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生产技术尚未革新、人口又集中于黄河流域的情势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重心均在华北，尤其在秦国修筑郑国渠之后，“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带遂成为牵动王朝命脉的关键区域数百年之久。然而，随着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与三国分裂、西晋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加上气候的趋寒，华北的经济地位不断遭到破坏。到了隋唐盛世，更得仰赖运河输送江南漕米供应长安京师的繁荣，这正显露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尔后由于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与靖康之乱等一连串的灾祸，大规模人口南迁，更加速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地位的上升。唐代韩愈（768─824年）曾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便是长三角经济开发的写照。待至北宋初年，南方户口更已略超出北方，宋神宗在位期间，东南的垦田数又约占全国64％，故宋朝官员范祖禹（1041─1098年）称“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可说是言简意赅地表明长三角的核心作用。接着在宋金对峙与蒙古征伐的过程里，华北所罹战祸远甚南方，致使人口与生态耗损更巨。根据公元1291年中国人口的估算，当时北方百姓仅余约1,000万人，占比全国人口14.9％，南方仍有5,700 万人民，占比约85.1％。从此这种南北人口的绝对差距一直延续迄今，而人口优势所带来的高超生产力自然也给养了全国所需。加上宋代以后商品化经济的发展、户口与阶级流动的增速，令南方的经济区位更形重要。因此在明清时期，除了粮产出现“湖广熟，天下足”的现象外，江南的专业化市镇与生产分工亦进一步细化，而国家财用也更剧烈地依赖当地。明代礼部尚书顾鼎臣说道“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清初地理学者刘献廷亦介绍过彼时的中国经济核心为“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除了京师北京城与广东佛山外，刘献廷言及的其余城市全位处长江流域，这更揭露彼处的发展潜力是多么深厚。故当184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朝开放的通商口岸里，虽然仅有上海与宁波两个长三角城市入列，但该处的变革很快便因挟带工业化优势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而展开。尽管民族工业在列强的侵逼下萌芽得颇艰辛，但晚清与民国仍靠着洋务运动与缓步建设，令上海、武汉、无锡等城镇成为带动中国蹒跚进步的牵引机，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汉阳兵工厂、与上海广方言馆等项目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雏苗。根据统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光在上海稍具规模的企业便多达1,279家，占比全中国企业总数32.5％。这种格局虽然有着列强侵逼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均衡使然，但也是千年以来长江经济能量的释放，故在战后的国民政府也打算承接这历史趋势，推动战前未继的构想“大上海都市计划”，欲将上海打造为东方大港与复兴中国的门户。新中国后，以中央华东局统领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等省市，以刺激与协调地方经济的成长。这可说是对历史形势演变的尊重，毕竟长江流域的一体化早已绵亘了千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