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
摘要：“脱化”本孕育于儒释道多元思想文化场域之中，自明代以降，经由“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类诗学理论作为媒介正式进入诗学领域，成为诗学审美范畴。脱化范畴的审美蕴涵和学理内涵在清代诗学的创作论与批评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和深入挖掘，推动了清代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理论之建构，彰显出迥异于以往的义理特性。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一方面折射出清代诗学对学问与义理的并举、对实证学风与批判精神的统合，另一方面体现出清代诗学熔铸古今、兼重因革的审美观念与理论形态，在清代诗学场域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脱化意识集中体现出外缘学术文化因素对诗学理论的渗透以及清代诗学的审美取向和逻辑进路。
关键词：脱化 清代诗学 创作论 批评论
作者程景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2期P139—P146
责任编辑：马涛
“脱化”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具有深厚的美学蕴涵与学理特质。清代诗学彰显出极其鲜明的脱化意识，脱化意识贯穿于清代诗学的创作论与批评论中，对创作论与批评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脱化范畴在清代诗学中的运用一方面体现出了清代学术文化对诗学的渗透，另一方面揭示了清代诗学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特征，从外缘因素与内在理路两个方面彰显出清代诗学的历史进程。目前学界并未对“脱化”这个范畴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有一些论文涉及“脱化”，但是大多局限于书画等艺术领域；个别篇章虽然也阐释了“脱化”的诗学内涵，但是并未对脱化意识在诗学批评理论中的表现形态进行梳理与探讨，至于脱化意识在清代诗学中所彰显出的审美特质、诗学蕴涵更是无人问津。有鉴于此，笔者试图探讨脱化意识在清代诗学中的意义价值，借以探究清代诗学的发展特质，以求教于方家。
一、“脱化”语义溯源及其诗学蕴涵
“脱化”一词始见于唐代高僧释道世《法苑珠林·变化篇·厌欲部·感应缘》所引《搜神记》：“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脱化为蜮，射人。”这里的“脱化”是变化、幻化之义，郑人脱化为蜮是一种极为灵异的事件，可见脱化一词在最初出现时即具有神奇的色彩，正因如此，脱化后来被运用于道教与佛教的语言中，衍生出尸解羽化之义。如宋代紫阳真人张伯端《西江月》词云：“法本空，空有法，不实不虚，不有不无，圆明不昧，久自脱化。”明人碧山卧樵《幽怪诗谈校注·泊舟逢僧》记载苏州人夏尚忠拜访吴江寺僧端本源，“本源诸弟子出迎，尚忠询师何在，众皆泣曰：'吾师去秋已脱化矣。君尚未知耶？’……后人往往见师出外游行，盖疑尸解云。”明人周绍濂《鸳渚志余雪窗谈异》亦有记载本觉寺僧人称文长老“脱化尘寰，经五秋矣”之语。可见，伴随着古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脱化的蕴涵也与时俱进，由变化幻化衍生出尸解羽化之义，并由此生出化凡为仙、易俗为圣的寓意。
脱化这一术语的出现与道、佛二家有关，同时也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儒家对古与今问题的辨析探赜是脱化思想的重要渊源。《周易·系辞上》的“通变”思想，两汉经学对溯其源的师法与衍其流的家法之兼收并蓄，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一统经学，糅合今古文的思维理路，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理想，王充“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的思想观念，六朝时期经学“疏亦破注”的思想方法，均是脱化的思想源头。南朝学者对师古与革新的辨析更是进一步催生出了脱化理念。沈约《宋书·礼之一序》纵论历代礼仪云：“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沈约强调礼制的建设需要遵循通达古今之原则，不可偏于一隅。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文术论中提出“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思想，主张因与革、古与今的统一。他们的师古与革新合一的理念亦是脱化的思想之源。
总之，正是儒释道多元学术文化思潮共同孕育了脱化这一诗学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诗学”作为一个概念在中西方古代均存在，但是，含义不尽相同，西方诗学是指广义的文学艺术理论，而中国古代诗学概念则是诗歌（词）理论。本文所用的“诗学”概念取义于中国古代诗学，而有别于西方广义的诗学概念。
作为一种文化术语，脱化进入诗学领域，成为审美范畴，主要得益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组词语在诗学中的运用。与脱化一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本是道教、佛教用语，夺胎换骨，即脱胎换骨，又简称“脱换”，指得道之人脱去凡胎而成圣胎，换易凡骨为仙骨。点铁成金即点化，指古代方士将铁点化成金子的一种法术。宋代，“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被黄庭坚引入诗学领域，作为诗文创作的宗旨法则，成为江西诗派最重要的理论纲领。惠洪《冷斋夜话》载：“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强调的是从事诗文创作时要善于模仿，融古人诗文之精髓于我之作品中，即取法前人而自出机杼，变俗为雅，别成家数。嗣后，元人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上》强调：“夺胎换骨之法，诗家有之，须善融化，则不见蹈袭之迹。”韦居安认为对前人诗句的点化改造要善于融化，推陈出新，不露痕迹。韦氏在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法原理上增益了“融化”这一理念，不但丰富了江西诗派的诗法蕴涵，更是强调了“化”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夺与脱互通，点铁成金即点化，点化重视的是改造，而融化强调的是创新，所以在宋元诗学中，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学法则与理想，既强调对前人的绍承取法要不露痕迹，又强调创作主体要自主创新，化腐朽为神奇，以至化境。如此一来，脱、化二字即成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诗学理念的关键字，脱化一词与脱换语义相近，正好隐、栝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义，顺理成章地进入诗学领域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夺胎换骨侧重的是革新，点铁成金推崇的是师古，而脱化则兼重师古与革新，主张既能“入”，亦能“出”，最终落脚于“化”，因此，相对而言，脱化的审美蕴涵更加丰富、深刻而全面。
脱化在诗学中即是脱胎转化之义，指取法前人陈词语义化为己出，强调的是对古人语意言辞的融化无迹，既重视学力，又重视才能，“入”于古人，以便“出”乎古人。脱化意识揭示出我国古代文学的以故为新、借师古以趋新的独特传统，模仿的终极目的是创新。在学术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及脱化的诗学思想的产生也是与时代学风相呼应的，宋型文化重学力学问与心性义理，既重视对前代的绍承，又有极其强烈的创新精神与主体意识，因此脱化作为重要的诗学意识在宋型文化中生成发展起来。清代以前，脱化用于诗学领域中仅见诸明人陈懋仁《文章缘起注》与王槚《诗法指南》两部著作中，但仅是点到为止，没有论述，脱化的审美意蕴并未被真正地揭示出来。
脱化作为诗学审美意识与范畴，虽然滥觞于宋代，正式运用于明代，但在诗学批评中作用甚小，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是无从谈起。清代以前的诗学主体虽然也有脱化意识，但这个意识并未能上升到体式化、理论化的高度，学者们对脱化这个范畴的体认并不深刻，当然也无法在诗学批评中得到广泛运用，而清代诗学主体对脱化这个审美范畴却情有独钟，对脱化的诗学蕴涵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强化了脱化意识，积极建构脱化理论体系，并在具体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中运用脱化范畴，将理论与批评相结合。脱化意识在清代诗学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强化了清代诗学理论的圆融性、学理性、立体性，推进了清代诗学以审美为中心的理论范式的建构。
二、清代诗学创作论中的脱化意识
清代诗学中的脱化意识首先在创作论中得到了理论建构并发挥作用。清代诗学主体在创作论中对脱化进行了理论阐释与重构，赋予脱化范畴以新的学理蕴涵与美学特质，昭示了清代诗学的逻辑起点。同时，理论阐释与重构在诗学主体的前理解中也彰显出独特的历史性、时代性，凸显出外缘因素在清代诗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与杜甫“熟精《文选》理”这句名言密切关联。清初学者徐增《而庵诗话》云：“作诗之道有三：曰寄趣，曰体裁，曰脱化。今人而欲诣古人之域，合此三者，厥路无由。夫碧海鲸鱼，自别于兰苕翡翠，此古人之体裁也；唐人应制之作，皆合于西方圣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诗人宗匠，从'熟精《文选》理’中来，此古人之脱化也。”徐增认为寄趣、体裁、脱化为作诗之道，此三者要综合运用，方能达到古人诗作之境界，他拈出杜甫“熟精《文选》理”来阐释脱化，但未作具体阐释。与他同时代的贺贻孙也意识到了脱化之道与杜甫“熟精《文选》理”的密切关系，在《诗筏》中进行了阐释：
贺贻孙所说的“出脱变化”即是脱化，他指出杜甫诗歌的成就乃是脱化于《文选》所致。因为《文选》收录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诸多优秀的诗赋作品，这些诗赋作品业已蕴涵作诗之大略，所以杜甫学习《文选》，自然取得非凡的成就。贺氏将“熟精《文选》理”与脱化之关系简要地做了阐释，但仍未从根本上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清代其他学者也对“熟精《文选》理”进行了阐释，透过这些阐释，我们可以体认清代脱化意识的诗学蕴涵。
清代诗学对“熟精《文选》理”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学问与义理两个层面。一方面，清人极为重视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好用学问根柢以解释“熟精《文选》理”。如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云：“作诗之法，少陵尝自言之矣，……曰'熟精《文选》理’，言有根柢也。”根柢即学问。李沂《秋星阁诗话·勉读书》云：
李沂结合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言以阐释“熟精《文选》理”，点明这句名言的内涵即是教人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提高识见、厚实学力、充实学问，如此方能创作出有神理的精彩诗篇。
另一方面，清人也具有较深的理性思辨精神，因而也从义理方面解释“熟精《文选》理”。如黄子云《野鸿诗的》云：“子美云：'熟精《文选》理。’'精’者，明察之谓；'理’有是是非非之别；其意盖教人熟察而去就其是非也”。黄子云分别阐释了“精”与“理”这两个关键字，指出精是明察之义，理是辨别是非之义，杜甫这句名言意在教人通过熟读《文选》中的诗赋作品，以此谙熟诗文创作的义理法则，也就是“去就是非”之道。又如肌理说的倡导者翁方纲《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云：“杜之言理也，盖根极于六经矣。……理者，……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合理而言文者，且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沉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而或仅以藻绘目之，不亦诬乎？自王新城究论唐贤三昧之所以然，学者渐由是得诗之正脉，而未免歧视理与词为二途者，则不善学者之过也。”翁氏对“理”的阐释是其肌理说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以六经为圭臬，将“本”与“经”二者结合起来，又引用桐城派的义法说，以言有物为理之本，以言有序为理之经。认为萧统“事出于沉思”的思想原则即是理之本与经的合一，“熟精《文选》理”即是对“事出于沉思”内涵的摄取，并将理与词统一起来。翁氏对“熟精《文选》理”的阐释着眼于文理与义理合一的层面，即是以肌理说的内涵进行诠释，彰显出理性思辨的精神，而肌理说本身也强调学问学力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清代诗学从学问与义理两个层面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的内涵主旨进行了挖掘，证明了其对“脱化”内涵的体认是从学问与义理两个层面入手的，脱化的诗学蕴涵是与“熟精《文选》理”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清人在直接论述脱化时也是强调学问与义理的。如缪荃孙辑本何世璂《然镫记闻》载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禛诗论云：“学诗须知脱化，取三百篇、楚辞、汉魏，熟读深思，沈浸秾郁，方可入古；扫尽时流面目，方可入古。”按这一段中的“学诗须知脱化”一句，丁福保《清诗话》辑本《然镫记闻》作：“学诗须有根柢”。二者孰是孰非，本文姑且不论，但所异在脱化与根柢，即可看出学问根柢是脱化的诗学蕴涵之一端。翁方纲《石洲诗话》云：“情景脱化，亦俱从字句锻炼中出。古人到后来，只更无锻炼之迹耳。而《宋诗钞》则惟取其苍直之气，其于词场祖述之源流，概不之讲。后人何自含英咀华？势必日袭成调，陈陈相因耳。此乃所谓腐也。何足以服嘉、隆诸公哉？”翁方纲这里所说的脱化，主要指诗法锻炼技巧，但这种字句锻炼方法不仅仅是“术”的层面，还有“道”的内涵，按肌理说之内涵，以儒家诗教为依归，主张学问与义理合一、文理与义理合一。肌理说重视诗歌创作的形式技巧，对实践经验进行研究与总结，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体现出学问与义理的合一，并不停留于空头理论层面，其脱化理论注重对诗歌创作技法的体认，相比于抒情言志、神韵、格调、性灵情味等诗学理论具体实在得多，对神韵、性灵诸说有补弊之功，可见翁方纲对脱化的解读是合学问与义理二者为一的。姚鼐从摹拟的层面解读脱化理论：“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他认为初学诗文者，如同临帖一样，必须先师法古人，由摹拟方能达到“熔铸古人，自成一体”的脱化境界，他重视摹拟的重要性，更重视脱化：“是入门之始，不能不有所摹仿，以求与古人相似；及其用功之久，又必求脱化，不可但以摹仿相似为工”，彰显出强烈的脱化意识。姚鼐论文素来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他对脱化的解读由此可见一斑，强调摹拟即是对考据、学问的重视，强调脱化即是对义理、辞章的注重，归根结底，其脱化理论不外乎义理与学问二端。
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彰显出对学问与义理两个层面的观照，这当然是诗学自身的审美发展所致，同时也是在清代独特的学术文化背景中生成发展起来的。清初学者鉴于明代学风空疏、文化堕落之弊，以实学为依归，以打通汉宋二学为宗旨，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开有清一代朴学之风，朴学至清代中叶而发扬光大，是以学界有乾嘉学派之称。倡导实学，并不意味着捐弃理学、摒弃义理，而恰恰是考据与义理合一、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自明中叶以降，在“义理必须取证于经典”的思路牵引下，儒家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道问学与尊德性通过实学有效地联系起来，清代朴学考据的终极目标还是探求义理，所以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以阐释经书原文字词义理，并提出“德性资于学问”的观点。焦循作《孟子正义》踵武其后，将考证与义理结合起来。方东树虽撰《汉学商兑》以攻讦考据学，但也服膺汉学家道问学的思想，反对空谈义理。作为扬州学派中坚的阮元，也十分注重义理之学，不仅校刊了《十三经注疏》，而且撰写了《性命古训》与《节性斋铭》等阐扬义理的文章，其《拟国史儒林传序》云：“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点明了清代朴学家实质上均是走汉宋兼采之路的。阮元同时也是清代推崇骈文的《文选》派成员，阮元推崇《文选》中的诗文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杜甫“熟精《文选》理”思想的绍承，也是其兼采汉宋二学，兼重学问与义理的集中体现。兼重学问与义理成为清代诗学的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构成了清代诗学主体的前理解与诗学的逻辑起点。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句名言点明了历史是一种叙述话语的重构，不仅历史是如此，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如此，清代诗学创作论对脱化的阐释也是一种学理重构，清代诗学主体在创作论中对脱化的阐释具有历史性与相对性，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构成了诗学主体特殊的视界，决定了诗学主体的“前理解”，成为诗学发展的外缘因素。要之，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对学问与义理的双向观照，是伴随着清代实学的兴起而逐步形成的，汉宋二学的融合、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合一催生了清代脱化意识的新内涵，也赋予脱化范畴以新的学理内蕴与美学特质。因此，学问学力与文理义理合一构成了清代诗学创作论中的脱化意识的学理蕴涵，脱化意识促使清代诗学创作论由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理论思辨的高度，推动了创作论的理论模式朝着圆融化、折中化、立体化、学理化方向发展。清代诗学脱化意识的双重维度决定了脱化这一诗学范畴的审美标准，从而，运用于清代诗学批评论中的脱化意识彰显出其独特的审美理念。
三、清代诗学批评论中的脱化意识
清代诗学创作论对脱化这一审美范畴进行了理论阐释与重构，脱化意识推动了创作论的形态升级与完善。与此同时，脱化意识在批评论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与创作论中的脱化理论相互映衬。总的来说，批评论中的脱化意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点明诗歌创作中的脱化手法，揭示艺术特色，这属于形式技法层面，另一类是在揭示形式层面的脱化手法的同时，进行理论推衍，将理论寓于批评之中，体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批评意识，彰显出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前者是秉承朴学实证之学风，后者则是进行义理层面的探讨。
在诗歌批评中直接点明脱化手法，借以揭示诗歌的艺术特色是脱化意识在清代诗学中最为广泛的实践形式。如田雯《古欢堂集杂著》云：“山谷诗从杜韩脱化而出，创新辟奇，风标媚秀，陵前砾后，有一无两，宋人尊为江西诗派，与子美俎豆一堂，实非悠谬。”此处用脱化即点明了黄庭坚诗风的渊源，并揭示其成为江西诗派鼻祖之因由。张谦宜《絸斋诗谈》评杜茶村云：“七言绝句耑效初、盛唐，亦近伧。但须意好，不拘格调，茶村最能脱化。”此即以脱化概括杜茶村诗歌用意良好、不拘格调的艺术成就。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杜甫《铜瓶》诗“侧想美人意”云：“此句追想走向活路便空阔。诗须如此脱化。”即以脱化概括老杜诗歌的艺术境界。黄子云《野鸿诗的》云：“子坚承齐、梁颓靡之习，而能独运匠心，扶持正始。浣花近体以及咏物都从此脱化。”此即指出浣花近体诗和咏物诗均源于南朝阴铿的诗歌。仇兆鰲《杜诗详注》指出：“后人沾丐杜诗，皆成佳句。杜有'春色醉仙桃’句，陈简斋云：'暖日熏杨柳，浓阴醉海棠。’杜有'红绽雨肥梅’句，范石湖云：'梅肥朝雨细，茶老暮烟寒。’各见脱化之妙。”仇兆鰲在注释杜诗的同时，也指出了后人对杜诗的因袭取法之妙，以脱化概括这种创作手法。翁方纲《石洲诗话》：“东坡《木山诗》：'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即从'不露文章’意脱化而出。古人之善用事如此。”揭示出苏轼诗句之本原，将善于用事与脱化联系在一起。又如王士禛说：“'逢逢白云，一东一西，一南一北’，此亦'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之类，……如杜子美《杜鹃行》首四句，便是从此诗脱化得来。”可见，王氏在诗评中亦将用事与脱化联系起来。再如方东树《昭昧詹言》评鲍照诗《登黄鹤矶》云：起句兴象，清风万古，可比'洞庭波兮木叶下’。孟公'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全脱化此句，可悟造句之法。”点明孟浩然运用脱化手法熔铸鲍照诗句。邓汉仪《慎墨堂诗话》评赵鸣鸾诗句“孤灯未灭龙欲起，名山拟上云仍迷”云：“奇绝。从老杜脱化而出，警拔处得之创获。”以创获来赞誉脱化之功效。
清人在诗歌批评中直接点明脱化手法，使得脱化意识在清代诗学批评论中发挥了作用，脱化意识的这种运行模式是批评者凭借深厚的学养进行的直观判断，这种点悟式的批评体现出点到为止、含蓄蕴藉的特点，虽然将脱化意识贯彻于具体的批评之中，体现出朴学的实证学风，但是没有做深入的义理层面的开掘与拓展，另一类批评在揭示脱化手法的同时，也进行了理论推衍，将理论寓于批评之中，提升了批评格局，加深了批评的学理蕴涵，清代诗学主体对脱化意识的实际践行与理论建构亦体现在批评论之中。如翁方纲《石洲诗话》云：“昌黎《刘生》诗，虽纪实之作，然实源本古乐府《横吹曲》。其通篇叙事，皆任侠豪放一流。其曰'东走梁宋，南逾横岭’，亦与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末以酬恩雠结之，仍还他侠少本色。不然，昌黎岂有教人以官爵酬恩雠者耶？不惟用乐府题，兼且用其意、用其事，而却自纪实，并非仿古，此脱化之妙也。”翁方纲从艺术手法层面对韩愈《刘生》诗进行了详尽的解读，总结出韩愈此诗既用乐府题，又用其意及其事，但最终还是落脚于纪实，这样貌似仿古，但又非仿古，既能得古诗之精髓，又能胜出于古诗，这种方法即彰显出脱化的妙处。翁氏通过对脱化审美蕴涵的辨析将理论融于批评之中，颇具学理性。潘德舆在进行诗歌评论时，对脱化范畴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彰显出对脱化手法的深刻体认，如《养一斋诗话》云：
潘德舆通过对李梦阳、何景明这两位明代前七子之首的诗歌之评价，点明脱化与摹古的区别，认为李梦阳、何景明二人之诗由于一味模仿古人，导致诗作呈现出与古人相复的似古之风，摹古而为古人所役，因而遭人厌弃，这种摹古的失败足为后人之鉴。可以看出，潘德舆认为可以摹古，但因摹古导致过于似古则是未臻脱化之妙。似古则如古人复出，也就是不留痕迹，则尚可接受；似古与古人相复，模仿痕迹太过于明显，即是摹古之弊，这彰显出潘氏脱化意识的理性思辨精神。《养一斋诗话》云：
陆游讥讽苏轼《东栏梨花》一诗乃蹈袭杜牧《初冬夜饮》诗句，潘德舆则提出了更为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苏轼诗句虽然源出于杜牧诗，但是气韵境界之妙与小杜诗迥然有别，所以苏诗虽用小杜诗而又不为其所囿，达到了脱化的妙境，潘氏通过对陆游评苏话语的辨析，揭示出脱化的审美蕴涵。
由是观之，清人尤其注重区分脱化与仿古、摹古的不同之处，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追求的是一种似古而不为古人所役的境界，反对的是一味地摹古而导致的泥古不化之风，这也展现出清代诗学的时代使命。这是因为，清代诗学的逻辑起点即是对明代自前七子以来形成的“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的反拨。清代诗学家对脱化理论的推衍，也是对清初以来祧唐祢宋的诗学思想基调之继承，体现了清代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清代诗学批评论中的脱化意识彰显出鲜明的感悟性、审美性与理论性与思辨性，体现出理论寓于批评之中、审美寄于思辨之中、义理融于考据之中的理论形态。脱化意识推动了清代诗学批评论以审美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强化了批评论的审美属性、理论思辨性和实践理性，也促进了清代诗学学理层次与格局的提升。
余论
清代诗学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以对整个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理论的集中整理与总结为特征。这种集大成的特质虽然不以原创性为主，但是在朴学思潮的影响下，在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一的学理背景中，清代诗学主体对传统的诗学审美范畴、审美意识以及诗学概念的理论阐释与批评分析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体现出师古与革新并重的诗学思想。清代诗学中的脱化意识鲜明地体现出学问与义理合一、师古与革新合一的学理特质与时代风气。相较于前代诗学的脱化意识，清代诗学脱化意识的独特性即在于其具有高度的融摄性、兼容性与综合性，能够将汉宋二学的内在学理思维融摄进自身的审美思想和学理逻辑之中，从而建构了一套统合古今、兼重因革的整体圆融的理论形态和审美理念，体现出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结合的理论形态，也鲜明地彰显出外缘学术因素对诗学理论的推进作用，这些均是以往诗学的脱化理念所不具备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脱化意识在清代诗学创作论与批评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与理论拓展，创作论为批评论提供理论支撑，批评论又为创作论提供具体论据。清代诗学中的脱化意识袭取于前代诗学理念，在清代学术兼采汉宋、清代诗学祧唐祢宋的学理背景中衍生出新的学理蕴涵与审美特质，对脱化的探讨不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体认脱化范畴的内涵，而且可以借此窥见清代诗学的美学特性，进而深入理解清代诗学发展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