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琐忆：祖母（一、二）
这里的故乡，狭义，特指生我于斯的那个小山乡。从尚不记事离开她以后，与她有四次“亲密接触”：1954年春节跟父亲回去住过几天（那是父亲参加工作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他的老家，见他的老娘）；1964--1968年回乡务农四年；1987年春节回乡住了几天；2001年秋天回乡住了一天。除第一、三、四次回乡探亲短暂停留，受到乡亲们完全的礼遇，即使是在那个饥饿而疯狂的年代，故乡留给我的记忆碎片上，也还存有一些温暖的亮点。我一直想记下一些关于故乡的印象，拖延至今，一个原因是，不仅对她缺乏深层的了解，即使浮光掠影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也不够清晰了。现在闲居无事，试着写一点，原则是：“宜粗不宜细”，记不准确的，从略。以我的祖母为开篇吧。
我的祖母，姓李名福儿，解放后要登记户口领选民证，工作人员说要“大名”，由我的母亲她的儿媳给她取名李碧桃。她七岁开始当童养媳。以前有个不知所自何来的误会，以为收养虐待童养媳的是有钱人家，其实不是，一般倒是担心将来无力给儿子娶媳妇的贫寒人家，才养童养媳；而且，无缘无故虐待童养媳的人家，也几乎没有，那不符合劳苦人家淳朴的天性。我的祖母就说过，做童养媳的时候，是她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她的忧患从成年开始，她的灾难自老年至。
祖母说，到她十七八岁，公公婆婆正准备给她和她的未婚夫“圆房”，她的未婚夫，这个家庭的独子病故。按乡间习俗，她公公认弟弟的一个儿子为继子。结婚那天，不是她坐花轿被抬进屋，而是新郎坐着滑竿被抬进屋，这似乎预示着，她才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和支撑。不久，她的尚在壮年的公公病逝。祖母十九岁那年，怀上我的父亲七个月的时候，她的丈夫上山干活，不慎跌下悬崖，没有救过来。家里只剩下她和她婆婆两代寡妇。族人也许是惦记几亩贫瘠的山地和几间茅草房，要她改嫁，一字不识的祖母，竟然要求恪守礼教，回答说，等孩子生下后，如果生个女孩，就带上改嫁，如果生个男孩，她就“守”。她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从此“守”了一辈子，从19岁到66岁。
二
1954年春节那次回乡，让我第一次对祖母有了印象。
祖母个儿不高，大概一米五多一点，相貌端庄，身材适中，那时她已年过五十，似乎还可以用风韵犹存来形容。她缠着小脚，走路做事好像不受太大影响，总之，是一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听母亲说，祖母在我们老家那一带是小有名气的。她十九岁守寡，为同样守寡的婆母养老送终；她抚孤成立，还供儿子念书（后来儿子参加地下党闹革命，解放后一直在外工作，土改时她虽划为富农，门楣上却还挂有一小方“工属光荣”的匾额）；她很能干，除了因为缠过脚不能下水田，地里的活，包括使牛犁地都会；她还很精明，会算账，逢场赶集买东卖西一般也吃不了亏。尤其了得的是，她的财富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增长，在保住原有薄地外，居然还一点一点地买了几担水田（担，我们老家计算水田面积的一种单位，不知道如何换算为亩），居然还将前辈留下的几间茅屋翻盖成瓦房。母亲说，祖母盖房上梁那天，伪乡长都来给她披红挂花。
我不知道祖母的田地在哪里，只见到祖母建的房子。是一个小四合院，瓦房。正房三间，版筑的土墙，居中一间是堂屋，双扇大门，门槛很高，供着“天地君亲师”牌位，还有大方桌、木椅，是敬拜神灵祖宗和待客的地方；堂屋两边是卧室，土墙上小小的窗户只竖着安了几根木条，屋里光线黯淡，皆有小阁楼，做储藏用，祖母自住靠灶房的一间，正房地基高出院坝和两边的厢房；正房左首转角是宽大的灶房，后面接着猪圈；转过来是三间厢房，它的墙下半截木板拼装，上半是先用竹片编起来再糊上一层泥的那种，最靠外的那间是悬空的楼板屋，楼下有牛栏，我们那次回家好像就住在厢房里；右首转角的两三间土改时分给了小罗表叔一家，当时他是祖母雇请的长工，此前一直就住在那里的；转过来的两间解放后已卖给一个远房的族人，不是祖母主动要卖，是那一家要求买去给儿子成亲用，半买半要吧。余下一面有不高的一道院墙，靠楼板屋的一角空着，大概是想造一个院门还未及造起来。院角有很大一棵核桃树，几乎覆盖了大半个院坝，院周有高大茂密的竹木环绕，院前有二三人合抱的泡桐树、麻柳树。——这本是川北最普通的农家小院，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详加描述，只是觉得祖母实在了不起，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比较我的四次回乡所见，1954年春节这次，是农村里最安定祥和富足的时候，又正值春节期间，乡亲们排着队请我们吃饭（我们老家自古闭塞，讲究“人不出门身不贵”，对出门在外的人都是高看一眼的），虽然家家桌上酒菜大同小异，不外自家饲养生产的鸡鸭蛋肉（山乡鱼少）、豆腐粉条、萝卜青菜，但都十分丰盛。祖母好像也回请了。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和祖母一起坐在灶前烧火，寒冷的冬季，坐在灶跟前很暖和，祖母还给我讲如何敬灶王菩萨，这大概是她给我讲过的唯一的故事。还有就是晚上，在灶房的空地，用干透了的树根拢起一堆火，我们全家，小罗表叔全家，有时还有邻近的一二乡亲，围坐一起，聊天，主要是听父亲讲些外边的事情，夜深了，祖母就煮些醪糟鸡蛋给大家宵夜。
那次回乡，父亲本有意接祖母出去和我们同住，祖母不舍得离开她经营了一辈子的家，此议作罢。父亲不放心祖母一人独居，就和与他离得最近、又只有几间茅屋的一位堂弟商量，请他们搬到我们家来住，由他们日常照顾一下祖母，祖母百年后，将所有房子送给他们，还由父亲写了一份文字的东西，相当于现在的遗赠扶养协议吧。不记得祖母发表过什么意见，她可能认为，她修的房子本来就是儿子的，由儿子来处分天经地义。——后来父亲客死异乡，确实未能尽人子之责；而我的那位堂叔在三年大饥馑时，被征调到另一个县建什么工程，累饿之中也死在异乡，未能尽扶养之责。祖母1968年去世的时候，只有我的母亲和婶母在她跟前，给她送终，此是后话。
父亲是有公务的人，那次在老家大约只住了不到十天。就是童年的这十天，让我看到了传统中的农村，感受到它闭塞落后之外的可爱之处，这既是促使我1964年中学毕业后，在漂泊的疲惫和失学失业的绝望中，毫不犹豫地扑向她的主要原因，也是我至今时常会念起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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