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沪剧界都叫她小嬢嬢
漫步嵩山路，走进这家过去常光顾的神州豆浆店，我选择的仍旧是这张台子，点的仍旧是大饼油条与生煎。每当想到这一些，总会勾起些许记忆，想起学戏的日子，想起我的恩师。老师最爱吃这里的大饼油条与大生煎，我经常带她来品尝，店里的服务员阿姨们都说我有爱心，对奶奶真好，我心里装着满满的幸福。感谢恩师给我留下一辈子难忘、温暖的记忆。
杨美梅和丈夫王别声
因为我从小浸润在滩簧戏的情节氛围中，产生对滩簧老戏的情有独钟。说起“九计十三卖”的《僧帽计》《珠衫计》《卖佛手》《卖桃子》；“对子戏”的《拔兰花》《小分礼》及“大同场(规模有五六人一起演出)的《庵堂相会》《杀狗劝夫》；“小同场”《双怕妻》《双投河》，我都十分喜欢。沪剧老戏一百二十出，似乎已成为我无法割舍的一种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令我魂牵梦萦、心驰神往。
当年，擅长唱传统老戏出身的王雅琴老师，看出我对老戏的情结太深，就对我说：“长远不唱，老戏都忘了，我帮你推荐一位出色的老艺人，给你教戏——她，就是我的学戏领路人，人称‘沪剧众家小孃孃’的杨美梅”。
杨美梅生活照
王雅琴当即给在淮北的杨美梅写信，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并请她给我教戏。几天后杨美梅亲笔回信，信中还附了一张纸，上书《小分礼》中小生的出场唱词，行话说是“叹桩头”。王雅琴将信件转给我，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唱词，从“百战英雄起白旗”的“一”，到“千战英雄一笔提”的“十”。字迹虽歪歪扭扭，但很认真。杨老师的一片情谊、满腔热忱跃然纸上，令我铭感于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纸本传统戏的“本子”，来信还嘱我先练练，示意先背出来再唱，我心里明白了。
这年，杨美梅老师来沪，王雅琴老师给了我地址，闵行淡家港。杨美梅老师住在小姊妹陈爱丽的家。1958年，杨老师由于历史原因无奈离开上海，毅然变卖了五里桥的房子，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淮北。当年，有许多上海人去淮北参加建设，和安徽别的城市完全不同，淮北市有着“小上海”的美誉。
《借红纱》（杨美梅 夏福麟）
文革后，她开始申诉平反。她是1948年起，从“正艺沪剧团”到了“努力沪剧团”再到“勤艺沪剧团”，1953年加盟“爱华沪剧团”。说起“爱华沪剧团”，我就多介绍一下，1972年爱华沪剧团的部分演员与上海人民沪剧团一同并入上海沪剧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沪剧院。1958年，她离乡背井，拖儿带女去了安徽淮北，“文革”后在丁是娥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上海沪剧团为其解决了退休待遇，只是房子无法解决。多年来，她一般都选择每年五月到十月间来上海，走东家，住西家，我也曾邀请她来我家小住，趁机会讨教。
我清楚记得与老师在谈家港的初次相见，第一次与老师见面，她觉得很奇怪，一个小青年怎么会爱上沪剧老戏？杨老师当场考考我说：“你唱几句听听”。我马上唱了几句她抄给我的《小分礼》。杨老师点了点头，默认了。第一次见面，杨老师给我的印象却深深留在我的脑间。此后我们就保持经常联系，频繁见面。
作者与杨美梅
杨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教我敲板。旧社会的艺人一般都会得敲板的，主要是让演员掌握节奏。她要求我在敲板的手腕上放一筷子，敲板时手腕保持平衡筷子不能掉下来，说这是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我便在她那里，一边敲板一边学唱，可谓得益匪浅。久而久之，只要一听到别人演唱，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拍节奏。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但要学沪剧，咬字上还存在着许多毛病。杨老师对我说，咬字一定要清晰，不能含糊混淆。尤其尖音、团音定要辨析清楚。比如“姜阳韵”、“唐朗韵”要分清，她还为我解说了沪剧中的十八个半韵脚，使我对沪剧的基础知识逐步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她经常耐心地听我学唱，从吐字到运腔逐一纠正，不厌其烦，还不停的亲自示范。如今，虽然我的唱腔并不圆润，但是我的板眼还是比较准的，自己也能按照韵脚编写唱词，这一切都要归功杨美梅老师对我的亲自指导。
那时，我经常缠着杨老师，请她教我唱老戏。她见我这样认真，实在没办法，一有空就教上我几句。
《捉牙虫》（沈天红 杨美梅）
更多的时候，她一边躺在床上说戏，我一边用录音机记录。那几年她给我教了好几出戏，如《庵堂相会》《十打谱》《拔兰花》等。只要她一到上海，她走到哪里，我就“盯”到哪里，都是为了学戏。杨飞飞老师知道我痴迷沪剧缠牢“小孃孃”，就笑着对我说，她小时候在石筱英的“鸣英社”演出时，为了要向“小孃孃”学唱《女落庵》中的“叹五更”，她只能急中生智跟杨美梅一起睡，连夜请教唱句。杨美梅老师门下的学生不多，只有韩文琴、王兆兰、杨素娟等几人，有的因悟性不高中途退出，有的青春夭折而终。而我与她年龄相差一个甲子，同属“蛇”，在众多老先生面前她却认同我是她的学生，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
杨美梅老师9岁拜本滩著名男旦唐春霖先生为师，钻研好学，艺术突飞猛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陈鹤轩组班中山社，享誉杭嘉湖地区，她也被当地观众称为“松江梅兰芳”。中山社是杭嘉湖地区最大的“码头”班社，只要听到中山社要来，别的班子都提前结束演出撤走。老艺人回忆说，朱家角的放生桥上挂出“中山社杨美梅”的水牌，马上剧场客满、票子售空。她率先演出了《阮玲玉自杀》等时事新闻为题材的剧目，她也搬演三本《铁公鸡》《宏碧缘》等京剧连台本戏，更把电影《火烧红莲寺》搬上了申曲舞台。机关布景、灯光等新型的舞台效果曾在“中山社”率先使用。抗战爆发，“中山社”无奈解散，回沪后，杨美梅老师加盟新改组的施家剧团，一出杨老师的拿手杰作《劈山救母》风靡申城。接着又演出了新戏《十三妹大破能仁寺》，为此杨老师赢得了“文武花旦”的美誉。此后，她又与施春轩合作，把曹禺先生的经典巨作《雷雨》搬上舞台，塑造了沪剧历史上第一个“四风”的形象。一出出佳作亮相，导致相邻的剧场业务清淡，戏班解散。
1982年老艺人汇演，杨美梅老师(66岁)与夏福麟(74岁)合作的一出《借红纱》，两人35分钟的紧板演唱，丝丝入扣、一气呵成，成为绝唱。
杨老师在唱腔上并非特色演员，在表演上却堪称一流。1987年，为了筹募《沪剧志》的经费，沪剧界十二位老艺人联合演出《陆雅臣卖娘子》，王雅琴、解洪元提议让“小孃孃”演“三好婆”这个角色。
原本“暗场”(幕后)的人物经她一演，“三好婆”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短短五分钟的戏，台下却掌声不绝。
杨老师的“本事”大，老戏熟，自己即兴组织的唱词也非常贴切、文雅。她思路敏捷灵活，舞台经验丰富。一次演出，她上台前还在后台与人聊天，别人催促“好出场了”！她才急忙出场。心一急，奔上舞台竟不顾所饰人物角色，开口就唱“家有黄金”，后台的人一听急死了，因为传统唱句“家有黄金用斗畚”是指富贵人家。这个戏中应该是家道贫寒的穷人，如果再唱“用斗畚”肯定要出洋相了。有人急忙跑到台边提醒她，“角色是穷人”，杨老师一听，马上灵机一动便接唱“用干净”。三个字扭转乾坤，成了沪剧界的美谈。
多年来，我跟着杨老师跑东家走西家，如同滚雪球一样，结识了沪剧界的许多老前辈，使我接触面越来越广，增长了我对沪剧艺术的了解，丰富了我的知识。由于“小孃孃”的面子和关照，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好感。有一次，我带杨老师去朋友家玩，正巧丁国斌老师的大公子潘敏勇老师也在，我借此良机请潘老师操琴，和杨老师一起合唱，录下了《拔兰花》《朱小天》《小分礼》等名段，虽设备简陋，但是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资料、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奶奶比杨老师大两岁，无锡灵山大佛建成，我特意带她们去游览。带着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去外地，在别人看来我的担子不轻，那时她们身体都很不错，两位老人一口气拾走了百余级台阶，登上了顶端，令同去的年轻人惊叹不已。杨老师的口味也和我们家一样，除了蹄膀、红烧肉外，最喜欢吃的就是蚕豆，她要从上市吃到落市，她来我家吃过多次蚕豆，一直说我妈妈烧的蚕豆“好吃入味”。由于年龄关系杨老师八十九岁后就没再来上海，但我还每月一次电话向她问候。
2009年8月26日晚，我乘火车独自前往安徽省淮北市，去看望许久未见面的恩师杨美梅老师，翌日早晨七时左右她女儿来车站接我。杨老师届时已93岁高龄。自从2006年九十大寿之后不慎摔了一跤，行动不太方便，但是脑子还是非常灵活，尤其是对从小学习、打下扎实基础的沪剧老戏更是印象深刻。我给她听新出版的老唱片，她听了一段就指出演员少唱一句，我真佩服她惊人的记忆力。我这次去看望，老人非常激动，整整聊了两天。我还拿出MP3给老师听我学唱的一些段子，她听了频频点头，并说：“国家又给我加工资了，你明年再来，车费都由我报销”。我说好的，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本来年事已高的老人，骨折手术后已经奇迹般地恢复了行走，但是两年后，她硬是要取出骨折时放进去的钢板，不料出血过多，身体大伤元气。当我刚进门见到三年没有见面的杨老师时，我惊呆了，杨老师消瘦得已经脱了形，不由我一阵辛酸。眼前的老人明显太瘦弱。她衰老了，看着明显变老的她，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在淮北期间，杨老师还主动与杨飞飞、韩玉敏等通了电话，相互问候，邀请她们去淮北做客。
2010年5月27日午后，杨美梅老师“走”了，享年94岁，淮北真正成了她的最后的归宿。由于时间紧，我没能赶去送老师最后一程。大殓这天，我托其家属代我置办个最大花篮，权作最后的送行。老师遗体火化后，骨灰旋即入土安葬，家属告诉我那只大花篮也带去坟上......
杨老师离我们已经远去，想起她，我的眼泪就会得止不住的留下来。但想到她曾说去另外一个世界照样还要演唱她钟情一生的沪剧，我倒也自觉宽慰。我时常想起杨老师，追忆着以往和她相处时的种种情形，一日为师，终身获益，谆谆教诲终究难以忘怀。有时想念老师的时候，我会唱一段《扫松下书》，后来这段唱得到了许多老前辈的认可和表扬，他们说我唱的句子正宗，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杨美梅老师教我的。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些过去了的、有意义的，终究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杨老师，我永远怀念您!
朗诵：高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