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
提要：作为语言符号，地名是人类群体活动、经济开发和区域文化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广东地名层从语种上明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古越语地名层、地方方言地名层和全国通用语地名层。从时间上看，唐代以前，广东地名基本上属古越语时期，宋至明和清前期为南方方言地名时期，清末以来为北方书面语地名时期；从空间上看，广东地方方言地名层大抵在宋代已基本形成，清代最终形成粤方言、客家方言和福佬语地名文化景观三分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粤方言地名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及邻近地名，客家方言地名层位于北江和东江间的广大山区、丘陵地带，粤东韩江地区则多是福佬地名文化层；从形成原因分析，广东地名层主要归究于历史时期移民、区域人内口繁衍和土地大规模开发，加之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又为族群地名文化扩散提供了条件，而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健全，最终成为广东地名层语言文化景观形成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地名层；方言地名；景观特征；广东省
引言
地名是地区文化演进的标识。区域环境的变化，人类群体的活动，往往被该地的地理命名所记录。地名层是按不同标准所划分的地名层次。传统上对地名的研究多涉及地名命名、特征和区域地名文化等层面，地名层研究相对较少。目前，针对地名层的研究多集中在“语种”和“历史时期”两个层面。在语种方面，多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或古语进行分析，如蒙古语、维语和藏语地名语源及其结构规律的研究，以及广东古越语、壮语和汉语地名层的研究；针对历史时期地名层研究，台湾历史时期地名层研走在全国前列。而在地名层的文化内涵方面，学术界普遍认同“从文化层次参证地名结构”和“地名历史层次可以跟文化的历史层次相印证”的论断。本文选取“非但在地形上是一个自然的区域，而且在地名和人种上也有一贯的性质”的岭南中的广东作为研究区域，意在探讨移民、族群和方言形成过程背景下的广东地名语言文化景观特征，为未来区域地名命名、更替和推动区域文化建设提供历史依据。
资料来源和研究视角与方法
记录在地图上的地名，其多寡系视地图的类型与比例尺大小而定。在同一类型的地图上，其比例尺较大的，所有地名概较比例尺较小者为多。据此，作者选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广东省地图集》（2004）作为蓝本进行统计，并按地名属性建立广东地名数据库。在地名统计中特别说明：本统计资料包括地图集中所有市（县、区）行政区划图中区划地名、聚落地名（含街道办地名）、自然地名、文化地名等类型地名，但不包括街道（巷）地名、单位地名及由单位转化的文化地名等。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想充分彰显占绝大多数的聚落地名。
传统地名文化研究文献颇丰，但多以描述方法为主。本研究针对广东历史上因人口迁移而形成的复杂的族群文化地名层进行文化地理学解读，通过建立广东省聚落地名库，利用GIS技术和空间方法，在继承研究和方法基础上，从语言、文化和地理等视角诠释广东地名语言文化层的内涵。
结果分析
纵观广东地名文化层，从语种上明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见图1）：第一层次是古越语地名，为底层地名，代表的是古越族文化；第二层次是地方方言地名，为中间层地名，包括粤方言、客家方言和福佬语地名三种类型，代表的是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岭南文化；第三层次是全国通用语地名，为表层地名，代表的是以北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正统文化。从产生时间上看，唐代以前，广东地名基本上属古越语地名时期，宋至明和清前期为南方方言地名时期，清末以来为北方书面语地名时期。但地名层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受多种因素制约。广东地名语言文化层之所以复杂性，不仅与土著文化的长期延续有关，而且与汉土著文化融合和地名构造模式等密切相关。
1.古越语地名层
唐代以前，岭南生活着以古越人为主体的百越各族，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古越族文化，地名即是其中之一。此类地名突出的特点是不能以汉语而望文生义，绝大多数地名为双音节而极少单音节或三音节，并多为倒装结构，即齐头式结构，通名类型多样且明显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此地名层多为壮侗语族地名，由表示自然地理特征的nya¹河、gul³溪、jen²山、maeng³潭、biing²坪、ya⁵田、di⁶地、o²地方、gee⁴地方、ban²盘、jem⁶冲、gueng⁴坳、ji⁶岭、bia¹岩石等来充当。也有一部分通名（或专名）是以xai⁶寨、sen¹村、xang²场、gen¹侗、miu¹苗、ga⁴汉、yiu²瑶、dan⁴坦人等。人文地理实体特征字来命名，如以“那”、“罗”、“都”、“云”、“六”、“古”、“思”等为通名的齐头式地名，其中“那”、“罗”字地名最为突出，并形成“那”字地名文化圈。据现有文献分析，“那”字地名是与早期古越人稻作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宜于稻作”。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壮侗族先民的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也都具有鲜明的“那”文化特征，如稻作农耕的不同季节而顺次开展的各种民间传统节日及以“那”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等。
在壮侗语地名中，“那”有时与“罗”、“南”通用，表示“田”义，成为同一类型地名的不同通名，在分布上与广西壮族地名区连成一片。据统计，“那”和“罗”字地名皆形成地名群，但其分布空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那”字地名群多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以西，最集中区为湛江、茂名和阳江等地；“罗”字地名群多位于肇庆、云浮等地，粤北的韶关和粤东北的河源也不少，全省其它地区亦有零星分布。宋长栋也认为，“那某”地名主要分布在从广西西南部，沿海而东经湛江地区和江门的恩平、开平、新会、台山而至中山和番禺等地；“罗某”地名主要分布在广东东部而西，经肇庆地区而达广西的来宾、上林、邕宁等地。在广东的宝安、花县、南海、三水、高明、高要、云浮、德庆、广宁、阳山和广西的苍梧、平南、贺县、平乐、柳城一线以东和以北无“那某”地名；在广西武鸣、扶绥、上思以西和广东徐闻等地无“罗某”地名。两者之间是交错区，两种地名均有。除“那”、“罗”字地名外，广东还有以“都”、“思”、“古”、“六（禄、渌、菉、陆等）”、“云”、“扶”、“垌（峒、洞）”、“黎”、“调”、“潭”、“南（湳）”、“大”、“板（班、番、曼、万、迈、孟、麻等）”、“弄”、“濑”、“良”等字地名，也不能用汉语字意理解。其中垌、六、弄等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义，南、濑、潭等表示水义；都、思、古、板等作村寨解。此类地名皆分布在广东中部而西，其它地区几乎绝迹，全国其他省份更是无迹可查，显系古越族遗留地名。
作为底层地名，古越（粤）地名在全省皆有分布，地名层厚度呈现出从东向西逐渐增加，并在粤西出露地表，与广西壮侗语地名连成一体。究其原因，广东省古为百越之地，很早以前就有“越”之先民在此生存繁衍和发展，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在唐代以前上千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主要主人。因偏居一隅，其社会发展相当缓慢，直到唐代，这里依然是瘴疠袭人、环境恶劣、地广人稀的地区。当地土著人为适应森林密布、瘴疠袭人的环境，除住干栏、食槟榔之外，还砍伐森林，驱除瘴气，在山坡台地上刀耕火种，在水边低地火耕水耨，建立稻作文化；在河网、海滨者则“断发文身”，捕捞水产，造船行舟，即“水行而山处”，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南越文化。所有这些都在广东地名文化上打下深深烙印，留存下来大量以“那”、“罗”、“塱”、“步”、“垌”、“峒”、“古”、“思”、“扶”、“南”、“湳”、“潭”、“塘”等为通名的地名，成为今天广东地名中的最底层地名——古越语地名层。
2.地方方言地名层
作为中间层次的地名层，大抵在宋代已基本形成。主要包括粤、客家方言和福佬语地名，并将广东一分为三。
西江走廊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北方汉人进入广东较早的地区，在岭南越（粤）文化和移民文化的融合下，形成独特的粤方言地名文化景观。表现最为明显的则是以“水”为主或与“水”相关的粤方言地名景观，如涌（地）、沥、滘、塘、沙、围、基等字地名。西江走廊地带在地理上又与广西为邻，其文化明显带有壮侗语文化特点，在地名上多表现为壮侗语族地名，如古、六（禄、鹿）、良、多、思、云、扶、那、罗、武、麻、步、塘、垌（峒）、潭、南（湳）、兰（栏）等为首尾字命名村落。此外，由于汉壮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西江地区目前依然存在着相当数量兼具汉壮地名特点的地名，形成地名叠加现象，如禄村、南村、良村、都巷村、蓝村、云溪、云英坑、麻竹埇、深六村、六埇口、罗村岗、罗活坑等，“村”字显系中原汉语通名，专名则属壮侗语族地名字，使本地区地名含义更加复杂，地名文化景观多样化。粤西地区因长期多是俚族聚集区，土著文化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在地名上仍多表现为以那、六、米、番、寮、调、良、潭、麻、盘、垌、马等为首尾字的地名，亦皆不可按汉语解释。而粤方言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后，因其强大的高位势能带动粤方言地名向周边地区传播和扩散，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通过摊大饼的方式向外蔓延，形成今日之分布格局。
由于客家人是中原汉人被迫流浪迁移到达岭南，又多选择在交通不便和人烟稀少的山区进行聚集，故以往地方志中，多把客家方言叫做“山话”，就是着眼于它的通行地域。所以，其地名景观明显带有北方汉人思维方式、命名模式和山区地貌景观特征，如“嶂”、“磜”、“岭”、“坑”等字地名；也有以耕作特征命名的聚落名，如“輋（畲）”、“背”、“埤”、“坂”、“嫲”、“塅”等字地名。此外，客家移民多聚族而居，故在地名上还多表现为以族姓为村名的现象，如李屋、张屋、罗屋、曾屋、刘屋等地名，形成了客家地名的鲜明特征。
历史上，福建人多地少，唐代以降，进入潮汕地区的闽南人日渐增多，粤东闽南语大抵在唐宋之际已经成型，许多闽南语常用地名传入粤东，成为广东福佬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区地名常用字主要有厝、社、坂、垵（安）、墘、塭、陇（垄）、美、寮、洋、汕、澳、埭等。其中厝为典型闽南语，意为房屋或家，转化为聚落通名。据李如龙研究，厝为闽台地名常用字，在福建用作聚落地名有3643处。在粤东潮州厝字地名36处，揭阳13处，汕头28处，汕尾46处。从地名结构来看，多属“姓+厝”结构，即一厝一姓，说明移民聚族而居，地名文化特征明显。由于潮汕地区面向海洋，福佬地名中还多表现为与水相关的地名，如以洋、汕、澳、汀、埔、坝、埕、围、畔等为首尾字命名的地名，且多为小地名。显然与山地文化地名在客家方言中的地位迥然不同。
唐代以前，岭南虽然生活着古越族人，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荆楚人、中原汉人等南迁至广东。“五胡乱华”和唐末战乱和天灾，使得这种迁移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方汉人因南迁移岭南的路线和选择定居点不同，使他们在各自的集居区独自繁衍发展。迁移南下的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东路主要是中原汉人通过吴越到达闽越，再经沿海到达粤东潮汕等地；中路中原汉人则通过江淮，经赣南到达粤东梅州等地；西路早期是汉人沿湘水经漓江，到达西江走廊地带，后期经大庾岭南下，沿北江到达珠江三角洲等地。到宋代时期，三路中原汉人已在其聚居区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将广东地域文化一分为三，粤东为闽南文化区，俗称福佬文化区，粤东北和粤北为客家文化区，粤中和粤西及粤西南为粤方言文化区。而先前的土著越人一部分被同化为汉人，融入所在的汉文化区，一部分被驱赶，退缩至粤西及粤西南山区，与后来的壮族相连成片，还有一部分则渡海到达海南，成为黎族主体。广东方言地名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并伴随大量方言地名的涌现，如客家的“屋”、“磜”、“輋”、“岽”等字地名，福佬的“厝”、“坂”、“垵”、“洋”、“汕”、“町”等字地名，广府的“涌”、“冲”、“沥”、“滘”、“步”、“榃”、“塱”、“垪”等字地名。
近代以来，广东作为中国打开国门的前沿阵地和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学科发展的推动下，地名命名和管理开始科学化，具有了近现代地名发展的雏形。在地名命名和地名普查过程中，出现许多“山”、“河”、“江”、“海”、“湖”、“岛”、“礁”、“群岛”、“半岛”、“海湾”、“滩”、“泉”、“峡谷”、“瀑布”等自然地名通名。在人文地名方面，以“市”、“区”、“乡”、“镇”、“村”、“工厂”、“公司”、“学校”、“大学”、“田”、“矿”、“公路”、“铁路”、“桥”、“机场”、“码头”、“港”、“科研所”等为通名地名，表明全国通用地名层格局已基本形成。解放后，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一批现代地名又涌现出来，如以“水库”、“水电站”、“渠”、“峡”、“温泉”、“发电厂”、“农场”、“林场”、“茶场”、“社”、“队”、“站”、“工程”等命名地名。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广东地名也走向全面发展阶段，各类新地名的涌现再显高涨，成为历史上地名发展最快的时期，出现大量以“开发区”、“大厦”、“中心”、“超市”、“商场”、“购物中心”、“百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平安大道”、“花园”、“雅居”、“苑”、“山庄”、“别墅”、“新村”、“度假村”、“步行街”、“保护区”、“森林公园”、“景点（景区）”、“加油站”、“停车场”、“保税区”、“海关”、“客运站”、“大桥”、“立交桥”等为通名的时代特色地名，而一些原有文物古迹、遗址也重新作为地名进入人们的定位系统，如以“塔”、“观”、“寺”、“庙”、“祠”、“堂”、“旧址”、“古迹”、“遗址”、“故居”、“城墙”、“纪念堂”、“纪念碑”等命名地名，日益进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地名中较为活跃的一分子。
广东地名语言文化景观形成机制分析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广东复杂多样的地名文化景观无论在空间分布还是层次空间结构表现方面，均与区域地理环境有高度的一致性，并呈现区域人类活动的结果。
（1）山川分割和湿热的地理环境条件造就了广东特有的区域地名文化景观。
广东及其所属之岭南介于山海之间，境内西、北、东江辐辏，形成向心状水系，造就一个相对独立、封闭和半封闭的地理单元，且境内山川分割，地貌支离破碎，内部差异较大；又广东地处亚热带地区，物产丰饶，给养充足。此皆有利于民族或民系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富有地域特色文化的形成。直到清代，广东内部还存在“言语不通”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在全国七大方言中，广东独占三元，使得广东成为方言最复杂的省份之一。另一方面，广东南临大海，整个南部地域被海洋包围，与周边乃至大洋彼岸世界隔离开来，增加了自己的封闭性，形成岭南居民独特的人文特性，并保留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类型及其缓慢发展进程。如在北方汉人不断南迁和中原文化陆续传入岭南的过程中，一部分未被汉化的土著越人，后来演变为壮、黎、瑶等少数民族，直到近代仍保留许多原始生产、生活方式，在地名上留下他们文化的印记，如广东至今保留有许多以“那”、“都”、“罗”、“古”、“云”、“思”、“潭”、“扶”、“多”、“麻”、“六”、“瑶”、“畲”、“黎”等为通名的地名，显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
（2）移民和族群共生成就了广东地名文化层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唐代以后，北方汉人从不同方向和以不同方式多次大规模南迁广东，从根本上打破了土著人独居广东的境况。相反，汉人以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快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至宋元时期，广东已形成以汉人为主体、以汉语为主流的族群和文化形态。及至明清时期，已基本形成目前广东社会文化格局。显然，广东地名文化的发展和形成是与北方汉人不同历史时期南迁分不开的。北方语的传入，给南越文化注入新鲜养分，使之得到改造和提高，并向多元化发展。
但向广东移民过程中，北来汉人因来源地、迁入时间和聚集地不同，最终分别发展为广府、福佬、客家三大民系。他们各自根据其居住地的环境，创造了一批属于本族群或民系特有的地名，如客家的“屋”、“磜”、“輋”、“岽”等，福佬的“厝”、“坂”、“垵”、“洋”、“汕”、“町”等，广府的“涌”、“冲”、“沥”、“滘”、“步”、“榃”、“塱”、“垪”等，为广东地名文化景观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3）行政管辖与汉文化的推广
从地名发展历程看，地名命名已从约定俗成的名称，发展到人们有目的地对周围地理实体进行命名，而且要由各级政府统一控制，使地名的命名带有一定强制性和法定性，故历来政权都非常重视地名的命名。广东作为我国边疆地区之一，唐代以前虽被称为“化外”之地，但各朝均未将其排除在统治之外。相反，宋元以来，因北方汉人的大规模迁入，大量土地得到开发，政治统治逐渐加强，地名数量在迅速增加的同时和保留原有部分地名特征的基础上，命名方式和文化内涵逐渐体现和反映北方汉人文化和中央政权思想的要求。秦入岭南置3郡、下辖5县，广东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岭南，揭开了中原汉人开发岭南的序幕，中原王朝政治区划和地名文化随之播衍广东。历经汉唐，至宋，南迁北方汉人在数量上已明显占居优势，成为主要的居住群落，改变了广东人口空间分布和开发进程。明清时期，随着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广东全省皆已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政治体制和汉文化被推广到全省各个角落，奠定了广东政区空间体系和汉（族群）文化的空间格局，形成了广东具有岭南特色的地名方言文化景观分布结构。
结论与讨论
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的地表痕迹，是文化赋予一个地区的特性，并能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广东地名语言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显然与岭南地理环境和历史时期人口迁移密不可分，本文在对广东地名主要方言字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文化区的核心与边缘空间分布模式，将全省地名划分为三大地名层和三大方言文化景观区。
（1）广东地名文化层从语种上明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古越语地名层（底层）、地方方言地名层（中间层）、全国通用语地名层（表层）。从产生时间上看，唐代以前，广东地名基本上属古越语地名时期，宋至明和清前期为南方方言地名时期，清末以来为北方书面语地名时期。从空间分布看，古越语地名主要集中于粤西及西南地区，并与广西壮侗语地名连成一片；中间地名层包含粤方言、客家方言和福佬语地名三种类型，分别以珠三角和西江走廊、粤北和粤东北、粤东南为主要分布地。广东不同地名层文化现象体现着历史时期岭南移民和族群活动的印记。
（2）在全省三大地名文化景观区中，粤方言地名文化景观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呈现出岭南特有的三角洲地貌和粤方言景观，即多以山、水等地理实体为首尾字地名，并以粤方言呼之。在分布上，粤方言地名区与广西壮语地名连成一片，成为越族遗留文化的见证；地处粤东北和粤北山区的客家方言因其保留了中原汉语，并融合了部分畲语，在广东地名文化景观中也自成一区，形成客家地名文化景观区。此区与赣南和闽西客家文化区连在一起，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客家文化源区。其地名突出特征是带有明显的北方汉人思维方式、命名模式和山区地貌景观特征。特别是大量以“姓+屋”命名地名，不仅是适应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更是那种离散、流亡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记忆在文化中的积淀与呈现，是族群认同的思想结晶和现实表现；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广东福佬地名文化景观区则更多地呈现出闽南语（福佬话）和海洋文化特征，主要分布于与闽南相邻的潮汕地区。
地名研究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等多个学科，广东地名文化景观虽多是历史遗留地名的呈现，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处在不断的更替中。而广东或岭南复杂的族群关系也使得在未来地区地名研究中如何体现社会关系，如何在继承以“先入为主”和“名从主人”的地名命名原则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使得未来地名命名更科学、更具时代特色，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