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的时期思想及创作
作者：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汉武帝刘彻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五月,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出了建立太学的构想,将儒家学说定为统治天下的思想。《汉书·董仲舒传》载其《举贤良对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
《汉书》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3]“归于一”的“一统”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孔子、孟子、荀子,甚至墨子、韩非子、李斯、贾谊等都从不同侧面有所论及。《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所谓“大”字,有尊大、尊美之意,换言之,也可以说以一统为大[5]。“统”字,东汉何休释为“始也,总系之辞”。他说：“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6]何休、徐彦等人的看法,均与董仲舒的思想密切关系。
董仲舒的意义,赋予这一传统命题更丰富的内涵。他治《公羊》学,认为“王正月”不仅是承祖命而为,更是尊天意而为,从而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将王者受命改制系于“顺天命”上,为君主治世预设了不可质疑的天命依据和权力话语。这一主张,顺应时势,自然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一、《春秋》“大一统”观的思想渊源
《春秋》“大一统”观的提出,有着悠久深厚的思想渊源。
《庄子·天下》篇将先秦文化分为六派：一是墨翟、禽滑釐,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周,六是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亦分为六派：一是它嚣、魏牟,二是陈仲、史鰌,三是墨翟、宋钘,四是慎到、田骈,五是惠施、邓析,六是子思、孟轲。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亦分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分为九流十家。如果把各家之说归类,发现其学派之不同,多与地域有直接关系。名、法两家可以归为三晋文化,阴阳、道德两家可以归为荆楚文化,儒、墨两家可以归为齐鲁文化。《春秋》“大一统”观与这三大文化系统密切相关。
三晋文化通常指西周到春秋时代晋国文化和战国时代魏、韩、赵文化。战国七雄并立,属于晋文化的就占其中之三。
从整体来看,“晋”或“三晋”(韩、赵、魏)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7]。《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载,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拜子夏为师[8],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等儒教名流、军事干将,先后汇集魏地,对于魏国的振兴起到决定性作用。魏文侯虽欣赏齐鲁文化,但也并非亦步亦趋。譬如齐鲁文化倡导礼治,而魏文侯却更醉心于法制。他坚持起用李悝为相,变法革新,促使儒、法思想的融合和转化。李悝原本是子夏的弟子,却是法家的始祖[9]。在三晋的土地上,还产生了申不害、韩非等重要思想家。两人相距虽有一个世纪左右,但均强调法制,其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申子》,《史记》记载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篇,均已亡佚。较完整的言论见《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一篇,讲究帝王南面之术。《韩非子》五十五篇则是一套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三晋文化多为秦代所继承。《史记·张仪列传》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10]
相传秦人祖先乃帝颛顼的苗裔,女修吞食玄鸟蛋,生大业,从此开始了秦人的历史。《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早期历史,充满神秘色彩,或曰起于东部莱芜,或曰起于西陲礼县。长期以来,秦国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保持着戎狄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秦人启用商鞅变法以来,“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11]。从此,法家思想成为了秦国的统治思想。法家思想,崇尚武功,讲求实用,追求一统,这些思想一直被秦人奉为主导思想。这种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功利性,崇尚战功,寡义趋利。由此功利性,又演变成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其结果,必然又会制约秦人的更大发展。孔子早就看到秦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12]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荆楚文化。
楚国自春秋以来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北上中原,称霸争雄,不可一世。战国后期,楚国遭到灭顶之灾。就在秦朝灭绝文化的时候,素以文化自负的楚人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3]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人家,一说是地名,也许这并不很重要,关键是“亡秦必楚”四字,没有异义。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人。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说明楚人对于自己国家被秦人所灭,心有不甘,伺机而起也在所必然。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推翻秦人统治的重要武装力量均来自楚地。随着楚人入主三辅地区,楚文化自然大举西移,进入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构成了当时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楚人从者数万人。刘邦立国后,楚国的昭、屈、景等大族的西迁,更为三辅地区带来了强劲的楚风。
荆楚文化以老子为轴心。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的《道德经》。1996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的竹简,也发现了八百多片文字简,其中也有老子的《道德经》。这说明,早在战国中期,《老子》一书已经定形。根据《战国策·秦策上》、陆贾《新语·思务》及题名刘向的《列仙传》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的齐地,道家的传说非常盛行,像王乔、赤松子等升仙故事,《淮南子》将其放在《齐俗训》篇中[14]。《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系韩人之后,自幼欲学赤松子,向往仙人境界,故后来有出家之举。汉家王室成员如刘安、刘向等也逐渐接受了这种主张。刘向所献所撰,多为这类“道术”之书。这说明荆楚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荆楚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楚歌的盛行。这类作品,除《楚辞》之外,还有《孟子·离娄》里面记载的《孺子歌》(又叫《沧浪歌》),《说苑·善说》记载的《越人歌》,《庄子·人间世》《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接舆歌》等。公元前350年前后,屈原来到人世,开创了荆楚文学的新纪元。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荆楚文化一时式微。随着秦末楚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崛起,楚歌再度盛行。其后,楚歌形式多有分化,汉代诗歌、辞赋乃至经世致用的文章,依然沉积着楚歌的因素。
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也就是统治思想。西汉初年,随着楚人西移,道家思想,尤其是黄老思想在帝国核心地区流行开来。《老子》《庄子》为道家思想渊薮。《庄子》五十二篇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已经多次征引[15]。但在西汉时期,这部书的影响还不足与《老子》相比。黄帝思想在西汉初年非常流行。《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的《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等著作,大约就是这样书籍。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六年(前201),立长子刘肥为齐王,以曹参为齐相国。当时天下初定,齐王接受胶西盖公的建言,推行黄老之学。孝惠二年继萧何之后,曹参入为丞相,又将黄老之学推广到全国。黄老之学的核心,就是所谓无为贵静之说,亦即《老子》所谓“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16]俗语所说“萧规曹随”,殆即此意。
从西汉前期政治斗争看,所谓黄老之术,究其实质,是一种战略战术,不仅仅是为安息天下民众的一种手段而已。吕后所以采取这种无为之术,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推广黄老无为之术,可以有效地抑制他们的政治野心。由此看来,黄老之术不仅仅是一种修身养性之术,而是一种权术[17]。黄老思想一直影响到武帝即位之初年。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表面看来对六家之说各有抑扬,但明显倾向于道家。
儒家文化以孔孟为代表。除《论语》《孟子》两书外,影响最大的是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春秋》后来又派生出《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等三传,形成西汉颇为兴盛的“鲁学”和“齐学”。鲁学主要兴盛于西汉前期,《诗》有鲁《诗》,《论语》有《鲁论语》等,强调礼治,重视王道,在学术史、政治史上,均有重要影响。与鲁学相比较,齐学可以说异军突起。一方面,稷下学宫为儒学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齐地濒海,齐人善于想象,敢于创新[18]。在战国后期,齐人敏锐地意识到天下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黄老学说,乃至法家主张等,提出了一种包容百家的大一统理论体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引兵围鲁,鲁中诸儒讲学诵习之声不断,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是刘邦对儒生心存好感。公元前204年,郦食其向刘邦建议,欲立六国后人以树党,刘邦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人刻印。而张良预设八难,从形、势、情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可立六国之后的道理,颇有振聋发聩之势。史载,刘邦正在吃饭,听到张良的鞭辟入里的分析,顾不上吃饭,大骂竖儒败事,从此不再信任儒生。
问题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刘邦消灭项羽之后,主张简易。结果群臣饮酒争功,乃至拔剑击柱。此时距郦食其事件不过两年时间。刘邦的困惑,最终由来自鲁国的叔孙通给予圆满的解决。叔孙通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及朝廷中有学问的人,因秦旧制,制礼作乐,从此群臣不敢逾越礼制。刘邦感叹说,“今日知为皇帝之贵”[19]。由此可见,新朝对于儒学的接受,经历了一段相对复杂的变化过程。董仲舒思想的成熟与被重视,正是在此一变化过程中得以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概括：从子夏弟子李悝《法经》开始算起,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中国思想文化界在这一千多年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百家争鸣到法家霸道思想的胜利,《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说,成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但是物极必反,当法家思想走向极端之际,用刑太极,最终迅速导致秦国的灭亡。
第二阶段是西汉初年荆楚文化的抬头,以黄老思想为中心,讲究清静无为。秦代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给汉初的思想家留下了沉重的话题。如何避免重蹈这段历史的覆辙,不同思想家自有不同的答案。秦汉之际的楚人陆贾,鉴于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提出在政治上无为而治,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主张。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想法,自然为刘邦所嘲弄,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见解的深刻意义,于是要求陆贾著书,阐明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历史根源。故陆贾《新语》专辟《无为》一篇,以为“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者乃无不为也”[20]。这是对三晋文化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荆楚文化的张扬。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界百川归一。如前所述,战国时代,人们苦于诸侯割据混战,渐渐地产生了统一的要求。这种思想在产生于春秋末的《左传》中已有萌芽,而在战国中期的《孟子》中逐步明确,到战国后期更趋强烈。《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正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初年所倡导的《春秋》“大一统”观,虽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实际上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其中道家和法家思想,更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外儒内霸的思想体系。
二、《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内涵
《礼记·礼运》将远古历史的运行,分为“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两种形态。天下为公,是说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谓大同。当历史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以血缘为纽带,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国家的雏形。
在《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说：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21]
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总结由公到私、礼崩乐坏的历史教训。他说：“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22]《春秋繁露·俞序》也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23]那么,“后圣”是谁呢?《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继续写到：“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24]董仲舒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法先王,成“后圣”,这是董仲舒的最大愿望。他从《公羊春秋》中推衍大义,精心构筑起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三统”,又以子正、丑正、寅正为“三正”,以夏、商、周三代为正统,并努力将这种理论赋予实践品格,为“后圣”服务。
董仲舒少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下帏讲诵,有三年不窥园之传说,他的主要成果集中保存在《春秋繁露》中。他说：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7](《精华》)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28](《竹林》)
《春秋》无常辞,唯德是亲。[29](《观德》)
所谓无达辞,无通辞,无常辞,其义一也,即“从变而移”,“一以奉人”,即在符合时势与天意的变化中阐释君权的合法性,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是董仲舒的初衷,也是他倡导《春秋》大义的根本所系。
从大的方面说,这一主张至少有如下历史内涵。
第一,从“大一统”到正统观念。
《礼记·丧服四制》：“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30]《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上疏：“《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1]此即公羊学“大一统”之义。董仲舒师承此说,注重法先王,更强调“以《春秋》当新王”[32],“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33]。为此,他积极融汇法家、道家、阴阳家及黄老思想,极大地拓宽了这个命题的内涵和外延。如《春秋繁露·立神元》就有道家思想成分。他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34]又如《身之养重于义》《观德》《深察名号》等篇,强调义与利,祸与福,心与身,天与地之名号等观念,大约也出自古道家。《保位权》：“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35]又近于阴阳五行及法家思想。
《公羊传》强调法先王,更强调了“正”的重要性,用“正”来衡量事件。如《哀公十四年》载：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36]
这段话出于《公羊传》最末处,“所见”“所闻”“所传闻”都是以孔子为主体,指《春秋》十二公事有的为孔子亲见,有的是孔子直接听得,有的则是孔子听到的传闻。《春秋繁露》以此为基础,强调“《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37]因为这三者来源不同,所以孔子作《春秋》用辞有异,目的在于“制义”,即拨乱世反诸正,以此等待后世的圣王。《贤良对策》释“正”曰：“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38]这是《春秋》“正”之大“义”,涵义至广,但核心只有一个,即《公羊传》所强调的“尊君”,通过“制义”确定王权等级的绝对权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明确说：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性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39]
“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阐释,将《春秋》大义推向极致,强化了“正统”观念。所谓“正统”,就是要用“正”来“统”天下,由“统”来确保“正”,为王朝的上下授受有据、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根据。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40]“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41]由此看来,正统的实质就是“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又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42]欧阳修说：“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43]梁启超也讲到：“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44]其实,《春秋》字面并无大义与正统的叙述,这些观念的形成与董仲舒的阐释有莫大关系。
“正统观”成为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观念范畴,作为古代政权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言说,是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运作的纽结点。正统是政权存在合法的依据和基础。王朝建立的“正”与“不正”,合法与不合法成为史家判别一朝一代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的主要尺度。历史上各个政权为了标榜自身为正统,无不自立标准,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割裂,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北宋前期最重要的《春秋》学家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通过阐释《春秋》的“尊王”大义来维护中央集权制,强化皇权,用世之意很明显。南宋的正统论更偏向空间上的正统诉求,故强调“攘夷”,胡安国的《春秋传》就是历史见证。每到改朝换代之际,这种正统观总会成为讨论的焦点问题。
第二,从正统观念到天人合一。
正统观念确定之后,如何维护正统,便成为董仲舒思想的焦点。他认为,天、地、人是万物之本,依据《春秋》就可以知天意,接地情,通人事。因此,《春秋》之道,至大至高;至大可以王天下,至高可以称霸王。他特别强调王道、霸道并用的重要性,甚至断狱、选官,也要借用《春秋》之义。《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45]诛首恶,志善者,维护政权的严肃性。在《俞序》中,董仲舒甚至认为,治理国家,没有不学《春秋》的,如果不学《春秋》,则不能预见前后旁侧之危。《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也说：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46]
董氏将“天”视作万物之祖,并把天的节律和呈现与圣人所为完全对应起来。为此他不惜加进大量灾异祥瑞之类的内容,与君王德政进一步联系起来。比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的传说,董仲舒就认为是“受命之符”,是上天“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47]这是董仲舒利用对《春秋》的阐释来建构汉家政治权威的重要法宝。
第三,从天人合一到君权神授。
《公羊传》从“元年春王正月”阐释出“大一统”,却并未对“元”过多阐释,仅认为就是每一个君主的第一年都称为元年。从董仲舒开始,强调以“始”来解释“元”：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48](《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49](《春秋繁露·重政》)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50](《春秋繁露·二端》)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51](《春秋繁露·王道》)
他首先注重发挥公羊学所强调的“神—人”关系,构建出一套在宇宙秩序与人伦法则之间能相互对应的“天—人”结构关系。东汉何休在《公羊解诂》中进一步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义为“五始”。其中,“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文王乃周受命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表示一国之始。这“五始”表示着天经地义的统治秩序。帝王登基,实乃天意。《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52]汉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秉持这样的理念,来为当时政治服务。《汉书·路温舒传》载路温舒上疏宣帝说：“《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53]这已成为当时的共识。
第四,从君权神授到天下观念。
董仲舒的思想不仅有为王朝立“正”溯“统”的宗旨,同时也希望借之规诫王权,对可能恣意妄为和无限泛滥的君权进行更形上层面的监督和控制。《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54]
《庙殿火灾对》《雨雹对》等,都用《春秋》来解说种种灾异现象。《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55]这样,作者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即可以通过对《春秋》的解说,起到对君王劝善惩恶的作用。
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灾异呢?他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提出,要顺民心：“《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幷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56]他在《为人者天》中又说,五帝三王时代所以“不敢有君民之心”,就是不敢自谓君民,要对天有敬畏之心,“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57]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大义,不仅是君对臣民的“统”,还强调君对天、对民的敬畏。《春秋》大义对天、君、臣、民,以及中国—夷狄的双向制约强调,影响了后世的大一统思想,以致成为一种“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讲：“(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58]司马迁对《春秋》“义法”的理解上承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汉代四百多年中具有代表性,后世阐发《春秋》大多不离这一基调。在武帝希望建立统一强大政权的时代,董仲舒既提供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还提供了监督君权的“正义”依据。
第五,从天下观念到统一实践。
孔子作《春秋》,时值礼崩乐坏之际。他要尊王攘夷、恢复正统。《公羊传·僖公四年》用“中国不绝若线”[59]概括其大义,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影响极为久远。当然,在春秋末叶,这还只是一种理想。战国时代,诸侯纷争,是非混淆。《孟子·万章》引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60],表达了重新恢复秩序的时代心声。如何恢复这种礼乐文明呢?《管子》说：“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61]《荀子·非十二子》则提出效法舜禹：“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62]吕不韦、李斯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吕不韦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63]又说：“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执一不二,就是要统一。李斯也立志“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64]公元前248年,吕不韦带兵灭掉东周。又过了二十七年,秦王嬴政横扫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将“大一统”的理念付诸实践。
不无遗憾的是,“秦世不文”,马上得天下,亦马上失天下。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让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强化中央集权,建立礼乐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上策。贾谊《新书》说：“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65]又说：“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66]当时内忧外患,无法实现这些理念。
汉帝国建国七十余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再一次提出这一主张,切合现实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先声。
三、《春秋》“大一统”观的政治诉求
汉武帝推崇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尊王攘夷,强调以王法正天下,试图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积极处理文化多元与政治一统的棘手问题。
先说尊王问题。
春秋时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67] (《春秋繁露·王道》)因此,《春秋繁露·十指》明确指出,要强化中央集权,使尊君而卑臣,则“君臣之分明矣。”[68]当时的情形正好相反,是强枝弱干。西汉初年,地方势力强大,贾谊、晁错本《春秋》之义,多次上书请求削藩,“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知必菹醢耳。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69](《陈政事疏》)。景帝末年,吴楚七国以“清君侧”为名发生叛乱。景帝杀了晁错,并未换来地方势力的妥协。这个惨痛教训,让汉武帝铭刻在心。即位伊始,他就开始强化中央集权,消解地方王侯势力,迅速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朝廷的尾大不掉的被动局面。
《春秋繁露·度制》说：“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70]度制,就是制度。董仲舒的建议,就是从制度层面入手,整合社会秩序,规范人伦尊卑,遏制地方势力,使之归于一统。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强化制度建设,确保中央集权。在政治方面,武帝取消了地方自行任命官吏的特权,压缩诸侯王国的疆域和权力,如淮南王所辖地区,一分为三,分而治之。在经济方面,汉武帝启用大商人桑弘羊,收回地方铸钱的权力,实行盐铁政府专营的经济政策。在思想方面,汉武帝希望借助儒术的力量,迅速消解汉初以来盛行的战国习气、黄老之学。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亲政改元,举贤良对策,遂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
再看攘夷问题。
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汉武帝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尽早解决边患问题。毕竟,军事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攘夷是《春秋》大义之一,也是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更何况,这里还有君父之仇[71]。
《公羊传》曰：“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72]这里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情形,而战国以来的形势依然如故。《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73]从当时情形看,关中地区依然有南北夹击之虞,必须有所应变。南是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岭等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今天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地方割据势力仍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岭南地区划入中国版图,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他曾动用数十万兵力,征战数载,最后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攻取岭南,建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首次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华统一的版图之中。
秦末汉初,趁中原战乱,赵佗建立了南越国,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汉初经陆贾游说,称藩于汉朝,在文化上与中原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但是他们对于中原的威胁无时不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分五路大军灭南越国,将岭南地区分为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等九个郡,归交州刺史部所监察。南越国从建立到灭亡,前后不过九十三年。秦末收复之战及这次战争,前后有大批中原人士南迁,“与越杂处”,将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地区[74]。
至于北部,问题更为复杂。六国以来,这里长期为匈奴所占据,在获取丰富给养的同时,又与西羌联手,不断地骚扰中原。秦始皇曾派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设防戍边,还将原来秦、赵、燕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丹东),绵延万里。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却并没有遏制住匈奴向内陆扩张的野心和实力。
楚汉相争格局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刘邦曾想在平定内陆的同时,也能解决秦始皇以来一直困扰中原的边患问题,但在平城陷入险境,几乎丧命。这让刘邦意识到边患问题的解决绝非一蹴而就。他不得不接受娄敬的建议,确定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予单于。《史记》《汉书》都记载,刘邦死后,冒顿派遣使者送给吕后一封书信,颇多侮辱之词。而当时的国力依然不强,吕后只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别无选择。文帝刘恒起于代王,戍边多年,深知匈奴问题的复杂尖锐。匈奴凭借着强大的骑兵优势,转战游移,灵活多变。而汉朝军队的每一次调防,动辄数万,大兵深入,除了兵源问题而外,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补给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帝也只能被动防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景帝刘启初年也曾派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解决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中元四年(前146),御史大夫卫绾上奏,禁止战马出关。这一建议得到景帝高度重视。《汉书·晁错传》载,晁错反思与匈奴的交战中屡战屡败的教训,在车、马、人方面,匈奴有其天然优势。为弥补自己短处,景帝开始处心积虑,充实兵马。从近年发掘的景帝阳陵陪葬坑所发现的数以万计的车马俑来看,虽然只是实物的三分之一,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较大的尺寸差异,但是这里透露出强烈的信息,即汉景帝已经把兵马问题摆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兵马。显然,景帝已为此作了积极准备。
《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75]汉武帝对于匈奴的关注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根据《资治通鉴》卷一七的记载,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诏问公卿是讨伐匈奴,还是执行和亲政策。当时,王恢力主讨伐,而韩安国则倡言和亲。鉴于当时国力,武帝还是听从了韩安国的建议,但翌年又改变主意,转从王恢之议,使马邑人聂壹亡入匈奴,牛刀小试。在他即位的最初六年,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武帝。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建元中,“汉方欲事灭胡”[76],但是,如何“灭胡”,武帝心里并没有底,马邑之战,无异于玩火。
从前面的论述知道,汉高祖七年确定的和亲政策,确保了边境七十余年无大事。马邑之战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汉与匈奴的关系却严重恶化,汉武帝当然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大月氏来使求援,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颅作为饮器。大月氏愤怒异常,恳请汉朝共击匈奴。汉武帝正在考虑如何“灭胡”,闻知此讯,乃招募使者前往西域探听虚实。张骞以郎应命前往,一去十三年,直到元朔三年(前126)才回到京城,带回来大量的西域信息。在这期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打响。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派遣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率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战争。
从当时战略形势看,决定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河西走廊的掌控。这是一条集战略、贸易、信道为一体的通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春秋繁露·楚庄王》说：“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77]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开始议置河西诸郡,至后元元年(前88)敦煌郡的设立,河西四郡的建置,前后历经三十四年[78],成功地斩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有效地控制了四周局势。
河西的稳定,确保了丝绸之路的顺畅,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这时再“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79],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文化上的交流意义也显而易见。河西四郡设立后,自然有移民计划随之而来,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准。这些移民中,很多是贫民和罪人。就军事意义上说,他们的到来,主要是起到了屯兵的作用。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人为躲避战乱,也逃往西北地区。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汉书·匈奴传》载,太初四年(前101),汉武帝下诏伐匈奴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80]武帝的拓边攘夷行动,不仅是“列四郡,据两关”,还包括开发西南,平定百越、征服朝鲜等战役。这些政策的制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这就是“《春秋》大之”。
四、《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六编《〈公羊〉古义辑》汇总相关资料,说明《春秋》公羊学思想在战国秦汉时期有广泛的传播和重要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公羊学,孔子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81]所谓“异言”,即《汉书·艺文志》所说：“《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82]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辞赋,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史传,谷永、路温舒等人的奏记,还有刘向、刘歆父子的杂传疏议,桓宽、桓谭的著述等,都会引用到《春秋》,尽管师承不同,但都提出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的主张,多聚焦君臣遇合主题,希望在那样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建功立业,这是秦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说,他们的创作与《春秋》大一统观息息相关,更与秦汉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大公子自不必说。那个时候的文人,朝秦暮楚,并无一定之规。到了战国后期,情形发生了变化。吕不韦来自中原,对于战国以来各家学术应当多所了解。他并没有像战国四大公子那样为谋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利而各有主张。恰恰相反,他充分注意到稷下学宫各派的纷争与融合,对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因此,《吕氏春秋》在学术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先秦各家学说的汇总。在融汇百家之说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了“士”的品行的重要性。他要求的“士”,要讲究精神境界,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这表明,经过长时间的战国纷争,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缺乏是非观念的纷争,而倾向于对国家一统、万众一心的强烈诉求。
西汉初年,刘邦吸取了秦代大权旁落外姓的教训,分封子弟,与大臣共盟：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地方势力如吴、楚、梁、淮南等诸国,也由此扩充势力,并招纳文士,扩大影响,又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风气。高祖刘邦之子中,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刘恒之子中,太子刘启、梁孝王刘武;景帝之子中,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等,无不开馆延士,为世人瞩目。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大臣也隆礼敬士,如平津侯公孙弘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西汉前期重要文人如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丁宽、韩安国等人,无不在地方割据势力中担任幕僚,天下有变,号为“智囊”;承平时期,不过就是文学弄臣。
汉武帝对此心知肚明。他不仅仅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深知政权的巩固需要文化来固本聚魂。因此,他对文人学者,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安车蒲轮,征召枚乘进京。可惜枚乘年老多病,死于道中。但无论如何,枚乘之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实际上标志着盘根错节的王侯文化逐渐走向终结,标志着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逐渐走向终结,标志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逐渐走向终结,也标志着汉帝国进入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全新时期。
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成果。
在《难蜀父老》《封禅文》等文中,司马相如多次谈到《春秋》,深刻地领悟到《春秋》“大一统”的核心价值。他的《子虚上林赋》比较了诸侯与天子的异同,最终归结到天子,归结到一统。史书记载,司马相如死后,夫人对朝廷派来的人说：“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83]这卷书就是《封禅文》,提出封禅泰山的问题。
严助是汉武帝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来自会稽。武帝即位之初,为吸引优秀人才,特设文学贤良。严助借此机会进入高层,得到汉武的关注。闽越的军队攻打东瓯,东瓯求情。有人主张放弃,认为那是闽越与东瓯的问题,与中央朝廷无关。而严助别具眼光,认为一定要支持东瓯,解决边地的安稳问题。司马相如和严助来自边地,在事关国家完整的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态度,因而得到武帝的重视。
与司马相如和严助相比,董仲舒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作《士不遇赋》(《艺文类聚》三十),认为小人当道,“随世而轮转”。作者自叹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他想到了伯夷、叔齐的高蹈避世,想到了伍子胥和屈原的毙命江心,一心向善,不愿向世俗妥协。唐代元结《自箴》《汸泉铭》《淔泉铭》《恶圆》《恶曲》等名文无不源于此。尽管如此,他依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
司马迁也志存高远,对战国以来的纵横风气颇为欣赏,而在现实生活中,颇感压抑,也写作一篇《悲士不遇赋》,感叹生不逢时,顾影独存,屈而不伸,美恶难分[84]。尽管如此,他也“闻之董生”,以《春秋》为本,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85],忍辱负重地编纂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全面系统地勾画出中华文明自五帝以来“不绝若线”的谱系。《春秋》大义,一览无余。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下》说：“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86],实为有得之见。
董仲舒和司马迁在政治生涯上的“不遇”大约是真实的。他们的官位都不高,事迹也不显,甚至连生卒年都不详,但是他们生逢国力蒸蒸日上之时,这种“遇”又是千载难逢的。在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为汉帝国强化中央集权出谋划策。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历史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同源共生的文明载体[87]。
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历史进程中,以董仲舒、司马相如、严助、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一代文豪,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是进一步规范文字,为中国的文化一统奠定基础。
汉高祖刘邦起自布衣,其臣下亦多亡命无赖之徒。他们多不喜欢儒生,甚至见到戴儒冠的,还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便溺其中。即皇帝位后,群臣争功,闹得不亦乐乎,刘邦只能叫叔孙通出来制定礼仪,这才知道皇帝之贵,也由此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古文苑》卷一○载汉高祖《手敕太子》,对自己学无术颇多悔意。作为丞相,萧何在汉帝国创业之初,就制定了识字书写制度,多少也反映出刘邦渴求文化的心理。萧何规定：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试以六体[88],成绩优秀者才能为尚书、御史等。官吏上书,字或不正,要被弹劾。《汉书》记载,石奋上书,写“马”字少一笔,惊恐万状,甚至以为要“获谴死”[89]。由此可见当时法律的威慑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并不统一。即便是距离很近的诸侯国,文字也不尽相同,譬如山东莱阳发现的莱阳陶壶就与邹、鲁不同;甚至邹鲁之间,近在咫尺,其陶文与传世鲁器彝铭文字也有差别。秦以小篆为统一字体,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和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学篇》等文字学著作均以小篆为标准,对于当时文化一统以及汉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从《汉书·艺文志》序中知道,《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在西汉初年多有流传,有人还将三书合成一书,加以改造,成为两汉读书人的基本教材之一。东汉许慎乃会通前代字书,总结了战国以来解释文字的“六书”理论,集其大成而著《说文解字》。全书十四篇,叙目一篇,依据文字形体和偏旁结构分列540部,每部以一共同的字作部首,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以前的文字训诂,使原本杂乱无类可归的文字有了归类的方式。这是秦汉文人为中华一统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最近一百年,在西北边陲发现的汉简中,时常有《苍颉篇》《急就章》等字书,说明童蒙读物在当地非常流行。
第二是整理图书,迎接文化高潮的到来。
秦汉以来,朝廷政府对图书收集十分重视,汉高祖刘邦初攻咸阳时,丞相萧何率先收藏秦朝的律令图书。汉武帝时,下令征集全国图书。到了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又命谒者陈农前往地方收求遗书。国家藏书日益增多,出现了“书积如丘山”的局面,但也给保藏、流通、阅读带来了不便,亟须进行分类整理。于是,汉成帝命刘向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刘向每校完一书,都附上叙录一篇,最后又把各叙录另抄一份集在一起,称为《别录》,凡二十卷。《别录》是中国第一部详细的书目提要,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学术发展情况,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刘向《别录》基础上,刘歆编写《七略》,将当时的书籍分为六大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略”本是界域的意思,这里指类别。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及“小学”等九目;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目;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目;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目;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神仙、房中等四目;诗赋略包括歌诗、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等。这种分类著录,成为中国古籍目录整理与研究的基本范式[90]。
第三是创作辞赋,使其成为一种最具大家气象的文体。
汉代流传的一些文字学著作,多采用韵文方式,如《凡将篇》《急就章》等,多是七言句式,可能是便于记诵的缘故。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创作,在描写物象时,多以类相从,近似一部《尔雅》。还有的辞赋,兼有地理教科书的作用,虚中有实。汉赋的这种特色,贬之者认为这是“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91],扬之者则认为这是一种传播文献知识的独特方式。明代古文家盛称“文必秦汉”,秦汉文章,特别是应用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可能与此实用功能有关。
不仅如此,司马相如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大赋的基本品格,一是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带有博物色彩;二是东南西北,古往今来,可谓时空无边;三是辞藻艰深,华彩飞扬,具有磅礴气象。在古代文人心目中,辞赋已不仅是案头文学,也不单纯是娱宾遣兴的文字,它可以充分展现个人的才学、国家的意志,还有时代的特色。因此,汉唐时期,辞赋创作的好坏是衡量一个文人才学高低的重要标志。历代文学总集、文学选本,乃至个人文集,通常要把辞赋摆在第一位,这也成为一种惯例。
第四是创建乐府,通过礼乐制度渲染帝国的权威与执政的合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视天下,并让李斯撰写七篇颂词,刻在石上,希望流传久远。此外,秦始皇还设立乐府,以礼乐演奏的方式,强化历史的叙述[92]。从唐代杜佑《通典》的记载中知道,在秦汉时代,
掌管音乐的官职有两个,一是太乐,一是乐府,各有分工,太乐掌管传统的祭祀雅乐,归奉常主管;乐府掌管当世民间俗乐,归少府主管。
《春秋繁露·郊义》说：“郊义,《春秋》之法,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四祭于宗庙。”[93]在这样的背景下,郊庙歌就更加重要,成为国家礼仪范畴。《春秋繁露·天道施》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94]司马相如参与创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也是体情之作[95]。这些诗歌虽非一时之作,作者也非一人,多是文人创造。还有一部分“歌诗”采自民间,也被演唱,藉此了解时政,体察民情。秦汉乐府制度的建立,为维护中央集权起到重要作用。
元狩六年(前117),司马相如死,汉武帝从其家中获取《封禅文》。六年后,始祭后土,用雅乐。尔后,武帝发兵平定南越之乱,遂置九郡;又派李息等平定西羌之乱,初置河西四郡,确保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顺畅。西南方面,建立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五郡。武帝以为功高盖天,遂询问部下,决定实施司马相如封禅之议[96]。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即位三十年之际,自制礼仪,正式封禅泰山。同时,汉武帝又大兴天地诸祠,命群臣作诗颂,李延年为新声,郊祀始用乐舞,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从此,汉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1]《后汉书·和帝纪》注：“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开其议,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汉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页)各郡国察举人数见《通典》卷一三。《资治通鉴》卷一七谓“从董仲舒之言也”(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6-577页)。《北堂书钞》引《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试之以事,非试之意诵也。”(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九,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4页)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3]《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6页。
[5]陈徽：《〈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
[7]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史记》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03页。
[9]《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已经亡佚。《晋书·刑法志》称作《法经》六篇。秦汉以后的法律都是以《法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10]《史记》卷七○,第2304页。
[1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二,《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96页。
[12]《史记》卷四七,第1910页。
[1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14]详见刘跃进：《释“齐气”》,《文献》2008年第1期。
[15]详见刘跃进：《贾谊所见书蠡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6]《汉书》卷三九《萧何曹参传》,第2019页。
[17]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老氏书作用最多,乃示人若无所能,使人入其牢笼而不自觉,开后世权谋变诈之习,故为异端。”(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1页)
[18]参见刘跃进：《“鲁学”解》,《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19]《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3页。
[20]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
[2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4页。
[2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2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2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5页。
[25]《春秋公羊传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0页。
[26]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一编《导言》第一章：“按《公羊传》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时之说,其证则哀三年经'季孙师、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左氏春秋》开阳作启阳,《公羊》作开,正为景帝讳之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4页。
[2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第15页。
[2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第56-57页。
[30]《礼记正义》卷六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5页。
[31]《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3页。
[3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2页。
[33]《春秋公羊传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
[3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42页。
[3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9页。
[3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53-2354页。
[3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0页。
[3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1-2502页。
[3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1页。
[4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59页。
[4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19页。
[42]欧阳修：《原正统论》,《欧阳修全集》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6页。
[43]欧阳修：《原正统论》,《欧阳修全集》卷一六,第276页。
[44]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20页。
[4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页。
[4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5页。
[4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4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2页。
[4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页。
[5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5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5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2页。
[53]《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69页。
[5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8页。
[5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54页。(《汉书·孔光传》：“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谷永传》：“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一、卷八五,第33-59页、第3450页)
[56]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5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第65页。
[58]《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页。
[5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49页。
[60]《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5页。
[61]房玄龄注：《管子》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103页。
[62]杨倞注：《荀子》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63]吕不韦：《吕氏春秋》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6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0页。
[65]贾谊：《贾谊新书》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66]贾谊：《贾谊新书》卷四,第33页。
[6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6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页。
[69]贾谊：《贾谊新书》卷二,第17页。
[7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48页。
[71]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就强调“复仇”之义,显然有感于南宋初年政局而发,所以清人尤侗说此书是“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这是后人解释《春秋》的常用手法。
[7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49页。
[7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页。
[74]1980年代发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参看李林娜主编：《南越宝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7页。
[76]《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87页。
[7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9页。
[78]参看刘跃进：《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79]《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第2832页。
[80]《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76页。
[8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一○,长春：吉林出版社,2017年,第167页。
[82]《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83]《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第3063页。另参看刘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文史》2008年第2期。
[84]五百年后,陶渊明亦有《感士不遇赋》,序说自己读董仲舒、司马迁之作,慨然惆怅,感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正道清操之士,一筹莫展,抒发的依然是同样的感慨。
[85]《史记》卷一三○《太史公书自序》,第3297、3319-3320页。
[8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1页。
[87]关于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参见刘跃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及其〈史记〉综论》,《学术交流》2020年第5期。
[88]所谓六体,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89]《汉书》卷四六《石奋传》,第2196页。
[90]参看刘跃进：《试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文学业绩与学术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另见刘跃进：《目录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数据与文献学报》2020年第4期。
[91]苏轼评杨雄《法言》《太玄》语,吴伯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卷九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256页。
[92]1976年陕西临潼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上面刻有秦篆“乐府”二字。参见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4期)等文。
[9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五,第82页。
[9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七,第99页。
[95]《史记·乐书》：“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史记》卷二四,第1167-1168页)这四首诗即见十九章中。唯《西暤》有异文,作《西显》。详见《乐府诗集》卷一“郊庙歌辞·汉郊祀歌二十首”题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页)。
[96]《汉书·艺文志》著录《封禅议对》十九篇,注：“武帝时也。”(《汉书》卷三○,第1709页)
来源： 《文史哲》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