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夏志清(孙郁 等)

编者按

　　纽约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先生逝世。1月19日，夏先生葬礼在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谨以这些文章遥祭远在大洋彼岸的夏志清先生，也以此纪念那些“白发如银的老人们”坐在榆树下谈笑的年代——此刻，他们正在笑着看我们。

　　在众人嚷嚷之际 静者独难

　　◎孙郁

　　五年前去纽约开会，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鲁迅的话题，席间许多人的发言很有分量。遗憾的是那天夏志清先生没有来，失去听他讲演的机会。不过，我印象里，他可能对鲁迅有另一番看法，对于大陆鲁研界的人，有所隔膜也是自然的。我后来几次去纽约，都未能见到他，所以，一直是心存遗憾。谈起夏先生，只能是文字里的形象，余者，则不甚了然。

　　我读夏先生的著作不多，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外，还有几册新文学作家论的书。不过，大陆出版他的作品，多有删节，所以对其思想本意，不能细细究之。他的文章不那么华贵，属于切实的那一种。但有时句句有力，是直接切入本质的文体。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陆像他那种治学的人，长时间是看不到的。

　　自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学界的看法一直不一，赞许与批评的都有。至今都纠缠着学界的神经。他最大的价值，是引入了另类的理念和治学视角，先前单一的文学批评观与史学意识显出自己的问题。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其思考恢复了文学的生态，把曾经遮蔽的存在，一一还原出来。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过去以左翼的逻辑为之，意识形态的因素浓浓，一些作家便不能浮出水面。夏志清把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写进文学史，且给以相当的位置，不仅是见识不凡，也有与左翼对立的用意。因为是冷战的产物，也难免不辐射出自己的偏见，这是谈论文学史的人都注意到的问题。现在大陆文学史写作的进步，与吸收夏氏的思想有关，他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投射在相应的领域。

　　我最早看他的书，觉得视角很有意思。他不是从外在的流行的观念去判断问题，喜欢以差异性眼光看世。加之有西方文学史的维度在，处处对比，时时照应的意识潜在于文本里，这是大陆研究新文学者最少有的。五十年代治现代文学史的，左翼的学者较多，王瑶、唐弢都有左翼情结，且不太懂西学，他们的书遗漏了一些自由文人也在所难免。曹聚仁后来在香港写《文坛五十年》，精神是自由主义的，底色不同于王瑶诸人，而依然是在汉语的圈子里盘旋，缺少对西学的吸收。夏志清写小说史，一是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有超时空的味道，可以细细品味其间味道。另一方面，对总体的情况，有得失之辨，尊重的是个体的印象，批评的锐气总是有的。

　　这样，他的研究体例，就和传统的史学有些差异，眼光是现代的。其文学史的格局，以肯定个性为主，私人的空间里的独白颇多，自然有诸多的发现。他对张爱玲的描述，精准、深切，不动生声色的地方颇多。比如能从文本看出内在玄机，以旧笔法写新感觉，审美的基调是有趣的。他看重张爱玲冷中的力量感，于肃杀里悟出玄机，暗里时常三致意焉。发现钱钟书在小说史的价值，是他的功德。笔墨有酣畅之处，对学问与智慧笼罩下的审美趣味的把握，令人眼界大开。现代小说家有政治上的焦虑，现实的态度明确，一面也失去精神的静观，在审美上少了含蓄与博雅。钱钟书的作品，完全没有这些，自己的视野是人类学家般超然。夏志清对此大为赞许，以西洋小说史为参照，细陈其内在隐喻，史家态度与美的体味飘动于书中，这对后来大陆的冲击是超出他自己的预料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文学格局的感觉不及文本感觉好。后者不都获得誉词，批评的话颇多。这都是阅读的原始感觉，鲜活得带有温度。他讥讽郭沫若、郁达夫，未尝没有道理，而面对巴金、老舍，内觉的分寸是显然的。夏志清在大陆被诟病最多的是对鲁迅、茅盾的态度，批评他的文字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这是他的价值观的流露，和王瑶的立场恰好相反。如此说来，他们各自在一个方阵，要跳将出来，的确太难。我觉得他对鲁迅的感觉，还停留在初步阅读的基础上，他在小说史里对鲁迅的创作的总结，缺少许多环节，对晚期的《故事新编》竟然草草描之，且不耐心，没有谈论张爱玲、钱钟书那么投入。不过，他概括鲁迅的偏激思想，多少有自己的道理，乃那时候知识界的另一种声音，对校正大陆的极“左”的表达，亦有价值。先生后来对鲁迅的判断，显然还是有些变化的。

　　我自己觉得，小说史乃读书人个人偏好的产物，客观的描述不易做到。其实现代中国的文学，谈起来很难。再过百年，后人的看法亦会有所变化，这是难免的。问题不在于对错，而是提供了一种方法和视角。王德威说，夏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夏志清去世，带走了一代人的故事，而他给我们的记忆却久存于世间。他的文字生涯看似平静，却因了与无数思想者与作家的对话，而有了流动的光泽。思想是寂寞者的果实，人们所发现的美还不是很多。我现在授课的时候，常常提起这个老人，不因别的，乃是告诫自己，在众人嚷嚷之际，静者独难。百年中国，趋同者甚众，大独者寥寥。先生治学与为人，其路相近。学术亦是人生，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此话，于今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伟大传统

　　◎陈思和

　　夏志清先生晚年唯一的一次来中国大陆，是在1983年春夏之交，他应钱钟书先生的邀请，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头来到上海，访问复旦大学。好像那一次并非是复旦主动邀请的，而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是复旦中文系的王继权先生，他看望亲戚顺道访问复旦。那个时候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台湾出版中文版没几年，大陆学术界有的人士正在愤怒声讨、竭力抵制。我不知道他在北京受到怎样的接待，他来复旦似乎也没有被宣传，只是悄悄来悄悄离开。

　　2000年我访问哥大，王德威教授在一家中国餐馆请客，夏先生夫妇也到场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谈笑中我又提起他在复旦的访问，他转开话题不接着说下去，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一下贾先生的身体是否健康。去年年初我再度去美国，在纽约转波士顿，特意从纽约出机场，打算去拜访夏先生，来机场接我的明炜婧祾事先也与夏先生联系好了，但是天不助我竟下起了迷漫大雪，明炜担心晚上雪地开车危险，就在电话里辞了这次拜会。没想到这一辞我就永远失去了再度聆听夏先生妙语真谛的缘分。

　　夏先生是以《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获名于大陆学术界，这本书直到前几年才由复旦出版社印了大陆简体字版，我没有读这个版本，我想这大约是删节本。但是我读的台湾传记文学1979年版的繁体字版，可能也是不完全的。那是刘绍铭先生组织一群人集体翻译的，真正读过英文原本的大陆学者可能并不多。这本书最早于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的，由此奠定了夏先生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祭酒地位，到了1971年夏先生对这本小说史又做了很多方面的修订。待1979年中译本初版前，夏先生又为它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里他对自己从一个专攻西方文学经典的博士生如何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治学历程做了认真总结。可贵的是，他对于这本著作中用西方经典的标准来批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偏见做了深刻的反省。他对于自己在写作时因为资料不足而忽视萧红、吴组缃、萧军等都做了自我批评，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他诚恳地说：“总括一句话，本书1961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中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读此，我觉得当年夏先生横空出世的狂妄精神已经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完全回归于两岸认同的主流文学价值观了。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夏先生的文学史观，但好在夏先生并未对1961年版的小说史做过什么修改，他只是增加了许多附录，同时另外写了许多论文，如对严复、梁启超、端木蕻良、徐枕亚等不同人士的研究，甚至一直期待着能够重新写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和晚晴(清)小说研究，夏先生是在不断进步着，努力营造一个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他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钟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四大传统，基本上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我们以前的狭隘文学史观，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所以，我不赞同一般人所说的，夏先生一炮而“红”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好像这些作家都是被夏先生的小说史捧红似的，连夏先生本人也表示异议：我还高度评价张天翼，为什么就不红呢？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捧红的。不过是后来政治偏见编写的文学史有意遮蔽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才使我们变得无知狭隘而且愚蠢。夏先生在海外没有受到偏见文学史的遮蔽，才能够以审美趣味的立场来评价文学，大大开阔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还原了历史的本来应该就有的面貌。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新衣的孩子，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太阳已经接近黄昏

　　◎大鸟kiki

　　出门的时候，纽约阴云密布，空中飘着裹挟着雪花的雨水。我在花店买了一束洁白的雏菊，撑着黑伞，去参加夏志清先生的葬礼。

　　追悼会定于曼哈顿上东区81街的坎贝尔殡仪馆(Frank E. Campbell)。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会场，在入口处的桌上，摆放着夏志清先生的各种中英文著作，包括他在西方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桌子中央的镜框里，贴着一篇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今年一月刊登的讣文，开篇第一句话是：“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介绍到了西方，也是第一个翻译那些现在已广为人知的中国作家作品的人。”

　　王洞老师穿着黑色的套裙站在门口和每个宾客说话，拥抱。很多是久未谋面的朋友，在这样的场合下相见，先是有相聚的喜悦，最终难免又会有些神伤。

　　会场不大，布置得简洁而典雅，靠墙的一面摆放着各界人士致赠的花圈。夏志清先生的灵柩摆放在主席台中央，被鲜花簇拥着。灵柩是淡黄色的，边沿围着一圈洁白的布，远远看去，很像一个精致的摇篮。灵柩右侧，摆放着一架黑色钢琴。会场的墙壁与灯光都是那种暖暖的金色，这让整个礼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型音乐厅。我把那捧沾着雨水的花束放到他灵柩前，附身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面容，像熟睡的婴儿一样平和。

　　宾客陆陆续续到了，会场里座无虚席。如水的钢琴曲响起，在整个礼堂中流淌。大家安静地听着，默思着，等待仪式开始。追思会由王德威教授主持，他是夏先生最得意的衣钵传承者，大概也是最了解夏为人处世的人之一。他请来夏的挚友汪班朗诵他生前最爱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交响的绿草坪》。与其说是诗，更像一首简单而温柔的童谣，没有太多哀伤，甚至充满了喜悦。诗歌中描绘的一幕幕场景，如同天堂般甜蜜。

　　朗诵后，夏志清的同事、学生、亲人代表依次上台致辞。这大概是我参加过所有追思会中最轻松的一次，会场里总是时不时会响起笑声，每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说出几个关于他的幽默段子。这些欢乐的回忆带给大家的暖意，在这位老人离开世界以后，依然留存了下来。

　　作为一个学术界泰斗，他上课却并不循规蹈矩，每个上过他课的学生都知道“他喜欢在文学课上聊好莱坞电影和政治丑闻以及任何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几乎所有初见他的人都有点紧张，他会拍着一个充满敬畏的学生肩膀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知道我很伟大”，以此来缓和气氛。

　　即使躺在病榻上，夏也依然不忘调侃。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久久不肯回答。夏转而安慰医生说，“没关系，我不怕死，反正我已经不朽了。”大家熟悉他的笑容，也总能从他的鼓舞中汲取力量。他的学生，现任哥大东亚系主任的Haruo Shirane在悼词中这样描述他，“每次在他爆笑之前，他的脸上总是带一点点坏笑，你能看到他眼角的皱纹和身体的微微颤动”。

　　作家查建英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夏先生，他很惊讶她的身高，握着她的手，用上海话很大声地说：“啊，原来你这么高，有六英尺吗？你是怎么长这么高的？看来大陆的营养不错啊。”她对夏先生表达自己想来纽约并师从他的意向后，夏很开心，直截了当地和她说“你当然应该选择我，当然”。

　　查建英回忆自己在哥大跟随夏教授读书的时光，“他的教学方式就和他的人一样开放而轻松，而且总是让你觉得充满挑战。在课堂上，他从不会发表枯燥无聊的长篇大论，也总是提供一些新锐而独特的文学或历史观点。他鼓励和督促大家质疑和反驳他，就像在他自己家客厅和朋友们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一样。他一直告诫我们，不能因为某种学术观点或者学术方法已经建立起来或者时髦，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而应该无所畏惧地探索更多、发现更多”。

　　在她的心目中，“夏一直是一位写着严肃书籍却有趣的人，他是一位评论家但并不冷嘲热讽，他是教师却从未停止过学习，他四海为家，热衷于研究各种文化风俗。他是个很温暖而且包容的人，从来不吝于帮助他的学生和年轻学者。用中国的话说，他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人”。

　　会场里，你能找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台湾著名散文家，已经89岁高龄的王鼎钧也在此出现并献上了自己的“赞美和感谢”。他说60年代台湾的文学杂志每期都会寄给夏教授阅读，“每每看到不错的文章，他都会写封信给编辑和作者，称赞几句。虽然通常都是短短的几句，但总有一些话很到位。如今他留在台湾的信至少有1000封，这是台湾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台湾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殡仪馆出来，我惊异地发现天已经放晴了，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投射出耀眼的光芒。纽约的天气变幻莫测，我却更愿意相信是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如朗诵的那首诗歌所说，“太阳出来了，天空晴朗了；愉快的钟声在鸣，欢迎着阳春。”而走过两个街区，我又一次经过了胡适的故居。我想这些白发如银的老人们，大概正聚在一起，坐在榆树下，谈笑着看我们。

　　交响的绿草坪

　　作者：威廉·布莱克(英)

　　翻译：郭沫若

　　太阳出来了，

　　天空晴朗了；

　　愉快的钟声在鸣，

　　欢迎着阳春；

　　百灵与画眉，

　　薮中的鸟禽；

　　喘声四处高扬

　　和愉快的钟声响应，

　　咱们的游戏竞争

　　在这“交响的绿草坪”。

　　老约翰，白发如银，

　　笑得真开心，

　　坐在榆树下，

　　和老人的一群。

　　他们在笑着看我们，

　　回头又议论纷纷；

　　正是同样，同样的高兴，

　　当我们还是少年时分，

　　当我们还是童男童女。

　　在这“交响的绿草坪”。

　　小将们筋疲力尽，

　　游戏不再进行；

　　快乐已经尽兴，

　　太阳已经接近黄昏。

　　好多的兄弟姐妹

　　围着母亲的围裙，

　　就像小鸟归巢，

　　要图夜间的安静，

　　游戏不再看见了，

　　只剩下黄昏的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