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诗人专辑｜被采访的诗人也是时代的提问者
“与其让他人来讨论一位作家，还不如让作家自己谈论自己。”《巴黎评论》在1953年创刊之时就立下了这一宗旨。
生活在一个“批评的时代”，《巴黎评论》不愿意像当时所流行的其他杂志那样让评论处于核心位置，更希望突出创意写作作品，即小说和诗歌。代替文学批评栏目的是作家访谈，另有一些艺术作品。四部分构成的内容定位迄今基本没有改变。
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中译本于2015年11月出版以来，这个系列已引进四部“作家访谈”和一部《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大致都是“小说家言”。那么，诗歌的声音呢？
《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中译本近期来啦。这部集子总共十八位受访者，包括：玛丽安·摩尔、约翰·阿什贝利、W.S.默温、伊夫·博纳富瓦、杰克·吉尔伯特等人。无一不是二十世纪中叶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个体的展示，也是时代群像的一次集体展示。
在愉悦、自由的氛围里敞开自我
很多作家不太情愿接受访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过，那是“伪造的、非正式的”采访。J.M.库切说，他“反对与完全的陌生人交流，尤其反对在采访文体惯例允许下，一个陌生人跨越陌生人对话的合理界限，与另一个陌生人的交流”。
在本书里，菲利普·拉金也表现得疏离，《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样评论拉金，“他几乎拒绝了所有请他当评委、做朗诵、写书评、讲课、宣讲的邀请，也不接受采访。”可想而知，拉金愿意谨慎答应《巴黎评论》，就算书信的方式，已是突破，是难得的极大信任。
菲利普·拉金
可见，访谈若想成功，首先要消除受访者的心理障碍，让他乐于在愉悦、自由的氛围里敞开自我。《巴黎评论》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让采访者前去拜访受访者，在受访者的住所或花园里促膝长谈，在缭绕的咖啡香气里，或者啜饮暖暖的茶水，时而倾听鸟鸣，窗外枝头还有松鼠和其他小动物，在熟悉的环境里，人们容易放下戒心，轻松自如。
《巴黎评论》的采访者也是有名望的业界人士或作家。比如，唐纳德·霍尔是《巴黎评论》的第一位诗歌编辑，后来在2006年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任桂冠诗人。霍尔在1961年采访了玛丽安·摩尔。霍尔开口就问摩尔小时候是否就认识T.S.艾略特，因为摩尔家和艾略特家住得很近。这样一来，摩尔很快就简介了家世，然后就转入了写作生涯、小时候的文学启蒙与求学时期的经历，接着谈到摩尔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摩尔在纽约的编辑职业生涯，后来话题又转回到摩尔对艾略特等作家的看法。流程顺畅，气氛融洽，双方都放得开。
唐纳德·霍尔
好的访谈不会刻意生硬，也不是简单呈现作家的经历。这篇访谈可以作为典范。入口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整个引导不着痕迹，采访者表面上是次要的，把谈话主动权交付在受访者手里，但实际上每个问题都是方向的引导而又要让对方在不感觉冒犯的情况下适度袒露，如何寻找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显然事先就要做足准备，临场则要及时调整。
全书的访谈基本上都很成功，不过，其中也有部分不那么让人满意。比如，采访耶胡达·阿米亥的那篇，多数提问围绕阿米亥的个人经历展开，回答看上去也像交出详细的履历表，整体显得细碎且枯燥。怎么切入，怎么引导，在何时打断、转换话题，对于采访者，这些是必须掌握的技巧。当然，这跟受访者的性格也有关，有些人外向，有些人木讷，还有些人，比如谢默斯·希尼经常受访，早就习惯了，驾轻就熟；另外也有些人有点表演欲，比如安妮·塞克斯顿，芭芭拉·凯夫利斯在采访笔记里说，“她的回答常常如咒语一般，就是那种一经删减便会黯然失色的重复的念祷”，塞克斯顿的许多回答是从提前写好的笔记里念取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演出自传戏的女演员”。
耶胡达·阿米亥
这些受访者已经功成名就，大多时候都表现得端庄凝重，表现自己对于人生、工作、族群、世界形势的观察与思考。他们谈论往昔的岁月，沉淀的积累赋予他们足够的资本让他们成为引领者，诗人往往是孤独的，现在他们走出了孤独的斗室，与公众分享思想，不论他们接受采访的初衷是什么，也许仅仅是享受被关注，这些声音都是作品之外另一种方式的传达。
美国精神与法国精神的融合
盖伊·特立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里有篇文章，叫《寻找海明威》，讲述1950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六位美国年轻人以海明威为偶像，融入巴黎的文学氛围，创立知名期刊的故事。这个期刊就是《巴黎评论》。正如它的logo所显示的，一只美国秃鹰，戴着一顶法国传统式样的帽子，抓着一支笔（代表写作）。这个形象既有文化气质的表现，也有进取开拓的野心，还体现对公众事务的关注。诞生之时，它就是美国精神与法国精神交融的产物。
诗人相对其他作家之不同，我以为，在于他们面对现实时生成的格外的敏感，写人性的、自在的东西，写人的本能、人的知觉、人的道德感，以及用词语将这些感受最大程度地留存并转化发散的能力，以及能力之外的不可知、不可说、难以言明的困惑与永恒的哲理的追索。
在工业文明社会，诗人仍然描摹、吟诵悠久的自然颂歌。“我的父亲是那种来自古老世界的生命。”希尼诗歌最早的胎动伴随着父辈挖掘的身影，爱尔兰乡村农耕生活是其文学土壤的根系所在。
加里·斯奈德
自然书写在现代的语境里发生了一些变化。采访者称加里·斯奈德“很有可能是自梭罗以来第一位对应该如何生活投入了这么多思考并且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可能的样板的美国诗人”。斯奈德直接从中国诗歌里学到了表意法，他翻译了包括白居易《长恨歌》在内的许多中国诗词，他对诗僧寒山极感兴趣，中国的田园山水给予他无法解释的“业力共情”。
斯奈德的诗歌有禅宗的意味。W.S.默温也谈到了禅宗带来的创作影响。默温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并不需要通过西方意义上的祈祷来建立，它已经存在，诗歌承认那种联系的相关，当我们摧毁周围的自然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在摧毁我们自身。
在诗人们承袭或吸收的传统里，宗教与信仰是一道流脉。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出生之地圣卢西亚岛的主流是天主教，而他却从小生长在一个卫理公会教派的家庭里，教义的冲突无可避免地带给他强烈的内心纠葛，他在诗歌里描述：“四十年过去了，在我岛屿的童年里，我感到/诗歌的天分让我成了那个被选中的人，/所有的经验都在朝向缪斯的火焰燃烧。”
W.S.默温
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古老而常新，无法回避，时时处处面临挑战。诗人们需要处理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不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也包括家庭日常里那些微小细致的体验。大多数访谈都选择从诗人们的童年生活入手，回忆的过程本身就是自我感觉的重生，从记忆的深处提取尚未死去的自我。诗人的主要题材很多取自于自己的生活。
让我感兴趣的还有一点，即缺席者的在场。这些缺席者包括惠特曼、T.S.艾略特、聂鲁达等知名诗人，也包括受访者所接受的本土诗歌传统，比如中世纪的英国诗歌、爱尔兰的民间传说等，当然还包括来自异域的风气。另外，举一例，本书没有罗伯特·洛威尔的访谈，然而洛威尔在很多场合都现身。塞克斯顿、沃尔科特、特德·休斯等六七位受访者都谈到了对洛威尔的崇仰。自白派的诗风是向着内心的自我挖掘，采取弗洛伊德分析法来做“生活研究”。这些诗歌与当时美国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反映了战后中产阶层的艺术观和生活观，那么多诗人都受到自白派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政治与文学的相互渗透。
米沃什
二十世纪的文学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二十世纪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对政治环境的回应。在有些访谈里，甚至政治话题压倒了文学的一面。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阿米亥的访谈，之所以有缺陷，就是因为采访者过于关注政治而忽视了创作的理念探讨。当然，因为作家的生活背景，这些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帕斯、米沃什等诗人，他们的诗歌索取的很多就是他们代表人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正如访谈面对他们，必须进入命运、离散、乡愁、抗争、身份认同、跨语境交流等话语系统。现当代诗人在世俗生活、政治处境和道德选择等方面，都必须有意识地让自己处于异见者的位置。
在此意义上，这些受访的诗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提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