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别人，从来是说给自己 ——悼念廉立律师

写别人，从来是说给自己

——悼念廉立律师

我清晰的记得我和廉立初见时的情景。他眼神清澈，面含微笑，像个少年。以至于现在我回想起他，他不在现在，好像还定格在二十一年前。

当然，他不可能是在过去，他也不可能在现在，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我们见面时，天津市司法局的办公地点尚在和平区常德道的旧址。2000年，在一次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的座谈会上，我和廉立不期而遇。彼时，我二十五岁，算是“初出茅庐”，受邀参会已经感到荣幸，而廉立是个谦和的人，本来话也不多，所以我们应该在会上都没有做过长的发言，以倾听为主。

人和人在会议上相识，也只是相互了解对方的观点，而真正熟知交流，却往往是在会后。我和廉立相互闻名，但是初次见面，在散会往外走的时候，廉立笑着主动跟我打招呼，说你就是杨仲凯？我讷讷的说是的是的，您就是廉律师，久仰了。廉立说起来那年我承办的一个有点儿影响的案件，说了几句，拱手各自散去。

那之后时间不长，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共同主办了首届律师电视辩论大赛，我是天津队的主力辩手。当时天津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负责组织此项工作的是史玉荣大姐，我记得有一天史大姐给了我两篇文字，一篇是刘洪杰律师写的，另外一篇就是廉立写的。大约是一个和婚姻家庭相关的辩题，请刘洪杰和廉立作为“智囊”给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律师以支持，他们两位的文章我都保留了很久，年代过于久远，现在找不到了。我只记得在廉立的文章里提到“家国同构”的概念。

律师同行之间的交流，可远可近。律师协会肯定是同行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纽带，我和廉立常在天津律师协会组织的跟文化相关的活动上遇到，参与策划组织。廉立喜欢舞文弄墨，还创作过相声作品。

2009年，天津律师协会纪念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周年的活动，我担任总策划，《流水三十章——天津律师记事》就是写于那个时候。那时我寻访天津律师的往事和有价值的律师物品，廉立和刘洪杰律师都给我提了很多建议。在当年的那场大型纪念晚会上，我当选为“天津市十佳青年律师”称号，而廉立的廉立律师事务所获得了“天津市十佳公益律师事务所”称号，这也是我和廉立的连接点。转过年来，天津律师协会组织部分律师到台湾省访问，我和廉立一同前往，同行者有韩刚、杨玉芙这两任会长等人，那可能是我和廉立唯一的一次共同外出访问。

（图为律协组织律师到台湾访问）

而提到廉立律师事务所，一定要说一说的原因是这家和廉立同名的律师事务所体现了廉立的个性。廉立对当事人的案件有“三不接”原则，我记忆最深的一条是，如有当事人有请托去“沟通”法院“关系”的，廉立坚决不接，廉立宁可不挣律师费，也不做如此违反职业道德的和内心操守的事。我相信不做这样的事，很多律师都可以做到，但是作为一个原则直接拒绝当事人就更难做到。廉立的做法当然对，如果跟当事人含含糊糊，那不仅律师的形象不能立得住，就从做人来说，也是问题。为了一点小钱，糊弄别人，或者糊弄自己，都会良心不安。

（图为廉立律师）

廉立一直梦想着能自己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就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后来机缘巧合，赶上《律师法》的改革，允许一个人创办律师事务所，廉立毫不犹豫，很快“廉立律师事务所”就应运而生。这家个人律师事务所不仅“老板”是一个人，不聘请其他律师，连秘书也不聘请，就廉立一个人。我为此跟廉立交流过，为什么不能聘请个助手呢？廉立摇头。廉立最喜欢简单。人显然是最复杂的，廉立宁愿凡事都自己去做。

我和廉立之间最为重要的连接其实还不是律师协会，而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的《法制纵横》节目。像廉立、刘洪杰、潘强，这几位大律师年龄相仿，他们都出生于50后的末尾，他们无论在律师从业还是电台媒体普及法律，都是我的前辈，我后来算是跻身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用微小行动，为法治进程助力。《法制纵横》的多个栏目，比如“一周法律热点”等等，那时常常是我们几位轮流坐庄。《法制纵横》那时请进来，走出去，经常举办各种法律活动和与听众见面活动，这就当然要提到那时这个节目的负责人李文刚。李文刚热情似火，对天津的法制宣传功不可没，那时文刚年富力强，他举办的活动形式多样，搞过外国经典案例展播，都由律师来讲，还搞过多场辩论赛。每有法律热点问题和事件，都会有李文刚的身影，每年这个节目都会有总结、评选，比如“十大案例”“十大立法进程”等等名目，还有联谊活动。作为常年嘉宾，在新春时候，我们还会给听众们送上祝福，动不动就会接到他从电台打来的的“连线电话”，我们的声音随时在电波中传出去。

（图中坐立者为廉立，最左侧为作者杨仲凯）

相应的，我和廉立等律师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多了。我和廉立遇到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在电台。哪怕没有遇到，也会经常在这个节目的同题栏目中听到廉立的声音，很是亲切。我们因为这层关系，觉得在同行中间亲近了一层似的。

后来李文刚兄不再负责这个节目了，我律师事务忙碌，我也持续学习，管理一家律师事务所也颇操心吃力，我不再上媒体，顾不过来是一个方面，激情渐渐退去，不愿抛头露面了。律师协会的活动我参加的也很少了，我和廉立惺惺相惜，但并无私交，我和他已经很久不见面了。

廉立翩翩君子，不怒不争，是很好的律师形象。我也看到过他着急的时候，君子哪怕是君子，遇到对于真理的追求和不平事，也难免怒发冲冠。当然，发怒，也不失君子风度，这是君子的真性情。我和廉立也“对过庭”，这是律师同行之间的一种说法，就是在一个庭审中，我们坐在对立面辩论，这其实也是个重要缘分，做律师的好像经常出现在法庭上，但真正对垒过的能记住的律师，其实并不多。廉立曾经在北京执业，他跟我深入讨论过庭审中律师应该注意的问题，我替他归纳一下，他应该是认为，法庭的辩论双方应该更接近于一种温和的学术讨论，不争。而律师和审判员之间的关系，应该类似于论文答辩中的学生和评审老师，先汇报，再接受提问。不管廉立说的对不对，这至少说明了廉立的深入思考。他思考的是操守和技术，而不是旁门左道，我要向他致敬。

我是7月11日下午，在王天举律师的微信朋友圈里得知廉立在前一天晚上去世的消息。对于廉立的去世，天举会长这位天津律师的资深前辈也深感悲痛。那时我已经准备要为廉立写一篇悼文纪念他了。我留言给天举会长说，那时我是个年轻律师，不想现在忽然就都了频频写悼文的年龄了，因为上个月我刚刚写了一篇悼念中国明星级律师蒋勇的文章，而时隔不到一个月，就又要悼念廉立，廉立年纪也不大，享年六十三岁。

比较而言，我显然是跟廉立更熟悉，我给蒋勇写了悼文，我为什么不写给廉立呢？这跟远近亲疏并无关系，其实，在中国几十万律师中，廉立的精神是值得纪念的。和蒋勇的要与世界“连接”的相对比，廉立坚持做一个人的律师所，这好像是个鲜明的反衬。但廉立又并非独善其身，他没有“躲见小楼”，他说他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在电台普法，在一定意义上说，跟蒋勇比较起来，廉立可以说是籍籍无名，但廉立和蒋勇一样，都有应该被律师同行和历史记住。

很快，我看到包括沈兴政、庞标等资深律师在内的同行开始悼念廉立，一些新闻界朋友也加入进来，我的好朋友、天津的语言学家谭汝为教授也发言深表痛惜，并回顾廉立为天津语言学会打官司的义举。我知道廉立多年前的那次诉讼，那是廉立的代表作。一个律师的一生，是需要一个代表作的，廉立有。晚上7点20，李文刚兄给我发来微信，说廉立的追思会将在8点举行，我当时有事，40分钟时间，我无论如何不能赶到，我就对文刚兄说，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廉立兄吧！这些我所尊敬的兄长，实际上都年长我不少，这些年我们兄弟相称，我很觉得受之有愧，但人间的多种化解不开的情谊里，我们曾经并肩做事，二十年来相互支持，虽然不怎么见面了，但心心相通，这不是兄弟之情又是什么呢？当然，看来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再凑齐了，就算凑齐，也少了廉立。不一定要相见，我们一定会深深怀念。

我后来在文刚兄的视频里看到了会场上，才华会长深情提起往事和廉立的不向权贵低头的精神，才华潸然泪下，他提议全体律师要向廉立学习。我早就学习了，并且受益匪浅。

记得多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叫《谁给律师作传》，律师就是给别人做“代理”的，不一定会为人所记住。教师被人记住是因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编辑被人记住是因为“为他人做嫁衣”，而律师何尝不是在做这样的高尚的事情呢？律师不仅不一定被记住，还很可能被人认为是“皮条客”、“被收买了”……当然，另有声音说律师是“正义的骑士”、“在野法曹”，我没有觉得有这么高大上，做律师的，做好自己的职业，不负所托，给委托人一个交代，并且获得一份尊重，也就够了。

我犹豫了两天，还是拿出点儿时间来写就这篇文章给廉立律师。我的犹豫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件悲伤的事。而所思所念，写别人，从来都是说给自己，还有那些继续前行的人们。

廉立律师安息。

杨仲凯

2021年7月14日上午

作者介绍

民建会员，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澳大利亚弗林得斯大学文学硕士。高级律师职称，自1998年从事律师职业，现为颂辉律师机构、君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中华律师协会民委会文化论坛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河北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主要工作地点在北京和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