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象尽意”——中国文化具象的抽象思维详解

胡立根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节选自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说明：王弼，三国时代经学家、哲学家。这段话讨论的是语言、具象与意义的关系，他认为，语言表达形象，形象表达意义，语言与意义的中介就是“象”，“象”成为了语言表达意义的关键和核心。

具象的中国

读中西文章，从感觉上发现的最大差异是，西方文章，名词、概念接踵而至，虽然准确，却深奥难懂，令人头大；读中国文字，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扑面而来，异彩纷呈，美则美矣，却是玄而又玄，不明所指。

的确，汉语有很强的具象性。例如国人喜用成语，中国是一个成语的国度，而每一个成语几乎都是一个意象：褒义的如错彩镂金、小鸟依人、沉鱼落雁、高山流水、结草衔环、桃李不言、投桃报李、柳暗花明、游刃有余、满面春风、成竹在胸，贬义的如狼心狗肺、过街老鼠、草菅人命、揠苗助长、望梅止渴、指桑骂槐，中性的如瓜田李下、悬崖勒马、龙潭虎穴、如履薄冰、金蝉脱壳、暗送秋波、花枝招展，等等。

中国古籍抽象用词很少，古人谈诗论文，多是形象用语。例如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谈诗之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什么是典雅？他告诉你没有？没有，他只是描绘了一系列形象。你明白没有？说不清楚，但似乎又明白了什么。

这是唐人，看看过了好六七百年后的明代人吧。谢榛《四溟诗话》说：“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读这段文字，你是扎扎实实的产生了美感，但什么是文章的秀拔，什么是文风的壮丽？初入文坛者，真是不明所以。

中国文学理论构建起了一个由比兴、讽喻、寄托，意象、意境、境界以及滋味、风骨、气韵、神韵等形象构成的理论大厦，不懂这些形象，你只能望而却步；而读具体作品，大量的文化意象，诸如香草美人、梅莲菊竹、柳絮飘萍，南山明月，你更不能不懂。

这是文学，看看佛学吧。禅宗喜谈机锋，实际就是不告诉你答案，让你在具体形象事件中去领悟。如《五灯会元》记载“龙潭吹烛”的公案：德山禅师去拜会龙潭崇信禅师，到了龙潭的法堂，住了一段，一天晚上，德山侍立一旁，龙潭禅师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走呢？德山出去后又返回来，说外面太黑。龙潭将蜡烛点燃给德山，当德山伸手去接时，龙潭竟然将蜡烛吹灭。此时德山纳身便拜，因为他已顿悟佛法。什么也没说，但就在这点烛吹烛的具体行为之间，双方完成了佛法的交流传递。

读中国文化，你就要有这种透过具象去领悟精神的本领。

国人善于具象概括，发明了许多具象概念，如气、阴阳、五行、和、同、一、两等重要的哲学范畴。道家的“道”似乎脱离了具象性，而其实它是由“线”演变而来。理学家的“理”，似与具象不沾边，但理学家多持理气一统观，以气为基础来构筑其理论大厦，所谓“理者气之条理”（王阳明），“理即是气之理”（刘宗周），“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黄宗羲），等等，即是如此。“理”实际上具象化了。“太极”一词，由气而来，古人还嫌其不具象化，到理学家手里竟画出了“太极图”。

再如中医。中医形成了一整套藏象理论。但中医藏象并非人体内脏的真实结构与性质，所谓心肝脾肺肾，完全是虚拟形象：心为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在五行属火；肺为魄之处、气之主，在五行属金；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藏意，在五行属土；肝为魂之处、血之藏、筋之宗，在五行属木，主升主动；肾为先天之本，藏志，腰为肾之腑，在五行属水。中医正是通过这整套的虚拟具象将人体的结构、功能及生理病理进行玄而又玄的高度抽象。只有进入到这个虚拟具象系统，才能弄懂。

西方最为抽象的数学，在中国却很少使用抽象概念，而是通过“算筹”的形式具象化了。《九章》中关于形的命名，基本上是象形命名。据统计，《九章》及刘徽所用数学概念，具象用词近90％，而剩下10％的抽象用词，也大多借用具象词。秦汉以后的其他数学著作也大致如此。

所以，你看，儒家比类直觉，道家意会直觉，禅宗顿悟直觉；周易有卦象、易象，道家有道象，中医有藏象，文学有意象。总之，一切不离“象”。

具象之源

国人喜具象，源头首先要追溯到八卦和《易经》。

八卦据传是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所发明。古代有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是说伏羲氏在今甘肃天水的卦台山，时常盘坐山巅，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地理，苦思宇宙奥秘，终于有一天，一声巨响，对岸山脉中开，龙马振翼而出，直落河中分心石上。伏羲由此顿悟，，天地奥秘原来如此简单，无非阴阳而已，于是画出了“一”代表阳，画出“- -”代表阴，并用这阴阳二线变化组合成八种不同形式，就是“八卦”。

当然这是神话传说，也许这一虚一实两条线，只是华夏文明之初的两条普通的线条而已，每个文明的发端，可能都有这两条线。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先民特别看重它，并在其上寄托了“阴阳”的文化密码，顺着这两条线画出了“八卦”，以表示八种不同的现实图象：“天（乾）、地（坤）、山（艮）、雷（震）、火（离）、水（坎）、泽（兌）、风（巽）”。后来周文王（？或曰伏羲，或曰神农，或曰夏禹）将这八种图像演绎成六十四种图像，即六十四重卦。可见，八卦与易的本质就是“象”，卦象固然是象，卦辞和爻辞，也从卦象而来，并且每个卦爻辞或者在讲故事，如乾卦就是龙的成长发展故事，师卦就是行军打仗的故事，归妹卦就是女子出嫁的故事；或者描绘场景，屯卦描绘抢婚的情景，渐卦描写大雁从水边飞到山顶的场景。所以，《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经》字字都是在阐发“象”的思想，句句都是在解读“象”的观念，读《易》就是读“象”。是《易》奠定了华夏文化具象化的基础。

当然更要追溯到先民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我们的古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思维对象看成了近乎“黑箱”似的结构，从而不注重“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探讨，不大关心对象的内在结构。老子《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象内在结构难以把握，这是老子的立论基础，进而他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孔子则是“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庄子明确提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后来宋明理学的宇宙模式，也都缺乏对思维对象的内在结构作深入探求的强烈要求。同样，阴阳、八卦、气、道，本质上都不是对客体内在结构的探讨。中国人对人性的探讨，有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扬雄）、性三品（董仲舒、韩愈）、复性（李翱）、性无善恶等多种说法，但就是不讲人是什么。中国美学本体论贫弱，而风格学却出奇地发达。中国数学没有数论、注重算法，等等。

一切都是黑箱式的结构。怎么办？不急，智慧的先民发明了“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人是同源同构的，人和自然是同形同构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然天人同构，我们虽然无法深入到它的内部结构，但是天有形象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传），看到它的形象，去模拟它的样子不就成了？所以由天人同源同构，理所当然就产生了“道法自然”。《左传》就曾提到“天地之经，而民实则（效法）之”。所以，古代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见天下之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

我们的先民走了一条具象模拟的道路。他们在日常感知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若干事物的功能属性的经验归纳和直觉意会，再加以适当联想、想象，提出一种能模拟若干事物的动态功能属性的模型，然后将这想象模型加以泛化，以模型对有关事物进行类比、类推，最终形成具象的抽象。

《周易》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取象于天”。如乾卦的卦爻辞，生动地描写出龙曲折的生命轨迹，以此来模拟人的生命轨迹或事物曲折前行的进程；如坤卦，就是在引导人们效法大地的品性，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震卦，即是以雷声阵阵来警惕君子修德自省。如老子的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江海下百川终成百谷王，都是取象自然。

像中医，不重解剖，不深入到人体内部，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典型的“黑箱”来模拟，以五行气理模型来建构其具象的抽象的理论大厦。同样，在政治上我们用家来模拟国，文学中，我们的政治悲剧意识常以闺怨或怨弃等家庭悲剧模式来表现，读者也习惯于通过这日常悲剧模式去挖掘、把握其深层意蕴。

第三要追溯到古人的语言观。

中国文化，对语言的作用一直持保留态度。先民们一开始就认为，语言的表意功能十分有限。老子认为“道”没办法用语言说清。庄子进一步解释老子的这一思想：“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为此，他特地讲了一个轮扁斫轮的寓言：一个叫“扁”的善于斫轮的巧匠，七十多岁还不得不亲自劳作，因为，他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独门绝艺用语言教给自己的儿子。《周易系辞传》的作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重视文化艺术的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先秦哲人，基本持“言不尽意”的观点。

言不尽意，怎么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挥作用了。既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抽象的语言不足以反映事物本质，既然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可以道法自然，何不借助天道自然的形象呢？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下》）我们可以借自然的形象来表达言辞无法表达的心意。

先秦开启大幕的“言意之辨”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当时主要产生了三派观点，一是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一是荀粲的“言不尽意论”，这两派观点最终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为周易作注的王弼的“立象尽意论”。王弼在他的《周易略例》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就是说，语言表达形象，形象表达意义，换言之，语言与意义的中介就是“象”，“象”成为了语言表达意义的关键和核心。由此，从哲学上和语言理论上奠定了“象”在中国语言、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第四要追溯到汉字发展道路。

文字产生于图画，文字产生之初，都应该是象形的，像埃及古文字、赫梯象形文、苏美尔文、古印度文，等等，都是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问题在于，后续的发展，绝大多数文字都走向了抽象的表音化道路，汉字却始终选择了其象形性。可能是八卦的具象思维尤其是易传对“易象”的阐释，影响了汉字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机制，直接影响了中国表意符号的拓展，最终促使汉字朝着“观物取象，以象尽意”的方向发展。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汉字的生成与发展均以“象”为本位，通过隐喻，构成心物交融的表意之象（写意之象），实现语言符号的多层次跨越。所以闻一多说：“惟有象形的中国文字可直接展现绘画的美。”（《女神之地方色彩》）

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意识不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坑距的规律的支配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庞大的形式体系；而每一个这样的形式体系又不同于其他的形式体系；在这样一个形式体系中的那些形式和范畴都是一种文化规定——人们不仅应用这些形式和范畴来交际，而且还应用它们来了分析自然，来注意或忽视关于关系和现象的某些类型，来引导他的推理和建造他的意识的大厦。此语并非全无道理。饶宗颐先生也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言不尽意、立象尽意的语言观，周易八卦的隐喻传统和汉字的象形性，多方合力，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具象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和“观物取象、以象示意”的文化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