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从张爱玲的第一封投稿信说起
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3期,发表了一篇张爱玲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存稿》,从她最初的虚构作品开始谈起,及于早年的写作及投稿经历。文章侧重点在讨论早期的未刊小说《摩登红楼梦》和刊于国光校刊的《牛》与《霸王别姬》,许是因为楚霸王与虞姬哀史,熔战争与爱情这两大类热门主题于一炉,故受到作者的偏爱吧,便大段大段介绍故事情节并摘录其中动人的文字,导致文章结构略显失衡,令旁观者读来颇感不耐。但如将之视为张爱玲早期阅读史、写作史的第一手材料,倒也不无研究价值。尤有可说的是,等到12月张爱玲结集出版散文集《流言》时,又在该文第二段后、第三段前,添入一页插图,标为“第一封投稿信”,之前并以括号形式附有说明:“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
说起《新闻报》,张爱玲与之的缘分委实不浅。《公寓生活记趣》透露她与姑姑二人合订一份《新闻报》,每日由一个开电梯的人过目后才送上来;《到底是上海人》里提及“《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写着“'友情所系,讵不大哉!’”说这“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她还曾在《诗与胡说》里肆意贬低鸳蝴派前辈作家顾明道在《新闻报》上的连载小说《明月天涯》的情节设置不合情理,甚至还拉来了旁证:“有个表姊,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前述的说明文字则表明,自童年起,她就与《新闻报》搭上关系了。
这第一封投稿信为手写体,原无标点,为了便于展开后文,冒昧添补如下:
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附刊”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
晚年的张爱玲透露说,自己虽说从小热爱绘画,却是在母亲的鼓励下才尝试投稿:我“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也没人视为天才。不过因为小时候我母亲鼓励我画图投稿,虽然总是石沉大海,未经采用,仍有点自命不凡,仿佛不是神童也沾着点边。她初次出国期间,我就已经天天'画小人’,门房里有整本的红条格账簿,整大卷的竹纸供我涂抹”。(《爱憎表》)
投稿信中所说的“画子”,不知是安徽还是南京方言,总感觉乡音未改。又如“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读来也很有些费解。其他诸如《新闻报本埠附刊》编辑室启事、张爱玲所见《孙中山的儿子》的画之类,全都未经人言,倒也值得作一番深入探究。
两年前,为了撰写拙文《柳雨生与小报》,我利用工作余暇,逐日翻阅“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的《大上海报》(1943年10月21日至1945年8月28日),当翻至1945年1月7日该报,发现一篇刘凤《张爱玲与余爱渌》:
张爱玲是一个写小说的女作家,余爱渌是一个译写西洋杂志文的作家,两个人各不相干,实难相提并论。然而世事说来多怪,所谓无巧不成书,原来也不仅是书而已。
张爱玲最近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她的小说集《传奇》给人的印象正如这本书的名字,总使人觉得它的作者太不平凡;而读完了《流言》则觉得作者是一个颇可亲近的人,因为《流言》正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对于人生种种相的供言。就在这本《流言》中,作者提起她最初投稿的故事。那时候张爱玲九岁,她画了一张画投给《新闻报》的“本埠附刊”,同时写了封信给附刊的编者小记者先生。信中对于该刊所发表的《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一图深致赞扬。而这幅画正是余爱渌画的,他那时只有六岁。
这是一件巧合的事,然而也确实颇为有趣,够得上一则文坛逸话。
日昨和余兄谈起,他也大笑不止;下走谓此正是认识张女士的大好机会,因为她是最初赏识余爱渌图画的人。余兄更谓,他的搁笔不画也就在见到张女士小说中的自画插图以后,他觉得张爱玲的画太好了,所以自己也不敢画了。
为了不掠人之美,必须得指出,上述短文首见于《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唯编者肖进不知何故,对个别字词进行了删改。今一仍旧貌,以免误导。
余爱渌是谁呢?他本名徐慧棠,又有笔名康悌露、单庆舫、端木洪、罗薏等。(详见萧持隆《云烟录·春秋班底》,《繁华报》1945.5.15)至于刘凤文中所称幼年张爱玲对余爱渌画作不无推崇之意,若推敲张爱玲投稿信原文,似无此意,看来只是作者的故弄狡狯,稍有攀扯名人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沈寂在回忆文章里说过,徐慧棠为柯灵主编的《万象》青年作家群里的“五虎将”之一,才华横溢,译作颇多。
余爱渌的原画究竟如何?竟能让九岁的张爱玲特意提及,语气中还透着不服气?经过一番搜寻,终于被我找到:它是一张漫画,题为《中山先生的儿子》,由“务本女学一年级七岁徐慧棠画”,刊于1929年8月21日《新闻报本埠附刊》。
将此画与孙科当年的照片相对比,但见徐慧棠小朋友笔触虽稚嫩,却寥寥几笔,便准确地勾勒出孙科的外貌特征:圆圆的脑袋,梳成三七开的短发覆于其上,鼻上架着一副标志性的圆框眼镜。简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考虑到年龄之小,更令人惊异。
再看漫画下方徐慧棠与小记者的对话:
小记者先生:这画能登在报上么?画得不大好呀。我现在在务本女学校一年级读书,下半年要升级了。我今年七岁,住在西门唐家湾肇周路四百二十三号新康米店家里。徐慧棠鞠躬。信封是我姊姊慧菱写的,他在务本女学二年级。(小记者说:可爱的慧棠妹妹,你画得很好,已经替你制版登在上面,还希望你以后再画几张好的给我。并且以后连信封都要你自己写,因为你的姊姊是二年级,你下半年也要升到二年级了,当然你也应该写信封啊。)
这里编辑“小记者”误以为写信者是女孩,实际当然不是。为表慎重,我特意从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藏中翻检出一本1930年印制的小册子《上海特别市立务本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行政组织》,其中“附属小学校概况一览表”里显示该校位于上海西门黄家阙路,1929年9月改组,秋一至秋四年级招收若干男孩,只是比例偏小。
今按,“小记者”即《新闻报》编辑严谔声(1897—1969),据说这笔名是为了纪念他在青年时访问孙中山后,写了上万字访问记而使用的。严氏原籍浙江海宁县,1917年来沪,两年后亲身经历了源自北京的“五四运动”对上海商界的巨大冲击,于是逐步产生民族自决的意识,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深植于脑海中。不难揣想,当他收到这幅《中山先生的儿子》的漫画,仅仅看到题目就会感觉亲切吧,更何况画得那么逼真,又充满童趣,不喜欢才怪嘛?至于张爱玲的投稿信呢,中文既讲得疙里疙瘩,又说要画古装人物,简直是言语乏味,画题老旧,如此一来,自是难入编者的法眼了。
《新闻报本埠附刊》创办于1926年4月1日,与《申报》随报赠送“本埠增刊”类似,它也是随报附送给本地读者的。这一附刊的创立,有其独特的功能,正如赵君豪在《中国近代之报业》书中所评述的:“中国报纸,为增加广告计,遂增设一种本埠附刊,所收广告刊费,较为低廉,而其销路,亦以本埠为限。本埠附刊之广告,其效力只及于一地,故文字方面之材料,亦专论当地之事,如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商店消息以及其他一切无关外埠之琐事,均归于此刊。”
最初主持《新闻报本埠附刊》的编辑是徐耻痕(本名梦兰),等到他于1929年离开之后,便由严谔声接手,随即对附刊的栏目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大量刊登妇女儿童作品,各界新闻栏目除了保留商场新闻、电影新闻以外,其他栏目取消。办至1929年4月25日,为了活跃版面,鼓励普通读者参与,附刊发布《本刊特别启事》,开始向社会广泛征求“儿童作品(文字图画均可)”,7月8日至8月17日连续多日,重复刊登《本刊特别征稿启事》:“本刊现须征求妇女及儿童作品,无论何种性质,均极欢迎,惟以简短而有趣味者为贵,每篇最好勿超过五百字,照片、图画、诗歌、童话,尤为适用,酬报特别从丰,来稿如附有邮花,不合当即退还,切盼女著作家及小朋友们勿吝赐稿为幸。”
不难推断,张爱玲大约先后看到8月17日的征稿启事,以及8月21日徐慧棠的漫画,深受鼓舞,遂兴奋地写下那封投稿信,寄去一篇杭州日记,孰料石沉大海,惨遭退稿,幼小的心灵想必大受打击吧。好在她能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终于在多年以后登上文学舞台的中央,大放异彩,充分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
说起画漫画、投稿,同样是从小就喜欢画漫画的丁聪,成功率要远高于张爱玲,他“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向社会上的报刊投稿。最初是投向上海《新闻报》的。本埠附刊它每周都有一个漫画专栏。我这时开始拿到稿费,尽管每幅画仅一元钱,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就蛮开心了”。(《转蓬的一生》)好在张爱玲在中学时代也有了首次的成功经历,且所获稿费单价远高于丁聪:“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童言无忌》)
对于“小记者”严谔声,张爱玲似乎是其作品的长期读者,身受“影响的焦虑”之苦。如《雨伞下》里写道:“某一次在雨天的街头想到这一节,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太像讷厂先生'茶话’的作风了。”讷厂即严谔声的另一笔名,“茶话”是他在《新闻报》主持的另一种综合性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