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公那么有钱，为什么要离婚”，女儿：结了婚AA制，我受够了

我有酒和茶。

你有故事，就来找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所谓“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关键词是“我”和“苦难”。苦难很好理解，是人生的挫折和困境；至于“我”，则不是倡议以上的一个人的外在生命，而是一个人的内在生命，简单来说就是：是否拥有比苦难更高贵的尊严，或者说是否从苦难中汲取除了比苦难更高贵的尊严，说白了就是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人生的意义和苦难虽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虽然我们在顺境中也能追求人生的意义，但苦难造就出的人生意义更深刻。这种意义可以让人在身处恶劣环境中的时候，拥有一种不可被剥夺的精神自由，可以承受并对抗苦难，也就是“从苦难中来，又到苦难中去”，通过从苦难中汲取能量，反过来对抗苦难。

在《活出意义来》一书中，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讲上面提到的方法称为“意义疗法”，意思是肯定苦难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通过掌握这种意义而对抗苦难。

其实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会不知不觉运用这种方法对抗苦难或挫折，比如人到低谷时，自己安慰自己，开导自己，让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把苦难当成对自己的考验，这就属于意义疗法。

朋友倩倩也用过这种方法，针对的是她那段不堪的婚姻。本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让她很不舒服了，本以为父母是真心为自己好，替自己选了个好老公，结果嫁到婆家之后才发现，男方虽然有钱，但却不愿意跟她共享，而是要求过AA制的生活。只从他们两个人的角度来说，AA制不算什么，可问题是，婆家其他人需要用钱时，他却让倩倩出钱。

这很明显对她不公平，因为有些事不该花她的钱，有些事需要两个人一起承担，而男人只承担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花销，其余全抛给她，她怎么可能吃得消。再者说，她父母之所以为她选择这桩婚姻，是因为自家没钱，婆家有钱，让一个手里没多少钱的人承担大部分花销，这不公平。

问题虽然很明显，可是在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却没有人支持她，包括她的父母。他们之间不止一次进行过这样的对话：她父母明知道问题所在，却还明知故问“你老公那么有钱，你为什么要离婚”之类的问题，她明确回答“结了婚AA制，我受够了”根本不管用，她父母故意装聋作哑，之后会回到原点重新问她为什么要离婚。

这对她来说就是苦难，因为她有明确的需求和方向却无法实现，总是感觉很挫败，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如果她一直停留在挫败的状态中，一定会越来越痛苦。好在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安慰自己，开导自己，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坚信自己早晚会逃出去。正因如此，当离婚的契机出现时，她才能从容应对，之后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虽然说“对意义的寻求”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很多人跟倩倩一样，往往是遭遇了挫折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求意义。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好，因为身处挫折之中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用“意义疗法”开导自己。最好的方法是从平时做起，针对以下两种情况，掌握相应的方法。

常规情况下，如何寻求生命意义？

常规的情况，也就是没有挫折、困境和低谷出现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顺境。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想要寻求生命的意义，是因为：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明确的指向，很容易陷入精神空虚，比如有的人工作时只是服从命令，不工作的时候就无所事事，感到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感觉没有意义，这就是精神空虚。

想要摆脱这种精神空虚，在《敢于孤独的勇气》一书中，周国平总结了两种途径：

一是积极创造，由此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通俗一点来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就感”。每个人在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了某件事以后，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会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就是一种意义。

二是正面体验，通过借助爱情、友谊、沉思、对自然以及艺术的欣赏，获得心灵的愉悦。这也很好理解，相较于无所事事的空虚状态来说，能通过做一些事让自己心灵愉悦，感到充实快乐，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人到低谷时，如何寻求生命意义？

在非常规情况下，或者说人到低谷时，上面两种方法就未必行得通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可以借助上面两种方法；但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你根本没心思去做上面那些事，此时就应该换一种方法了。

周国平认为，一个人陷入了某种不幸的境遇之后，基本上失去了积极创造和正面体验的可能，就只能靠希望活着：“相信或至少说服自己坚信厄运终将过去，然后又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在逆境中给自己设置这种希望，就是在运用“意义疗法”，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坚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且可以换个角度去定义苦难，让自己相信苦难是人生的内容，一旦遭遇，会变相提供一种机会。人性的某种特质会借助这个机会得到考验和提高。

我们没必要等到苦难降临时才去体会其中的道理，平时就可以用心思考一下，当作一种练习。如果你一直没有遭遇苦难，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但如果有朝一日遭遇了苦难，你之前练习的能力就可以直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