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书生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踏进历史系。历史学家皮名举说“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如此,耳目所接,皆增愤慨,内容殊不堪闻问。

戮杀书生,历代帝王之嗜好,无非是其有些思想,不愿盲从,身处民间,妄议朝政。素日战战兢兢,一如刍豢待宰,饩羊待烹,反倒是蠢如鹿豕、智识未开者,虽曰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草一样的生,草一样的死,却能善老终身,保全完尸。

含冤吞声,无所赴愬,有种无法言说的悲怆。但有不杀者,结草衔环,感恩戴德。据叶梦得《避暑漫抄》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待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祭器皆为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众人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轻罪重罚,不死脱层皮,流放蛮荒,九死一生,世间竟有不杀之恩,范仲淹就曾由衷赞叹“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那个时代,思想自由竟是一种死罪,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就有了独立人格。弱则思变,读书行为本身,便意味着不甘认同于现实,不被洗脑之个人皆潜在威胁,为直接控制对象,出头一个,消灭一个。下级服从上级,级别决定分配,士大夫阶层久历宦海,观形势,察风向,心思重重,盘算太多,小心翼翼,见义不为,尧舜之民也桀纣之民,贞观之臣也天启之臣。惩办思想叛逆,为的是激发愚忠,制度乃盛衰关键,也百姓利益所在,立朝大节,定于一尊,由此埋下衰败的种子。一个需要自己歌颂自己的朝代,怎让人对此不失望。

民国开启民智,加之言论自由,职业独立,一时间呈现千年未有之气象,殷海光分析其因:“只有不尊重智慧的国家才轻视书生。尊重智慧的民族,一定尊重书生。而尊重书生必须从书生自我尊重开始。书生自尊的出发点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938年,为声援生活书店对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制度的抗议,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中华书局陆费逵两个“同行如敌国”的竞争对手,率先签名。张中行《流年碎影》由己及世,也有此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民国离我们并不遥远,却已十分陌生。

一念之慈,万物皆善。只要善待书生,给其留出相当的自由度,社会便能大步发展,统治者也懂这点,却无法容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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