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孔子“述而不作”
学习孔子“述而不作”
襄阳/吴仕钊
（2019.6.5.）
“述而不作”，简单的理解，就是“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这是孔子整理“六经”的编纂原则，也是他一生治学特点的高度概括。有人问：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我们理解了“述”与“作”的基本意义后，就好回答这个问题了。
在孔子时代，“述”与“作”是专指礼乐而言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纪元前十二世纪末期，周公之'制礼作乐’”。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为“天下无道”，孔子的“述而不作”就不难理解了。又《中庸》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子无位，自无“作”的资格。
《礼记·乐记》云：“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既然“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那就说明孔子能“述而不作”已经很不错了！
“述者之谓明”，也是很难做到的，有的学者穷经皓首也难弄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吾辈能学习“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已经很幸运了。下面几篇文章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或许有些许启迪。
一、孔子教我们看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段话的核心是讲“思”，其实质是用脑想问题。为什么以“九思”概述？因为“九”是阳数之极，意思是多方面思考、多角度想问题。同时，还告诉我们思考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就是要具体的思考，要有思考的对象，要有思考的载体，要有思考的内容。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每一“思”的要领。
一是视思明。意思是说，看就要想着看明白，看得清楚。看有三种对象：人、事、物。看人要看其表里；看物要看其本末；看事要看其始终。
如何做到视思明，我的体会是把看不见的看清楚。如何达到这一境地？一是要集中精力看，目不能两视而明。二是要利用各种条件来看。看大地要乘坐飞机，现在用无人机电脑遥控着看，看肺部要用X光透视设备，看身体的某一剖面要借用CT、MRI及核磁共振等设备来看。三是善于利用“外眼”观察事物。别人如何看，可以为自己如何看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四是要置身事外看。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视物出其外”。庄子看待事物，就是超然物外，然后又返回本身以观赏其美。五是多角度、多侧面地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庐山，由于峰峦层叠，我们在“远、近、高、低”各个立足点和观察点上来看她，横看山岭连绵，侧观峰峦环列，山势高低嵯峨，庐山景象可谓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这种观山法是很有见地的。六是要有所不明，才能有所明。这就是说看事物要有轻重缓急之分，要抓住重点，分清主次，所谓“重视”就是重点工作重点看，不平均用力，才可能“重视”得起来。做到了以上几点，视思明就可以达到相应的境界了。
二是听思聪。意思是听就要想着听得清楚。首先，要集中精力听，所谓耳不能两听而聪就是这个道理。集中精力听是从主观上讲的，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当你怎样集中精力也听不清楚时，借助外力听是很有必要的。借外力听固然重要，但毕竟多了一个或几个环节，所听的信息与信息源 就有了差异，比较全面准确的有之，道听途说的有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听如此众多的信息，要达到听思聪就必须听大事，听正确的，千万别听、传、信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否则就会帮倒忙，一处失听，造成终身遗憾，因为听的错误，必然误导行为，造成恶果岂不千古恨之！听思聪，还必须会“于无声处听惊雷”。郑板桥在衙门休息时听到窗外竹子发出的萧萧之音，这位身在衙门心系民众的县官，从竹音中听出了门道，联想到民间的疾苦，认为这竹音不是风吹竹枝竹叶发出的自然声响，倒像是灾难深重的民众发出的喘息、疾苦之声。郑板桥从无声中听出有声，从自然声响中听出了社会底层的呼声，为我们“听思聪”做出了榜样。
三是色思温。意思是脸色要想到表现出温和。这里的脸色是指人的态度。要使态度平和、文雅，必然需要心理平和。“心静自然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达到心境平和呢？向大肚和尚学习，修身养性，不断增加包容量，为色思温奠定一定的心理承受基础。孔子还说，上天拿阴阳五行的理赋予人，人人得之修仁义礼智信的美德，这就叫性。人有了性，顺其行事而为道。圣人按人编分等级，加以限制，使太过的人俯而就之，不及的人仰而企之，这就是数。先生在《中庸》中的这段话，其核心是讲修性，孔子的学生曾子重慎、重孝，强调内心修养。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态度端正，言辞谦和，行为谨慎，不到处捅漏子，闹矛盾，少犯错误，避免被人指责怨恨……这些就是一种好品质，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修性到这一步，应该说做到色思温是没有问题的。
四、貌思恭。意思是容貌要尽量表现出谦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要得体，要注意分寸。一举手，一投足，这在表面上看，都是行为，实质上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是一个人修养的反映与表现。如何做到貌思恭？貌思恭既然要在行为上予以表现，那我们就从匡正人的行为开始训练。我们知道，行为一方面出自本能，一方面则由于模仿及学习。动物行为更多地出自本能，而人类行为则受学习的影响极大。人类行为大体上分为两类，即行善与行恶。人必须去行善，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做到的方式便是学习或者说受教育。学习或受教育对匡正一个人的行为太重要了。荀子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石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用绳墨弹过之后，据线而分，木才会直。就磨刀石磨刀，磨过之后，刀才会快。君子当博学多识，同时每日三省吾身，思忖所学所识所作所为，这样就能认知明通，而行为上也就不会有什么错误了。《劝学》说：“学恶于始？恶于终？曰：其数则始于经，终于读礼；其义则始于士，终于为圣人。”荀子是位儒家人物，故以经和礼为学习的内容。经和礼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以之规范自己，则终可由士而成为圣人。在匡正行为上下功夫，就可达到孔子所说的“貌思恭”的境地，才可能给世人一张诚实的脸。
五是言思忠。意思是说话要想到忠实。其核心就是要求说老实话，说忠诚的话。“言必信，行必果”,在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它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美妙，因为它追求的是表里如一（真诚），遵循的是言行一致（信义）的原则。“言必信，行必果”中的一切皆发于“言”，所以就应当“言思忠”。这就要求我们说话应表里如一，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说。人们一直教育孩子要诚实、不要撒谎就是说的这一点。表里如一的人不会在与人交往时刻意伪装，而是真诚坦率地与人往来，把真实的自己显示给对方，不刻意隐瞒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真实感情，也不百般掩饰自己的缺点。言思忠还应当做到谨于言而慎于行。古人曾讲过“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意思是说即使十句话说对九句也未必有称赞你的，但是假若你说错了一句话就会遭受人的指责；即使十次计谋你有九次成功也未必得到奖励，可是其中只要有一次计谋失败，埋怨和责难之声就会纷纷到来。从这一点来理解“言思忠”更有意义。
六是事思敬。意思是做事要想到恭敬。恭敬就是很庄重地去做事，把事当事去做，要始终贯穿这一精神。我们从电视剧《阿信》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这种把事当事做的精神。职业道德的核心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敬业”，做到了“敬业”，你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一定会令人满意的。
“事思敬”对一个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罗马文明的罗马人，起初是一个数量很大、影响深远的优秀民族，但到了一定时期，却遂渐丧失了活力，一步一步走向衰亡之路。“给我更多的面包，给我更多的欢乐”，这种罗马帝国末期市民的形象，正是这个民族精神支柱崩溃导致民族衰亡的真实写照。
七是疑思问。意思是遇到疑惑要想到发问。不耻下问，是一个人良好的品质，也是做学问、为人处事不可缺少的。发明家保尔·麦克里德说得好：“惟一愚蠢的问题是你不问问题。”这句话实际上应该是说，能抓住问题并及时向人们提出问题才是聪明的表现。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曾说：“什么是学问？就是要学会怎么问，就是学会思考问题。”所以在漫漫学程中，应该不断有所疑惑，而有了疑问，想到发问，这才是做学问的真谛所在。
八是忿思难。意思是受了冤屈，有了义忿，不要躁动，要节制自己。泄一时之忿，难免引发终身之难。古今有许许多多忍辱负重、理智处世的故事。总结前人的经验，要做到忿思难，关键是一个“忍”字。俗话说：“忍小忿，不妄为。”在日常生活中有时被人冒犯，理在已而曲在彼，若要与之争斗，即在情也在理。尽管如此，由于这种行为会影响社会正常的秩序，所以，需要忍。小忿要忍，大忿也要需要忍气制怒，冷静处之。练就了“忍”的功夫，就可以引而待发，明察事理。
九是见得思义。意思是见到利要相到是否应该得到。古时一个官吏爱吃鱼。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条鱼，他却拒而不收，送鱼人变通法子将鱼交给这位官吏的厨师。厨师接鱼洗净挂于案头，不巧被家猫衔去饱餐了。不幸的是鱼刺卡住了猫喉，猫痛得叫个不停，引起了这位官吏的注意，问之，厨师说明了情况，他一边吩咐厨师帮猫解除痛苦，一边议论开来，说出不收别人之鱼的真谛：不义之物要不得，贪一时之利，就可埋下伤身甚至丧生之祸。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面对难填的欲壑，我们尽可能享受已有的，这样的生活就会是真实的。
自注：这篇关于孔子九思的文字，写于20多年前，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意义。其中涉及到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现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我以为关键是要讲传承，用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把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成功传承下去。前面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训也是家训，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孔子思想博大精深，“九思”只是从看实物处理问题的角度，这样一个侧面反映孔子的智慧和精神，对我们现在信息时代的人们颇有启发。信息时代信息量多而且变化快，因此，表现为“快餐式”的文化也就目不暇接。这种走马灯式的东西，到底能有多少在我们脑子里留下影像？倘若要入眼入耳入心入脑，恐怕还是要借助孔子的“九思”。
二、拜谒康陵
——问：谁是“康陵”之主？
（写于2010年夏）
在广州大学城听说南汉国的事，是在前几日。6月4日（星期一）下午18时，笔者邀上阿才，拿上相机就往康陵方向去。阿才也是第一次去，好在他对这里很熟，不一会，我们就来到康陵所在地。
远处看，被简易遮雨棚覆盖的康陵，已经看不到什么。走近，环顾四周，开阔的地带和视野，斜坡草地上散出的青草香味，以及被发掘的红土，墓坑的痕迹，也许可以把人带进历史的深处。再走近一些，竖在附近的文物标示碑暗示这里是“康陵”所在地，据说在2005年发掘时，曾经被说成是当年中国考古的十大发现之一。阿才失望地说：“这里只有棚棚了！”没什么可看，我们只好逗留在棚棚外的宣传牌前，看着当年发掘后出土的陶器图片和文字说明，有了些许宽慰。
为什么叫“康陵”？据史料记载，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前后共有五位皇帝，是哪位皇帝下葬于此，取名“康陵”又是何意？古代帝王的墓地叫“康陵”的不少，这个“康陵”的墓主是谁？晚间，回到台案前，打开电脑，开始了对“康陵”的搜索。
追根还得从源头起。南汉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强国固本的政策，引起了笔者极大地兴趣。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令通行的区域日渐缩小，以节度使为首的地方官和一些地方权贵们大量掠夺兼并土地，终于激起了唐末农民大起义，起义虽然最后被唐王朝镇压下去，但是在连年战乱之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政权逐渐落在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手里，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曰“梁”。随后相继出现了定都开封或洛阳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同时与之并存的南北十个王国，形成了史称的五代十国局面。割据于岭南的独立南汉王国，在五代十国的历史中存在的时间较长，从公元917年（后梁贞明3年）刘岩（刘龑）称帝，在广州建立兴王府算起，到公元971年（宋开宝8年）宋 兵入广州，刘鋹降宋止，前后经历了55年的时间（又说59年，大概要从刘隐算起）。
刘龑即帝位于广州，是为高祖（917-945年），年号乾亨，国号大越，第二年改为汉，史称南汉，以别太原刘氏的北汉。南汉立国后采取系列国策，诸如设置百官、充实州县、开设科举、外睦四邻、注重经济，尤其是注重商业。南汉立国后，利用广州通商口岸开展商务话动，一方面通过大庾岭和湘、漓水陆道路与中原地区、黔蜀地区通商；另一方面，通过广州口岸与大洋各国通商。其商品贸易主要是珠玑、珍宝及香料等物资。南汉国的商业比之其他小国较为发达。南汉刘氏经过近三十年的角逐，建立起刘氏政权，其后又用和睦四邻的策略争取了五十年间没有大的战祸，因此，刘氏在岭南的崛起，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地域性的社会安定局面，也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原来较为落后的楚、闽、南汉等地，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到刘岩及其继位人，暴君的形象凸显。滥用刑罚，施以暴政。南汉的刑罚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锤锯、汤镬、铁床诸法，还有抵象、斗虎和水狱（水中尽放毒蛇，活活把犯人咬死）。在统治集团内部刘鋹也越来越孤立，由于刘鋹昏庸，朝政落在一班宦官宫妾手中，朝官只是备员，军政大事全由男女官龚橙枢、卢琼仙主宰，皇帝也成了他们的傀儡；所有南汉的亲王旧将，都谗杀殆尽，城壁壕隍，都被辟为池沼，楼舰皆段，兵器俱腐。960年，赵匡胤夺取了后周政权，定国号为宋。北宋王朝建立后，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向南方用兵，从968年起，南汉军队在湖南同宋军对峙，这时“十国”中的吴、楚、荆南、后蜀已相继覆灭；南汉境内的人民也渴望实现全国统一，兴王府城内的居民故意把每家必备的防火桶说成是“宋一统”。970年（宋太祖开宝3年），大宝13年9月，宋军以潘美、尹崇珂为正副统帅，发十州兵力向南汉境内进攻，南汉军连战连败，971年1月，宋军破雄州、英州，沿江直下，屯兵兴王府城西双女峰下，南汉后主刘鋹逃海不遂，放火焚宫，然后击城降宋，宋军入城后，俘获宗室官属97人，斩宦官500余人，南汉灭亡。刘鋹在大宝六年袭位，是年17岁，卒年39岁，死于汴京。南汉自刘隐创业至刘鋹，凡传五主，历时59年。
南汉王刘隐、刘龑（刘岩）、刘玢、刘晟、刘鋹中，谁是“康陵”之主？第一种说法，南汉王刘隐墓（襄帝陵）、刘龑墓（康陵）都在小谷围岛上，并设南北两亭驻兵守护；第二种说法，刘龑942 年死后葬墓叫“康陵”与同父异母兄刘隐(874—911 年，南汉国的奠基人)的“德陵”，就在今广州番禺区的小谷围岛上，据说陵墓被盗过多次；还有一种说法，相传南汉王刘隐墓德陵、刘岩墓康陵都在北亭一带，当年设南北两亭驻兵，以守卫皇陵。地处北面的兵营称“北亭”，地处南面的兵营称“南亭”，后人建村即以此为村名。“康陵”之主究竟是哪位南汉王？根据历史记载，南汉传四主（又说五主）。一主刘岩在位26年，其陵墓已经被发掘，二主刘玢在位前后两年，被其弟刘晟所杀，无陵墓；三主刘晟，在位16年，在《广州市文物志》中记载，其陵墓昭陵早在1954年就被发掘了；四主在位14年，及宋，赵匡胤派潘美攻广州，四主降宋，死后归葬韶关，广州没有其陵墓。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位南汉王的墓呢？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刘隐、刘龑（刘岩）、刘玢、刘晟、刘鋹中，谁是“康陵”之主，已经在本段文字中有了定论——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趋同刘龑是“康陵”之主。现在的问题，是把“襄帝陵”与“德陵”的主人弄清楚就行了；四主与五主之说，关键是从不从刘隐算起。倘若，弄清楚“襄帝陵”与“德陵”的主人是一人，康陵之主就昭然若揭了。
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遗迹位于番禺小谷围岛上。这个与长洲岛隔江相望的江心岛，当时曾被作为以广州为都城的封建小朝廷南汉国的狩猎场和后花园，岛上目前还保留着不少南汉国时期的遗迹。随着小谷围岛上大学城的兴建，各种历史遗迹保护也不得不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保护了不少历史遗迹，其中包括南汉国的遗迹，比较重要的是“刘皇冢”——南汉王的陵墓康陵。除王陵外，南汉国可能还会有哪些遗迹？宋代番禺尉方信孺著《南海百咏》中有咏“刘氏郊坛”诗，其中有“谁识郊坛八面圆”句，所谓的“郊坛”，又叫天坛、祭坛，是古代帝王礼天的礼仪建筑。随着小谷围岛上南汉国遗迹一步步抢救性发掘，北亭村的香山岗南坡上，发现了一座外形独特规模比较大的南汉国遗迹。该遗迹呈独特的圆包状，表面看起来顶部是夯土，下面用薄而宽大的青灰砖砌筑成砖壁，壁较厚。虽经千年，有部分青灰砖看起来仍砌得很齐整，经受后人破坏不多。圆包下还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明显的、同时期方砖砌的四方形地块。考古专家从形状以及出土的文物判断，认为这就是历史文献中的“郊坛”。坛分三层，顶部夯土坛叫“天盘”，直径约5米，黄色分层夯筑；四方形地块为坛基。另外，在此圆形祭坛北面，还发现两处对称排列着的南汉国时期的四方形砖砌地块，当时被认为是另外两个祭坛。此祭坛在小谷围岛上，而南汉国以广州为都城立国，称兴王府，今小谷围岛在兴王府之东南方，与文献中的“南郊”有吻合之处。而在北亭村当地居民中历来也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此“祭坛”所在的香山岗是一个风雷多的地方，一到刮风下雨，大人就不让小孩到此处，以免被雷电击中。
地上传说与地下发掘的印证，还要假以时日。谁是“康陵”之主？期盼着有说服力的结论。
自注：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在2010年夏天。当时不才在广州大学城和几个朋友一起研究“国际安全社区”的相关事项，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大学城就在文中提到的小谷围岛上。与朋友闲聊中得知“康陵”的信息，这对于一个在1984年曾经报考过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人，无疑有兴奋点，加上当时的时间和环境，写一篇文章，探讨一些个问题，还是有兴趣的。我因为在教育岗位的时间长，秉承孔子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的精神，可以说是入了骨子的。将古人的智慧心得加以陈述，相信和爱好古时候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这篇文章还有发掘的空间，倘若那位读者，在网上发现有关“康陵”墓主的信息，完善这个思考，也不失为一件善始善终的事体。
三、胡适谈文人写自传的意义
（写于2019.01.23.）
胡适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舆论界的领袖、宗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论影响力无人能出其右。《四十年自述》是胡适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他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与青年时期的经历，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并展现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对了解胡适思想的形成过程很有参考作用。
笔者最近奉读此书，从该书“自序”中读出了当时胡适大力提倡文人写自传的良苦用心。胡适深感当时的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他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们写自传。胡适曾经向林长民先生约过写自传作为其五十岁生日纪念，林也欣然同意，可到了生日当天，林长民对胡适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所不幸的是，林在生日后不到半年就死在郭松龄的战役里。胡适还曾经向梁启超先生约过写自传，梁也赞同，但梁启超自认为体力精力还好，不肯马上着手写自传，可天不假年，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固然在梁氏的信札和诗文中留下了许多传记材料，但谁能有梁启超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梁氏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胡适还因为梁士诒先生在中国政治史和财政史上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希望梁士诒写自传替史家留下一点史料，胡适对梁士诒写自传的诚恳劝告，在不久后看到梁士诒先生的讣告而成为一厢情愿。胡适对文人写自传非常钟情，他还劝告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和郭沫若、李季等人写自传。
胡适先生为何这么钟情于劝告文人写自传呢？换一句话说，胡适劝文人写自传的意义何在？窃以为有这样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启迪青年的需要。为了让青年一代有所作为，胡适想用开自传之先的办法，让青年人在阅读先一辈写的“赤裸裸地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中，受到教育和启发，抛砖引玉，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学家做研究材料，给文学开新路。胡适想开自传风气的目的基本达到，这是因为郭沫若、李季等人的自传在胡适《四十自述》之前业已出版，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不同反响。
二是让文化名人自己写传记，可以为史学家研究这些名人现象，通过一些客观、逼真的东西获取更加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发掘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例如，胡适约请林长民写自传，是因为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立宪派政治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历任国务院参议、秘书长、司法总长等职。后入驻京奉军郭松龄部幕僚，做幕僚长。林还是现代作家林徽因的父亲。对于林长民这样一个有着家学渊源和显赫政治背景的人物，如果让其自己去写他的自传，必将把其富有浪漫意味的一生客观真实地叙述出来，必将给史学家研究以更广阔的天地。
三是让社会名流自己写自传，可以发掘事件的来龙去脉，洞察事件的内幕。比如，胡适劝梁士诒写一部自叙，尽管知道梁士诒写的东西可能为自己洗刷罪责，但这也无妨，因为将来的史学家自有鉴别方法。关键是梁士诒写出自己的心理动机，一些黑幕里的线索以及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因为梁士诒初为袁世凯的幕僚，辛亥后任袁内阁邮传部大臣、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诸要职，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后被通缉，但仍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出任国务总理、交通银行总理等职。再如，张元济，即张菊生，著名出版家，一生主持商务印书馆事业。高梦旦是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等。是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岳父。熊希龄是湘西凤凰人，与沈从文同乡。早年参加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热河省都统、国务总理等。国民党掌权后被安排任闲职。叶景葵，清末曾任奉天财政监理官，后为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长期仁该行的董事长。
总之，自传记录人生，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别人，人的生命不能长久，但是人的一生的故事和影响力可以长久。胡适劝文人写自传的意义恐怕就在这其中。
自注：孔子和胡适这两个人物太相似。一个是历史上的第一大圣人，历来为人们景仰和膜拜；一个是近代著名学者，被一些人认为是“当代孔子”。我们学孔子的“述而不作”，不能不对胡适劝名人写自传的深意加以探讨，因为这其中已经蕴含着胡适对孔子哲学的认同。倘若胡适先生当年倡导的名人写自传蔚成风气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不只是今日这个地步。我们叹息传统文化的萎缩，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够。这个不是偶然现象，是几十年来大家疑古，随便抛弃了传统，抛弃了前人的经验，轻视前人的学问，结果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信而好古”，是保持历史人生的经验，孔子对此，持以非常慎重的态度。我们重温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想想“当代孔子”胡适先生，是有内在联系的。
对于文化人来说，胡适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在中国近现代人物中，胡适是最为立体也最为全面的一个人物，有人认为，与当代“胡学”研究相拮抗者，可能只有“红学”了，而后者可能因为所探究的问题过于高深与专业，不如胡学来的脍炙人口，因此说，红学就影响力而言似乎不如前者。有鉴于此，我们现在提文化传承，不能不提孔子，不能不提胡适。孔子已经远我们而去，而胡适逝世不足百年，很多东西抢救还来得及。
【作者简介】
吴仕钊，湖北随县人。文学硕士，襄阳市委党校退休人员。《湖北作家词典》介绍作家，曾任湖北省文联委员，湖北外国文学学会会员，襄阳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襄阳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近年主要从事国学研究，在春秋战国文化研究、诗经和佛学方向着力。公开出版《外国文学自学指导》《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南》《慈悲大洪山》《缅怀》等书。平时喜欢写作叙事诗篇、杂文、随笔和散文。
《保康风采》编辑：邓龙金 / 审核：李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