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云南人民抗战的历史地位
提要：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胜利。云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先后派出3个军20余万人出征前线作战，屡建奇功；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抢修的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起到“抗日输血管”的伟大作用；滇西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加速了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并为国统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关键词：云南人民；抗日战争；历史地位；六十军；滇缅公路；滇西抗战；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战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云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仆后继，共赴国难。先后派出20余万英雄儿女出征前线作战，屡建奇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国家毗邻，国境线长达4千多公里，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又是我国大西南的门户和抗战的大后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盟军开辟东南亚印缅战区。云南地位尤为重要，它的西部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和反攻基地，使云南人民的抗战具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一批爱国的地方实力派，积极组织军民起来抗战。蒋介石这时在南京被迫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大计，龙云应邀赴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云南出兵的问题，龙云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出兵20万，“先派出一个军出发，跟着再编一个军出去”[1]。会后，龙云回到云南，从云南原有的9个旅中抽出战斗力较强的6个旅12个团组编为六十军。卢汉为军长，下辖3个师，即一八二、一八三和一八四师。师长分别由安恩溥、高阴槐和张冲担任。每个师设两个旅四个团，“全军四万余人”[2]。官兵年富力强，装备精良，多数排长、班长及一部分士兵都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连长以上军官大都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打过多年仗，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
1937年9月初，六十军在昆明南郊的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表示欢送。会上高呼“誓灭倭寇，保卫祖国”的口号，气氛热烈。部队9月中旬先后离开昆明，开往抗日前线。1938年春节到达武汉待命。在武汉期间，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专程拜访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叶剑英、罗炳辉将军，双方既是友军又是老乡，谈话很融洽。当时，张冲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本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要求八路军办事处能派一批政治和军事干部到一八四师工作。”叶剑英、罗炳辉对第二点要求立即表示同意。随后派了“张天虚、周时英、杨华等同志到一八四师工作，并在师中建立了中共的党支部”[3]。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文艺宣传和军容风纪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张冲的领导下，一八四师成为六十军的模范师。
1938年4月，日军坂垣第五师团和矶谷第十师团向鲁南的台儿庄再次进攻，直接威胁到徐州，形势危急。六十军奉命开往台儿庄作战，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正当六十军向指定的地点集结时，与突入之敌不期而遇，在第一线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已经转移的困难条件下，滇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断挫败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脚。一0八团二营为狙击敌人坦克，有的战士抱着捆好的手榴弹向敌人坦克匍匐前进，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冒着敌人炮火，跃上敌人坦克与敌人展开英勇的剌刀拚搏。尹国华营的全体官兵5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旅长陈钟书率部冲入敌阵，与敌人短兵相接，身受重伤倒地后，仍不断呼唤冲锋！前进！直至阵亡[4]。团长莫肇衡，率领官兵向敌群冲杀时，不幸中弹受伤，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他撕开包扎的伤口，血书于道路旁的石板上：“出师未捷身先死”，因失血过多而与世长辞。另一位连长黄人钦阵亡后，从他的衣袋中发现临战前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其中说：“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机严重，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改嫁，幸勿自误。”[5]官兵奋勇善战，遏止了敌人正面突破台儿庄的阴谋，迫使敌人改变作战计划，向徐州迂回前进。
1938年4月26日，六十军重新调整战线，把主力一八四师移至禹王山，这是台儿庄的制高点，是座肘形的石头山，地形险要，是凭藉固守的战略要地。全军确保禹王山为重点，以阻止日军渡过运河为目的。
日军多次强攻禹王山，却久攻不下。山上硝烟弥漫，张冲师长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士兵们在他冷静、沉着的指挥下，无不英勇作战，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坚守阵地20天，战线无一处被突破。禹王山岿然不动，台儿庄巍然屹立，并缴获日军大量战利品，如机枪、步枪、战刀、望远镜、文件等。其中有“一把日本天皇赏赐给百川一义大将的指挥刀，鲨鱼皮包裹着刀鞘，刀锋异常锋利，寒光闪闪”[6]。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7]然而，全军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过半，仅余二万余人，旅长伤亡二人，团长阵亡四人、负伤三人，团长以下伤亡更多。全军缩编为一个师，即一八四师，五个团”[8]。一八二、一八三师保留建制，回云南重建。5月18日，六十军出色地完成坚守台儿庄阵地的任务，奉命撤到运河以西集中整训。
六十军因战功卓著，受到当时国府的传令嘉奖。蒋介石特拍电表扬：“宥西电悉，贵部英勇战斗，嘉慰良深。查敌困苦缺食，较我尤甚。盼鼓舞所部，继续努力，压倒倭寇，以扬国威。”当时直接领导六十军的孙连仲集团军总司令也电贺：“贵军此次在台儿庄仓卒遇敌主力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之机械化部队奋斗，前仆后继，奋战八昼夜，初不以伤亡甚众稍形气馁，不仅使台儿庄固若磬石，抑且使战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足资楷模，……。”[9]
1938年7月，一八四师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紧接着云南又新组建五十八军和新三军，分别由孙渡和张冲升任军长。滇军随即改编为第十军团，卢汉为军团司令；下辖六十军、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以安恩溥升任六十军军长。[10]这样，滇军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出动了3个军开往前线作战。兵力达22万余人，再加上其它杂项兵源的补充，“云南在抗战期间总兵力约达30万”[11]。而且装备、给养大半自筹，对于当时仅有9百万人口的云南来说，实为不易之事。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气象。”[12]滇军在台儿庄的英勇作战，正是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的写照。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人民之间友好相处，特别是中缅两国商人和使者，早以通过便道往来不断，说明开辟滇缅公路已具备一定条件。由于云南地形错综复杂，山地高原约占全省面积的94%，高山深谷自西而东布满全省，历来交通极为落后，要在云南开辟交通大道困难甚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20日，日本海军省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口岸，阻止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当时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重型武器、汽车、汽油、医疗用品等军用物资是靠外国进口，主要通过沿海口岸进入国内。沿海受阻，国民党政府面临军用物资的枯竭，严重威胁到中国的抗日力量。在这危难之际，11月，“国民政府随即下令修筑滇缅公路，拨款贰佰万元，限期一年通车”[13]。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一位爱国的地方实力派，他立即组织动工，并提前4个月完成修路工程。
在筑路过程中，云南省政府采取非常时期的动员办法，要求滇西各县政府征集民工，限令1937年12月动工，1938年8月全线顺利通车。此期，20余万民工同时上阵，沿县县长亲自监工督修，并由滇黔绥靖公署派出官员分赴工地监督施工。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起自昆明，终至缅甸的腊戍，分东西两段。东段由昆明至下关，长434.8公里，1936年前已通车。西段由下关至畹町，长524.6公里，于1937年12月动工，到1938年8月全部完成，随后又修通畹町至缅甸腊戍一段，长186.6公里。
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是云南人民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抢修的。在《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雄壮、悲愤的歌声中，人人奋不顾身，日以继夜地奋战在工地；包括不到应征年龄的大理、永平等县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就是一例。很多民工离家较远，自备粮食、自带被服和工具。没有任何机械设施，用的全是锄头、铁镐、扁担、箩筐等工具，在悬岩峭壁之上和深谷急流之中辟山开路。民工们在高山之上忍饥受寒，日晒雨淋，餐风露宿，战胜了惊心动魄的天险。沿途又流行疟疾，由于缺医少药，疾病和工伤死亡的人数约达二三千人。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曾报道说：“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骨，血肉横飞，可怕的死于无情岩石底下，怪凄惨的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14]充分反映了千里滇缅路，是云南人民，特别是滇西人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艰辛，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抗日路。
全线完工通车时，仅西段就使用“1233万立方的土石方，大中桥梁7座，小桥522座，涵洞1443道”[15]。1938年8月31日全线通车。国际上赢来了一片惊呼和赞扬。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英国外交部派二等秘书莫里新，于当年8月冒雨考察了滇缅路，他指出工程的艰巨并赞扬工程的伟大。美国总统罗斯福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视察回国，报告说：“滇缅公路工程浩大，中国政府能在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属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其工程之艰巨宏伟，“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16]，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表示十分敬佩。
1940年滇越铁路被日寇切断后，滇缅公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对于争取外援、完成援华物资的输入、加强中国军力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938年11月，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物资6千余万吨，几经周折于12月初，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这是从内陆交通线输入外国援华物资的开始，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承担美国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其中自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滇缅公路中断），“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中国的军用、民用物资达49万余吨，运进汽车一万余辆，并担负过远征军出国作战的运送任务。”[17]这些援华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条件。滇缅公路即起到“抗日输血血管”的伟大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犯东南亚国家，直至1942年5月占领缅甸。从缅北入侵云南的滇西地区，进而威胁中国的大后方。这时更加显示了云南重要的战略地位，既是前线，又是后方。滇缅公路随之被日军切断后，我国又在原有公路的基础上，修筑以印度东北阿萨姆邦的利多为起点，贯穿缅北，进入滇西，与旧滇缅公路相接的中印公路，即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于1942年12月开始动工，1945年1月通车，全长734.4公里。滇缅、中印这两条公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于1942年5月，分东西两路撤退，东路撤回云南，西路撤往印度。日军第56师团以装甲车为前锋，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至5月10日，滇西重镇约3万平方公里的云南国土沦陷于敌手。日寇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条陆上国际通道后，企图占领怒江之上的惠通桥，然后沿滇缅公路而进，威胁昆明和抗战的大后方。为了阻止日军过桥，十一集团军三十三师宋希濂部，奉命炸毁惠通桥，形成东西夹怒江相对峙的局面，西面成为敌占区，滇西军民即开始了两年多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日军侵入滇西，沿途烧杀抢掠，对失散的士兵一律残杀，对老百姓野蛮扫射。日寇所至，尸骨遍野，一片废墟。在腾冲、龙陵等地，杀人方法极为野蛮、残暴，已丧失了人性。除常见的抢杀、刺刀捅、活埋外，还有上甩杆、锯子解、油锅烹、滚水沸煮等酷刑。日军在滇西的罪孽罄竹难书，但等待他们的是人民强烈的反抗怒火。
滇西各族人民，为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奋勇抗击日寇的野蛮屠杀。腾冲县人民，在爱国知识分子张问德的领导下，首先在界头镇正式成立腾冲县政府。张问德任县长。他以抗日为己任，虽年近六十，却为民众抗日斗争日夜操劳。他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并与远征军预备二队联办腾冲青年抗日培训班，训练腾冲沦陷区的男女青年，培养战起宣传抗日的政治工作人员、卫生人员和护理人员。时间为一个月，结束后分配到各个单位，在抗日斗争中，均起到骨干作用。张县长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抗日根据地。在这位抗日爱国老人的领导和影响下，群众积极支持拥护抗日，腾冲抗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十余个支队。他们经常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和巡逻队，打得腾冲日军胆颤心惊。1943年秋季，驻腾日军“行政院长”田岛，邀请张县长谈判，妄图诱降。但张问德均义正词严地拒绝，并严厉谴责日军的罪行。他在9月12日的回信中指出：“田岛阁下：来函以腾冲人民痛苦而言，欲藉会晤长谈而谋解除。……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如何，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责任心及良心，对于阁下所将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了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阁下作缜密之长思。”[18]张问德从斗争策略考虑，斯斯文文地拒绝谈判。长了人民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其领导的抗日政府，一直在高黎贡山腹地进行游击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直至腾冲反攻胜利。
龙陵和潞西县的民众，也积极组织了龙潞区游击队，在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所在地的芒市周围袭击敌人。在盈江县，以傣族土司刀京版为首组成了滇西边区自卫军；在西部山区，李扎弄组织了景颇族的抗日游击队，在盈江两岸打击敌人。在瑞丽县的景颇山区，景颇族和汉族，组成三户单干游击队，支援我军的反攻。在怒江上游泸水县的六库、片马等地的傈僳族、怒族、白族人民，配合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的谢晋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巩固滇缅北部防线，作出重要贡献[19]。
滇西沦陷两年多的时间里，各族人民始终坚持游击战争，并配合正规军的作战部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使敌人忙于应付。敌人加之它战线长、运输困难，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到处杀人放火，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被迫龟缩在芒市、龙陵、腾冲等重要据点内。
滇西军民的英勇抗战，牵制了敌军大量兵力，使中国远征军赢得反攻缅甸的准备时间，为反攻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从缅甸被吸引到滇西后，即陷入了滇西人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远征军驻滇南各部队，利用这一段时间进行整训，补充新兵充实各师，以提高官兵的军事技能和攻坚作战能力。同时，为了培训干部，1942年8月，在大理三塔寺成立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为滇西和缅甸的反攻作准备。训练团主要由龙云和李根源等领导，重点招收滇西青年学生和缅甸回国华侨青年千余人。受训一年结束，派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20]，为滇缅战区的反攻加强干部力量。
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两个军五个师约10万人，以史迪威为总指挥，郑洞国为副总指挥，从印度的雷多向缅北反攻。官兵在“打回祖国去，光复全中国”的坚定信念和爱国精神的鼓舞下，英勇奋战，顽强进攻，于8月3日攻克缅北战略要地——密支那。1945年3月，在英、美盟军的配合下，缅甸反攻取得了最后胜利。由于战争的需要，修通中印公路，恢复滇缅公路，中国后方的陆上交通线又得以畅通，使抗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入抗战前线，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战区的反攻能力，加速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败亡。
在缅北反攻的同时，1944年5月，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对占领滇西的日军发动全面反攻。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滇西人民出动不下“三十万民众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给军队运送粮食、弹药和救护伤员等”[21]，使反攻不断取得胜利。1944年5月收复腾冲；10月收复松山；11月收复龙陵和芒市；12月收复遮放；1945年1月收复畹町。参加作战的部队达16万人。经过半年多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滇西抗战的伟大胜利。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方面部队和驻滇西方面两支部队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22]，标志着滇缅抗战从失败撤退走向反攻胜利。
滇西人民抗战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据《大公报》记者当时报道腾冲的情况时说：经过47天苦战，使蒙受858日“亡国之痛”的腾冲，终于在9月14日上午10时重见光明。我军攻入城后，历数日寇在城内的堡垒，不下三百多座。发现腾冲城内不仅找不到几片好瓦，连青树叶也一片无存。由此可看出，“每一寸土地，都是浴血搏斗得来的”[23]据不完全统计，“人员伤亡达90581人，财产损失达三万亿余元”[24]，为抗战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
滇西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早的胜利之一，它鼓舞了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当时昆明出版的抗日的《民主周刊》发表评论说：“失地收复，实滇省为最早。”[25]反映了滇西抗战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
八年抗战中，当时仅有9百万人口的云南，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开始后，随着京、沪、武汉、广州大片国土沦陷，许多内陆学校、工厂、机关纷纷迁入滇，大批沦陷区人民涌入云南，加上国民党驻滇部队，总计1百余万人。粮食一向不能自给的云南，靠多年的储备粮和人民节衣缩食，才保证了在滇人员的供给。据龙云后来回忆，抗日战争“云南涌来的军民不下百余万人。滇越铁路又早已中断，粮食没法进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滇省粮食能供应不缺，积谷实在起了不小的作用”[26]。支援滇西战场反攻，供给积谷达220万石，其中80%是保山提供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美军进驻昆明就达2万余人。云南人民为保证驻滇美军的物资供应而竭尽全力。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4年中，总计供给美军“肉猪8.76万头，菜牛5.840万头，鸡蛋约8760万斤，面粉21.9万袋，蔬菜1752万斤”[27]。这些巨大的统计数，是云南人民节衣缩食，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有力地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为国统区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集中主要精力，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有利条件进行工作。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使昆明逐步成为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民主堡垒，对提高民族抗战意识，动员全省人民积极投身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大后方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抗日战争初期，战场离云南较远，即是抗战的大后方。北方相继沦陷，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先后迁到昆明。特别是1938年4月，清华、北大、南开迁入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后，发扬了三校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学风。昆明呈现一片生机，民主空气进一步活跃。省工委加强对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群众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成立“云南学生抗日救国会”，“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等公开和秘密的组织，成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另外，还组织了“云南妇女抗敌后援会”、“云南青年职工抗敌后援会”等，开展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组织除了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提高学生觉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外，还到社会上进行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学生利用假期到工厂、农村和街头进行演讲和教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当兵去》、《仁丹胡子》等[28]。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同时，还相继出版了多种抗日刊物《救亡》、《火山》、《南方》等，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云南日报》，在我党的影响下，不断刊登“新华社”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群众喜爱读，由每日发行三千份，猛增到二万份[29]。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单行本，在新华、生活、北门几家书店一经发行，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的发行，给后方人民的抗日运动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也为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指明了方向，更激发了云南人民的抗日热情，男女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入伍，要求到前线去杀敌。女青年随后组织战地服务团随军做宣传和后勤工作。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中共地下党的积极工作，使云南省主席龙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由于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龙云对民主进步的言论和活动，即采取支持的态度。只要不涉及和影响地方政权的权益，一般都不加干涉，这样，抗日民主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民主的倒行逆施开展了有力的揭露和斗争。
1941年3月，国民党反动势力深入昆明，特务头子康泽率领大批特务分子到昆明侦捕革命人士，遭到龙云的抵制，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1943年12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了《民主周刊》，刊登民盟对时局的主张和有关抗战与民主的各种文章。发行很广，深受昆明各阶层群众欢迎。
云南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进步书刊的大量发行，得到龙云多方保护，使之获得“民主堡垒”之光荣称号。这对推动滇缅抗战、滇西抗战和全国抗战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与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相较，云南无愧于国统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1][7][8]《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页，209页，203页。
[2][4][5][9]《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1～2页，40～41页，14页，89～90页。
[3][6][10]《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69～70页，73页，140页。
[11][23] 谢本书等编著：《云南近代史》，489页，487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1037页。
[13][15][16][17]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27页，1页，30页，3页。
[14] 《中共云南地方史简编》，109页。
[18] 周文林著：《中国远征军》，205页。
[19][21]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1～20页，12页。
[20] 《远征印缅抗战》，50页。
[2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311页。
[24] 《德宏史志资料》第八辑，252页。
[25] 《民主周刊》1945年1月13日。
[26]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56页。
[27]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44页。
[28]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11～14页。
[29]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365页。
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