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赞诺夫之《石榴的颜色》(1969)
1974年，因为曾经为索尔仁尼琴抱不平而致信《真理报》，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被驱逐出境。此前，帕拉赞诺夫因为公开为持不同政见者们鸣冤而入狱，照官方说法，他是被控犯有同性恋罪，那部面世于1969年的《石榴的颜色》旋即殃及遭禁，幸而一个拷贝已被偷运出国，引来欧洲影坛文坛的多方奔走施压，帕氏刑期才由五年减为三年。此片原有一个他自剪的79分钟版，世人如今得见的则是当年公映时苏联官方委托某亚美尼亚导演重剪的73分钟版，但无论怎么剪，它那浓重的绘画特性无可更改，毋宁说，它构架的根本就是可供一帧帧细观的长卷——将《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与之比对直如钟摆两极，快速移动运镜绝迹了，代之以固定镜头捕捉的一切，人物的动静，令人想到鲁迅《祝福》里那句，“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石榴的颜色》大体算是人物传记片吧，片中的核心乃是亚美尼亚游吟诗人哈罗丁·萨亚坎（1712-95），年轻时得格鲁吉亚国王赏识入宫，但因与公主相爱而遭放逐，最后死于波斯军团对第比利斯的屠城，故国亚美尼亚尊其为“沙耶·诺瓦”，即诗歌之王。片头有旁白曰，“此片记录的并非诗人的一生，而是他的精神史”，所以无妨理解成，帕拉赞诺夫对于其人身世颇为感同身受，并且多少也预感到了自己的遭际走势，所以希图与古人互为投射，隔空吁叹。影片篇幅大抵也是不同年龄段的四等分，环境变迁则按童年在家、青年进宫、中老年于修道院栖身的三分法，单调的画面变切之余，会有沙耶·诺瓦的诗句在画外被诵读，语调一概静若止水，开篇三次出现“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以及中段的如下旁白低沉道出，可称诗眼——“我是被异国宫廷囚禁的夜莺……石榴的颜色，是血的颜色……”
帕氏的形式选择，或可视为双重的逆行，既是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言路紧缩的大环境，也是针对电影工业的发展之道，如此这般，《石榴的颜色》便成了一个谜样的文本，一个诞生于现代的古董，然而站在专擅隐喻的诗电影立场来看，此片许多镜像设置并非如传闻的那样费解，比如在修道院就有一幕，画面中占压倒多数的是正在啃石榴且口角流汁、斯文扫地的修士们，右侧角落里，则是诗人埋头卷中的静穆造型，一个拒绝随波逐流的思索者形象呼之欲出，这一幕，未必不是镜头背后帕氏自况吧。进一步细究，帕氏其实还是给出了影片由浅入深被理解的途径，片头是三颗石榴置于白布之上，布下很快浸透了鲜红汁水，光此一镜似不知所云，但紧接着是另一镜，白布上两块兽骨，中间有一条濒死的小鱼，复增至三条，第三个镜头是纯粹静物呈现，一把木琴边上一束枯死的白花，插于长瓶，三镜相接，亦即当做一组蒙太奇来打量，它传递的恐怕是黑暗时代诗人命运的一种共性浓缩，先是被放血，到濒死，到长眠，概莫能外。
至于诗人的存在意义，于后人当是留下时代印记，但于他所生活的当下，则可在密集呈现的如下特写组合段里见出：一串葡萄被一双男人的脚踩踏，榨出红水，图书馆藏书受雨水浸泡后，被人用石板将水分压出，女人们用脚踩踏被水淋洗的毯子，衣物、丝线被染料浸染、抛掷、落地，色彩隐隐外泄，盖住原色，甚至于童年诗人窥视中的父亲洗浴，外观类似瑜伽训练，所不同者只是由一位男仆帮忙完成，其间诸多踩、扯、扭、拉，受洗者面露苦楚，此等段落相继翻过，当然亦有亚美尼亚风物记录的用意，但若把这些动作予以集中，则会发现受与攻，恰恰可以看成人类自由表达之梦的习见境遇，诗人的初衷莫不是坦露心迹，针砭时弊，但结局往往是挤压中归于沉寂，最好的下场亦不过是变为片头那朵白花，或成传说，或被遗忘，更多的是如鱼儿般成为祭献，甚至已渗不出一滴血，还不及一只石榴。诗人唯一的出路是歌功颂德，这从诗人青年时代行将消亡时的一幕里可以见出，画面长久停在花色各异的毯子前，以此为背景，一个小丑面带媚笑，种种赞美称颂，种种自我扭曲，花团锦簇之中，形成一幅盛世泰安图，当然是圣意大悦，不在话下。
《石榴的颜色》若说有承接了《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者，当是死亡阴影的隔空延伸，除了植物的葡萄与石榴的压榨变形、花的枯萎及鱼的挣扎，鸡与羊的屠杀亦加剧了阴影扩张，童年诗人抱着一只鸡，期盼能免于身首分离，但红色鸡冠和周边鸡血一色的殷红，父亲还蘸了血水往他额头点了，似乎预告了他的命运终究是无可遁逃，诗人中年片段里羊的屠宰那幕更是血腥，帕氏还记录了庸众呼朋引友大快朵颐的一幕，某种程度上亦有如许忧患飘出，诗人即使做了祭献，在世人眼里不过又多了一场筵席而非一重晓谕，所以紧接着是诗人在教堂内的掘墓，名义上是为主教之死而劳作，其实何尝不是自我送终的提前，因为诗歌早随他的爱人远逝，一如爱人灵前烧成灰的羊皮卷。把全片所有死亡印记集中起来，方才能明了掘墓那幕结尾，何以诗人会倒在教堂墓边，周围点满蜡烛，群羊四面涌入护围，无头之鸡扑楞跳跃，血尽仆地，世界于是归于静寂——此等宿命，诗人如何摆脱？“诗人将死，唯缪斯之神不死”，这世界真如他的诗中所写么？
1974年4月21日，也即帕拉赞诺夫入狱后五个月，多方奔走无效的塔可夫斯基向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致信（见《时间中的时间》126页），信中说到，“不幸的是，大多数苏联导演的作品乏善可陈，但帕拉赞诺夫的两部电影却影响遍及全世界，我们对世界电影负有责任，尽管我对他的案件一无所知，但我觉得对他的命运负有责任，就艺术而言，全世界无人可以替代帕拉赞诺夫。他有罪，罪在孤单一人，我们有罪，罪在没有每天想起他，没有发现他的价值。”
原载于《看电影》杂志专栏，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