命名的PA子集呢？

（1）要么Ext在PA中（即Ext∈PA），但由于PA是第二种情况的元素集合（“名称在该子集之外”），它应该具有PA所有元素的属性，即“它的名称在该子集之外”。但很巧，Ext是PA的名称。所以它不可能在PA之中。

（2）Ext在PA之外（而不是Ext∈PA），但PA恰恰是具有“名称在该子集之外”属性的元素的集合，如果Ext是PA的一个元素，它拥有该属性，所以它是PA的一个元素，它不肯在它的外面。

最终，名称Ext，是E的一个明确定义的元素，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存在。如果它存在，必然它同时在PA之内和在PA之外，这是不可能的。认为在元素集合和自己集合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假设，导致了一个无法言说的子集的出现，它同时在之内和之外。我们思考所确立的无限区域的特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悖论现象：内部和外部是一种辩证关系（内部可以解读为外部，而外部可以解读为内部）。最后，我们必须放弃元素和自己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子集的数量不可能比元素的数量更少，也不能相等，那么只可能更多。定理得证。

这个证明本身很有趣，因为这是带风险的证明，它的风险是会遇到我们刚刚看到的悖论实体，即集合PA的名称Ext的类型，也就是说，所有不包含自己名称的子集的集合，这迫使你做出的假设落空了，最终证明该假设是不成立的。但的确也有风险，至少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遇不到悖论实体，因为假设的结果当然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驳倒最初的“错误”假设，因此我们不可能证明我们想通过归谬推理证明的定理。

八、结论

1.这个证明结构最实际的结果是在所有情况下，也即是说，在有限和无限的情况下，一种情势的集体资源要比个体资源要多得多。它创造了更多的不可能性。

2.当我们进入到有限和无限的关联之中，当我们内在于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之中，那么思考不再是可以计算的东西，它不可能从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来进行推理。它不可能是建构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可以有条不紊地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层次。它必然是辩证的，也就是说，它是依照路线和路线上的障碍进行推理。这就可以让我们理解，真理的判断并非是可以计算的判断。甚至在数理逻辑之外，必然要支持如下公理：如果你想借助漫游和冒险考察一个情势，唯有当你遭遇了一个悖论现象，一个不可能的点时，你才能检验该情势的真实性。

在艺术作品中，在政治情势中，甚至在爱情的情势中，一个人是否不断地去面对在其中还是在其外的不确定的问题，本身就是过程建构的组成部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虚无主义，例如，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嫉妒就是爱的本质：总而言之，你在一个“不是你喜欢的类型”的女人身上浪费了你的时间。在这种世界观中，你不断地怀疑其他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你总是处在真正的悖论当中，有可能在爱情过程之中，实际上是在爱情之外。但从这个悖论来看，你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么你有一个肯定的辩证可能性，也就是说，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恰恰是爱情过程本身的无限建构过程，它并非不可避免的失败，而是物质性，是建构的原则。这就是不断地重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问题，这样，我们可以接受各种不确定的情势，在各种无法区分的选项之间悸动——在这种情况下，悸动就是心脏的跳动。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涉及到无限问题，我们就会遭遇最抽象的，最示意的、最书面化的层次，我们会通过否定遭遇这些充满风险的内部和外部。这显然证明了真理的内在性，即便在最示意、最形式的真理层面上，对于人类思考来说，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遭遇无限风险的可能性。这个风险就是这整本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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