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早知道” 的出台
(接上篇《宣传“铁扁担”》)
1955年底，中央提出了“发展主体，改造两翼”的方针。主体是指工业，两翼是指农业和商业。发展的含义是经济方面，也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全党大办工业。改造的含意是政治方面，改造农业是要成立合作社，改造商业是要加快公私合营进程。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对资改造五人小组。所谓对资改造是对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的简称。县里工业很薄弱，当时仅有株林河锅厂和蕲州美华肥皂厂有一定的生产能力，而商业却有2800多户，从业4000多人，是对资改造的重点。五人小组中有分管财贸的副县长邵自修，我，供销社主任张宽，商业局长李德元，县财贸办公室主任管和雨。改造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批发业务全部转到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停止私营批发商的业务。这项工作因为人数少，在1955年初就完成了。第二步是将布匹、百货主要商品控制起来，统一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经销，私营商业只能搞代销。这项工作是1955年6月完成的。第三步是将全县私人商业全部转为公私合营。我们原计划3个月完成任务，后来上面要求抓紧抓紧再抓紧，与资本主义抢时间，与帝国主义比速度，两个月要完成。领导小组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
“我是牵头人，只负责开会，具体工作你们抓。”12月12日，领导小组成立的当天下午，邵自修副县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头一句话就这样讲。然后研究工作，成立几个专班，主要任务是清产核资，把全县近3000家私商的资产核查清楚，然后根据本人的意愿及平时的表现，核准他是否参加公私合营。对于本人不愿参加的我们上门做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一次工作不行，就做二次，直至做通为止。会后马上布置，以区、镇供销社为基础，进行层层动员，广泛发动。造成声势后，清产核资工作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那时解放不久，尤其是农村经过土改斗争，机关经过“三反”运动，一般群众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认为只要是上级开会布置的，下级照着办准错不了。所以，清产核资工作没遇什么阻力，仅仅一个月，这个阶段的工作做完了。
1956年1月26日，召开了全县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欢聚县人民大会堂，会议由副县长邵自修主持，县委书记董舒作报告，正式宣布全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任务基本完成。董舒讲，我们这项工作开展只一个多月，按照中央的部署完成了任务。为什么进行得那么快？主要是执行政策好，自始至终贯彻中央对民族资本家的“赎买”政策，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没有照搬外地、外国的作法。针对我县没有民族资本家的实际，对所有个体工商户采用登记、核资、合营的办法，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昨天的个体工商户，就是今天的公私合营者，昨天他们赚取资本主义利润，今天拿社会主义“定息”，昨天他们还是唯利是图的剥削者，今天就是奉公守法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转变啊！所以我们有理由庆祝这一胜利。
董舒讲完后，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都为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者而高兴。
对资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出现一些过激作法，表现在只注意集中经营，忽视分散经营，撤并了40％的商业网点，对行商、代销统得过死，管得太严。当年6月，我们根据上级精神，又进行了适当调整，农村边远地区一度消失的行商又开始出现了，他们被群众称为“挑鸡毛换灯草”，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当资本主义的尾巴才被彻底割掉。这期间，行商、代销发挥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难以替代的作用。
全县商业公私合营后，我们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1956年6月的一天，我到株林河区检查工作，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来到人民银行营业所。我问主任在不在，那位伏在桌上看账的年轻人抬起头来很有礼貌地回答主任不在。我问哪去了，年轻人讲到陈应垅送贷去了。我问送什么贷，年轻人答送生产贷。我问为什么主任不值班，银行只有放贷和吸储任务，还没听过送贷，是不是喝酒去了。年轻人顿时没好口气回答：“我说你这个同志啊，你是头次到我们县来是不是？你不知道我们县里财贸部抓得几紧，说各个单位要拿出90％力量抓生产，还说要来检查，与阶级立场和政治表现挂钩。银行生产任务怎么抓？主任想出送贷点子，要把90％的贷款送到农民家中，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就算完成任务。所以上到主任，下到炊事员，每人都有送贷任务。”年轻人讲完后，我问你们主任说的有没有记录。年轻人抬头将我打量一番，大概认为我是哪个部门派来学习的干部，态度热情起来，倒杯水递过来，接着把屉斗里本子拿出来，一页页翻我看。
这个本子并不是一般的会议记录本，而是营业所全年工作计划和记录。开头是总目标，放贷多少，其中放给农民多少，商业多少，锅厂多少，帮助多少户农民发展哪些项目，增加收入多少等等。后面的内容非常具体，比如每个月做些什么，送贷对象，发展项目，当然还有吸储任务，由哪些人负责完成等等。再接着就是当月的落实情况和落实人。当翻到记录本第一页，内容历历在目：“3月1日，全所人员开会，主任安排当月工作，讨论；2――10日，全体人员轮流到三角山、黄泥坳走访，了解药材种植情况，送贷68户，发展药材89亩，下面是贷款户名单。11――15日，送贷到三角山、黄泥坳，共1120元，最多的户贷18元5角，最少的户贷4元6角。“贷款为什么不一样？”我问。“贷款有三看，所以不一样。”年轻人答。“哪三看？”我问。“一看收入二看人，三看项目四看能，缺了一个就不贷，多了一个也不行。”年轻人念着顺口溜回答我。我接着要他解释，他讲收入是基础，收入少多贷，收入好少贷，收入多不贷，体现扶贫济困目的。人要诚实，勤劳，还要讲信誉，好吃懒做的人坚决不贷。贷款户要有项目，种药、养猪、买牛都行，不能贷款消费。能是指可行性，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比如在三角山养鱼就不行，在株林河种药也不行。还要看贷款户与项目适不适应，缺劳力的户不能种药，只能养蚕，缺屋住的人不能养蚕，只能种药。年轻人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条，看来早已熟记在心，不是一时想出来的。我又翻到6月记录，也是每天的内容，除了吸储进度外，就是走访贷款户，检查扶持项目，有走访药农的，有检查养牛的，还有两户没项目，他们把贷款收回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很高兴，问年轻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洪应东，是营业所会计，今天他值班，所以就由他负责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
从营业所出来后，我像晚上走路遇见灯，眼睛顿时大亮，马上想到要把株林营业所经验介绍到全县去，让每个单位都要有工作目标，服务计划，还要有各项措施，干部的责任，让人一看就明白。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工作计划吗？可它又不是计划，当时各级强调计划的严肃性，下级计划必须与上级计划保持一致，地方计划要与国家计划保持一致，这才叫社会主义的计划性。而那时全国计划下发时间都很晚，早在二季度下，迟到三季度末，我们工作不能等。再说，国家的计划都是带关键性的数字，是全年总计划，没有分项计划，更没具体措施。我们要制定的方案与计划不尽一致，不仅任务要明确，最主要的是措施要具体，责任要详细。因而，计划这个名字不能用。
从株林河到漕河是山路，尽管6月的天气热，但我心情特别好，走路脚步也很快，边走边思考，突然想到叫个早知道怎么样？我问自己，问之后又回答，好，行，中，就叫这个名字，意思是让大家都知道今年干什么。我边走边想，心里打着腹稿，走到漕河，我没回县委，来到服务局，打电话将财办秘书方立仁叫来，我把想法对他讲一遍，要他写个方案。初稿写起来后，我了看一遍，提了修改意见，如把内容归纳到“三保、四到、五挂钩”十一个方面来。“三保”是保任务、保费用、保政策，“四到”是任务到单位、到股室、到柜组、到个人，“五挂钩”是财贸工作与中心工作挂钩、与系统内各单位挂钩、与农业挂钩、与工业和手工业挂钩、与上级和县外有联系的单位挂钩。总标题是《财贸工作一年早知道》。
第三天，我通知财贸系统的科、局长开会，讲了想法，说财贸系统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怎么发展，靠我们去劳动不行，一是我们干不了多少事，二是离开了本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服务，帮助农民和工人把生产搞起来，粮食、油料多了，粮食部门就有收购的，也有粮食和油脂卖。生猪和鸡蛋多了，食品部门有事做。群众手上钱多了，银行有存款。山上药材多了，供销社收购量才会大起来。一句话，只有生产搞上去，社会购买力才会提高，财贸才能活。现在的问题是隔行如隔山，搞财贸的不知道农业搞什么，搞农业的也不知道财贸部门搞什么，所以我们要搞个《早知道》，把财贸各单位任务提出来，措施公布出去，让大家早知道，让每一个干部和职工都围着任务转。
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很有必要。张宽还讲今年过去了一半，再搞一年早知道不实际，是不是先试点，下半年就搞《半年早知道》，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又讲供销社是服务第一线，试点就在我们那里搞。我听了很高兴，说我俩想到了一块。
散会后，我把想法向邵自修县长作了汇报。邵自修同志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办法可行，有必要，还提了一些补充意见。并建议我把这个情况向县委副书记邓萍同志汇报一下，征求他的意见。第二天我找邓萍同志汇报时，正好董书记也在一块，我刚开个头，董书记就面含笑容地对我讲：“我听说过，昨天晚上邵县长对我讲的。席书文同志你还蛮肯动脑筋，想出这个好点子。不管效果如何，先干起来再说，县委支持你们。”董书记讲完后就走了，我把整个构思详细向邓萍作了汇报，同样取得他的支持与赞扬。
《早知道》在供销社试点后，取得明显效果。到下半年，财贸部和财办抽调专人对试点单位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还听取区、乡干部意见，拟出了《蕲春县一九五七年财贸工作早知道》提纲，要求各单位根据这个提纲作好下年度的工作安排。
“小席呀，搞了几年财贸工作，有很大长进呀。从你身上我看到了蕲春财贸的希望，你要一如既往，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成绩。”
1956年底，直接领导我们的何启县长调到地区担任新的职务，临行前我去送他，他拉着我的手说，那样子既像领导嘱咐下级，更像父亲夸耀儿子，让我无比激动。我回答说：“何县长，我的进步离不开你的培养，首先是你的作风和精神鼓励了我，我始终要以你为榜样，一定按你说的去做。”
何启县长离任后是邵自修副县长接任。邵县长也是我的直接领导，对我很了解，两人共事非常默契，他对财贸部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我向他请示工作时，他鼓励我要把《一年早知道》这件事认真抓下去。所以在1957年春节到来之际，我们全力以赴地抓好《早知道》的落实工作。在春训大会上当作重点。
《一年早知道》的制定其实就是详细的工作安排，拿到现在看不算什么，可是在50年中期，在各地各单位管理制度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几个数字或几项制度，可以说，它是地方的第一个计划，是部门的第一部“法规”，是单位的第一目标，每个人都将它看作是行动的指南。所以春训后，各单位掀起高潮，起草《早知道》，讨论《早知道》，落实《早知道》蔚然成风。一些单位还将它编成顺口溜，抄在黑板上，还有人编成节目来唱，有《十唱早知道》的道情剧，还有《说说早知道》的快板书，一时间，全县财贸系统沸腾起来了。随之全县各行各业根据本单位的职能制定了《一年工作早知道》，掀起了学习财贸、服务农业、服务工业、服务群众的热潮。
这一年，县财贸部、财办和各单位都以检查《一年早知道》落实工作为重点，财贸以外的各单位和区、乡政府很配合，他们将《一年早知道》的小册子拿在手上，围绕重点安排活动，有的单位还制定出自己的《一年早知道》。当初一个小点子，能够激起这么大的浪花，确是我当初没预料到的。后来蕲春的作法推广到全地区，全省，乃至全国，上级来总结的时候，让我感到措手不及。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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