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随笔】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三大失误
林则徐，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进士，1820年放为浙江杭嘉湖道，1837年授湖广总督。林则徐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禁烟抗敌的民族英雄，其虎门销烟的业绩彪炳千秋，世人景仰。但由于其时代和知识的局限，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至少有过三次严重失误。
对于查禁鸦片过程中的矛盾转换毫无察觉
1838年，道光帝决然采取严厉手段禁烟。触动道光帝下此决心的，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获知两名皇室成员吸食鸦片，烟毒已经浸染皇室，这让道光帝震惊；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直隶总督琦善奏折，称其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1729年清政府禁烟以来，一次查获烟土最多的大案。此二事让道光帝感到了禁烟的急迫。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下特旨：“林则徐着来京陛见。”
道光帝为何选中林则徐呢。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当时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4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其为政老练宽达，但职在海口，且年老多病。二是直隶总督琦善。其办事果敢锐捷，但天津禁烟任务不轻。三是云贵总督伊里布。其善于镇边，但长处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四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其理政细密周到。鸦片屡禁不止，致成大患，禁烟绝非易事，细密周到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自然成了首选。1838年12月26日到1839年1月8日，首尾14天，林则徐在京请训，道光帝八次召见，两人密谈时间超过4个小时。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3月18日，他召来广州行商，颁下一道严谕，要他们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当时清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外商通过中国指定行商进行贸易。3月24日，听到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帮助大鸦片商颠地逃跑的消息，林则徐下令断绝通商，封锁商馆。
林则徐此举釜底抽薪，商馆断绝供应后水米难继。183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宣布，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由他转交中国政府。义律的这一做法，把清朝与英国鸦片商人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了清朝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一实质转变，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留下了口实。但林则徐囿于时见，对近代国家间关系缺乏了解，对此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林则徐只看到了义律作为商业总监督的身份，没有看到义律背后作为靠山的英国政府；只看到了义律的屈服，没有看到义律屈服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陷阱。
对于即将到了的攸关王朝命运的战争缺乏心理准备
早在1838年7月13日，英国已经派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率两艘英舰开到了虎门口外。马他仑率舰来华是一个重要信号，即英国为了贸易利益（主要是鸦片贸易），准备诉诸武力。可是清王朝上下，无人识得这个信号的真切含义，林则徐亦是如此。
在林则徐铁腕禁烟之时，义律不停地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写报告，呼吁武力报复。同时，英国的鸦片商人集团和棉纺织业主集团，也纷纷向政府进言，鼓噪对华发动战争。而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是一个醉心强权霸权的人物，对外事务历来惯用炮舰政策。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发出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的详尽训令，并下发了包括鸦片贸易等英国殖民利益的《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以271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决议。
敌人已经磨刀霍霍，而林则徐对敌情估计却严重不足。林则徐把不断到来的英国即将对中国开战的消息视为“谣言”。林则徐的判断是：“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1840年6月中旬，英国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4艘，而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军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林则徐对形势的估计严重失误，竟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改变王朝命运的战争，误判为一次武装走私鸦片的行动而已。
这是林则徐的又一个巨大的错误。作为前敌疆臣，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意识，没有对朝廷发出预警信号，反而误导了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使整个国家机器对即将到来的外敌入侵，没有引起及时、足够的警惕。不能不说，这是道光帝直到英军轻取舟山还不明就里，朝廷上下对已经到来的战争懵懂无知处处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帝当时给林则徐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说明道光帝本来就没有进行战争的心理准备，林则徐的误判误报更使道光帝放松了心理的警惕。
战术思想严重落后不能不说是重要败因
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从武器、兵制等方面比英国军队整整落后了200年之多。中英交战清军无役不败，而清朝统兵军政官员的应敌之法，还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中国传统的火攻。而林则徐则是其中的典型。
1839年6月4日，林则徐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谈道，对于窜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不但水师能够剿除，就是雇募沿海水手，利用火攻之法，亦能获胜”。这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清朝大臣首次提到“火攻”之法。
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广大外海，中英战争一触即发。
珠江入海口以香港、澳门为最外点，上溯伶仃洋70公里，即为虎门。此处河道收缩，是清朝历来的海防重点，广东水师提督亦驻节此地，以示昭重。为预防英舰突破虎门继续内犯，林则徐在虎门后的狮子洋一带集结师船，预备火船，准备在此与来犯英舰交战，并进行多次演习。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最先以火攻之船进行火攻的实战演练。至1840年6月底，林则徐的各类武备中，含火船20余艘，供在实战中实施火攻之用。
在林则徐的设想中，火攻具有重要地位。林则徐的火攻战法，即“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据上风，漏液乘流纵放”。具体行动则为：雇瓜皮小艇30只，上装干草、松明、蘸油麻片，配以十分之一二的火药。小艇的首尾，用5尺长的铁链连接，其中一头拴七八寸长的大铁钉。交战时，水手半身在水，划桨而行以近敌。接敌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舰体上，然后纵火焚烧。
林则徐设计的这种战法，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他没有航海经验，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全凭着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或纸面上演绎，并未虑及在交战中的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在双方舰炮威力迥殊的情况下，清军战船在近敌过程中必然遭致极大的损失。航速和操作的灵便性并不占优势的清军战船，很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倾斜夹角，即使进入此种夹角，敌方舰船稍稍摆舵或改变帆面，方向顿变，而清军战舰欲重新进入斜向夹角，须做扇面运动，动作极大，且不论清军战船在性能上能否跟上此种扇面运动，若不引起队形阵法大乱，已属幸事。英舰因远涉重洋之需，又与西方各国交战之要，船体十分坚固，不少舰船外包金属材料。鸦片战争中，清军的火炮对之亦难获大效。而林则徐提到的鸟枪、火罐、喷筒之类的兵器，更难得力。尤其是在船桅上用手向敌舰抛扔燃烧着的火筒，在实战中根本无法做到。
随着战事的发展，道光帝以办事不力罢免林则徐。1940年10月3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中英虎门之战，清军官兵奋勇作战，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虎门失陷。道光帝罢免琦善。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靖逆将军，统率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的大军南下作战。此时，林则徐虽被免职，但对于抗英之战，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奕山的应敌之法，就来自林则徐的建议。奕山准备对驶入内河的英舰实行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奕山本有此心，林则徐的建策，颇合其意。为了准备火攻，奕山命人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下榻的贡院内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或火攻用具，准备趁黑夜对停泊在内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5月21日晚，在广州商馆一带水域，大约在夜间11时，英方发现约有百余只火船从上游放下，每二三只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又有运送清军兵勇的船只，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第一批火船已经点火燃烧，直逼英舰，而驻守炮台的清军，亦开始炮击英方舰船，但是，英军舰队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反击清军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亦未得手，反被冲往河岸，河岸顿时大火弥漫。随后跟进的清军兵勇见势逃散。当晚的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与此同时，清军还在猎德一带水域，向英舰发动火攻，亦未能奏效。为报复清军的火攻，英舰溯江而上，打掉清军保障炮台，击毁清军为再次火攻准备的战船43只、火筏32只。
虽然火攻屡屡失效，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清军前敌将领中，闽浙总督颜伯焘，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威将军奕经，继任两江总督牛鉴等，在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镇江等诸战役中，无不反复使用已经被证明无效的火攻。结果是清军无战不败，英军一路凯歌直至占领镇江——北方包括北京年需400万石漕粮的起运点。至此，英军已遏制清朝命门，清军无法再战，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已经落幕。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1期
【知名文史作家】
责任编辑/卢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