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上淮谈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陈毅同志（上）
丁上淮谈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陈毅同志（上）
我跟随陈毅同志的整个过程
我同陈毅同志认识和熟悉是从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在赣粤边的油山开始的。在这以前偶尔见到过次把也是不熟悉的。据说，陈毅同志是在红军长征前即八月二十八日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墟的老营盘作战时，脚部负了伤而在后方医院治伤。
在红军长征后我们突围时,他和项英同志两人是化装成商人模样从原中央根据地的边沿，于都的仁风山区出发由地下工作同志曾纪才引路经过白区到达油山的。我是跟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突围支队的支队长)和原赣南省委少共书记陈丕显(该支队领导人之一)等同志一道突围来到油山的。到了油山我就被调给项英同志当警卫员，因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起行动( “赣粤边游击司令部'和“赣南特委”一块行动)，因此我也就经常同陈毅同志在一起了，从三五年三月起(大约有半年，先在北山，后在油山)是同吃一锅饭， 同住一个棚子， 同睡个铺的。
到一九三六年初。陈毅同志到以梅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去工作了，项英仍留在以油山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地区工作。因此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少了，但由于项、陈等经常要商量工作，因此也还经常会见面的。如一九三六年春，项英同志到北山，后在梅山商量工作;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期间)陈毅同志到信丰县境内的杨柳坑商量工作: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期间)在梅山商量工作和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在信丰县境的潭塘坑商量工作等等。这些会面的时间都比较长，每次都在十天左右。
到三七年十月新四军成立后，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三七年八月至三八年三月陈毅同志到湘赣各地联络游击部队下山和商讨国共合作事宣等，这时我也离开了项英到部队去工作了)，只在新四军成立不久，在三八年三、四月间在皖南徽州的岩寺、潜口分别(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到苏南抗日前线去了，我即离开部队到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去学习了)后，到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在苏北盐城才又重新见面，从这时起到四三年冬又比较经常地见面了。因这段时间陈毅同志是新四军代军长和在华中局工作，我是在抗大五分校(在盐城)学习和在军政治部及江淮印钞厂工作。
后又在四三年春夏时，陈毅同志去延安经过淮北(我在淮北工作)，在洪泽湖畔又见了一面，从此时起相隔了十八年，在六一年陈毅同志从访问东南亚国家回到昆明后，他到白鱼口工人疗养院去玩时，我们又见面了。之后又在昆明见过两次面，以后就没有见到过面了。
（一）
我们是在红军长征后，即三五年初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省委少共书记陈丕显同志等率领从原中央根据地的会昌、雩都（今于都）之间的仁风山区突围出来，到达赣粤边的油山的。到了油山，就与“赣粤边游击司令部”的司令员李乐天，“赣南特委”书记杨尚奎、特委少共书记刘新朝(刘建华)等同志会面了。同时项英、陈毅同志也来到了油山。这时我被调给项英同志当特务员(警卫员)。会面后，这些领导同志就在油山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行动方针。
会议决定蔡会文同志率领原中央根据地出来剩下的一、二百人到上犹、崇义及其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原赣粤边的游击部队仍留在油山地区活动。由于蔡、李两部在油山会师引起了附近敌人的注意，使得油山地区的上空又是乌云密布，形势恶转直下，于是项英、陈毅、陈丕显、李乐天、杨尚奎、刘新朝等领导同志即将武装部队分散后，便带着“赣粤边游击司令部”和“赣南特委”机关，向赣粤边的北山地区转移。
在转移中，半夜来到赣粤交界处的“大梅关”。这里，杨尚奎同志所著《红色赣粤边》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大庾岭 是五岭之一，绵延百里，峰峦耸峙。自从唐时宰相张九岭在梅山劈开峻岩，设立关卡以来，这里就成了赣粵交通孔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国民党也知道这一点，在大梅关驻扎了一个连。”大梅关的历史典故和景色，杨尚奎同志都有所叙述，我们当时可惜是黑夜无法观赏，在那时和那种情况下不仅不知道欣赏，而且更是无暇和无心来欣赏它。现在引述上面那些话，只是因我对此地不熟悉，故借它来说明这个关隘的险要情况。我们到了关隘北的大道。向南走了百十步，过了关隘就向右岔上“仙人岭”去了。
爬上了仙人岭的山顶时，即看见北面江西方向的大庾和青龙、黄龙一带的万盏灯火。也听见南面广东南雄方向的鸡啼、狗吠。因天就快要亮了，如果继续前进就有暴露目标的可能，于是我们就立即停步躺下，即头朝广东，脚朝江西地睡觉了。大家睡醒起来的时候，陈毅同志便很有趣的说:“我们真伟大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休息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才取道向北山前进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至同年十一月“赣粤边游击司令部”和“赣南特委”这个首脑机关，是在赣粵边的北山渡过;三五年十一月至三七年八月是在赣粤边，以油山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地区和在赣粤边以梅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渡过(项在油山地区活动，陈多在梅山和北山地区活动)。
北山是一片原始森林，山高树大，林密，在里边走上一、两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我们在那里住了半年多没有见到过老百姓。油山和梅山虽不象北山那样荒凉，但因更加接近敌人，有屋也不敢进住。因此，以项英为主的少数人(包括他的警卫员等)两年零四个月没有住过房子，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吃住问题更大，生病无药医，文化生活就根本谈不上，走路都要十分小心，说话、咳嗽都不能传出声音来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还是精神饱满，十分乐观的。
我们到了北山的棚洞，又碰到由王赤，游士雄两同志率领的，从原中央根据地突围出来的一个有百十条枪支的游击队。在会合后我们就停下做饭吃，并决定就在那里落脚下来。一休息下来，我们几个警卫员就去搞东西吃了，就在这时听到村外枪声大作，敌人打来了(这是王赤游击队的事务长在头天出去买菜时被敌探跟踪，回去后开来的敌人)。王赤这支游击队又由于在突围时被敌人打怕了而见到敌人来就毫无抵抗地跑掉了。我们几个警卫员在搞着东西吃，一听见枪响，赶紧背上行李，一出门敌人就离我们很近了，幸好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已经冲出去了。但他们由于穿了大衣，敌人知道这是大干部，于是便用密集火力向他们进行袭击，幸好，很快就转到一个土岗后面脱离了危险。但是张德胜、曾忠山和我几个警卫员，因听到枪声后，还去收拾东西，走在最后面，又由于项、陈等转到土岗后面去了,敌人的火力就转向着我们了,因此陈毅同志的警卫员张德胜同志就不幸中弹倒在水田里爬不起来，这时我刚伸手去拉他时，他即举枪将自己打死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死呢?因为敌人离我们太近(约四五十米远)而且他的右腿已被打断，身上东西背得多，又掉在水田里，自己是知道无法跑得掉了(即便是我们在也无法救他脱险的)。因此，情愿自己打死也不愿活着被敌人捉去。他牺牲时我夺得他的枪赶上项、陈，走到半山腰就赶上了项英同志，但陈毅同志却早已到了安全地点休息下来了。当我向他报告:“张 德胜同志牺牲了”时，陈毅同志先不相信，当我说清楚并且把张德胜同志用的那支二十响驳壳枪交给他看时，他即十分难过的半响才说出一句“这是个好同志!一定要反动派偿还这笔血债!”并且要我们同他一起赶回去把张德胜同志的尸体夺回来掩埋好，等等。他对部下同志们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是非常感动的。
(二)
据杨尚奎同志《红色赣粤边》一书中说:“过 了不几天(即三七年春初)的一个下午，交通站送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陈海写的(陈海是派去做“兵运”工作的)，说中央有人来了，要负责人出去接头。我们接到这个信后，虽有些怀疑，但怕错过机会，陈毅同志决定亲自去大庾一趟。先查清陈海的虚实，再走第二步。于是陈毅同志把区委书记黄占龙找来，他两人一同下山去了”。
在事后听项英同志说:这封信是“湘赣省委”一“负责”人写来的。据说，信是用原在中央——瑞金时规定的暗号来进行联系的，信是要项英等负责同志去大庾城商讨工作，这个所谓的“湘赣省委”负责人，在这以前曾叫陈海去打听过，但未打听到。事后才知道他早已当了叛徒，这时因陈海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也叛变了，所以“苍蝇与苍蝇”都粘到一起，来密谋策划破坏革命和想抓到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好去向国民党要赏。我记得项英这时正在生病(拉了几天肚子)，行动不方便，所以才要陈毅同志代表他到大庾城去见这个所谓的省委负责人。这时，我们正住在离大庾城约三十华里的梅山的一个山沟里。于是在第二天陈毅同志就找到黄占龙同志在黎明前同他同到大庾城去了。
杨尚奎同志书中说:“黄占龙本来是个不多 言不多语的人，现在他也激动地讲开了:'我们下山后， 穿过莲花梁，直往陈海的住处走去。到了陈海家，有个女人正在洗衣服，我问她:陈先生在家吗?她答道:到团部去了'我们误以为是到“糖铺”去了(我们在大庾西水门外的梅风桥头开了一家“广启安”糖铺，是个秘密交通站)，就向糖铺走去。刚拐过弯，就看见国民党反动派直奔这个糖铺子去了，我们急忙转身，拐进小巷，然后绕到临街的一个茶馆里坐下来。眼看到我们那个糖铺子给国民党封闭了，还抓走一个人。忽然糖铺那个老工人从后面走过来贴我们的耳朵说:'陈海叛变了， 你们快走!’我们恍然大悟，问了问情况，立即起身，转入小巷，急急忙忙顺原路往回走”。
陈毅同志回到山里，又误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事情是这样的，在陈毅同志下山后(大约近午时分)，我们搭棚子住的地方，也被敌人包围起来了。这是曾忠山同志(项英的警卫员)在放哨，发现敌人来了，刚要回棚子报告，但敌人已逼近了他，来不及报告，只大叫一声:“反动派来了 ,走哇!”同时举起驳壳枪向敌人打了一枪，当场打倒了一个敌人，这样不仅向我们告了急，而且减慢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不然，我们棚子里的人都跑不出去了。曾忠山打了一枪就滚下山沟里跑掉了。
这时，我们都躺在棚子里的地铺上看书，这是由陈海刚从广州弄来一部 《水浒》和一本什么“理论书”。项英是在看那本什么“理论书”，我们几个警卫员(宋生发，我和陈毅同志另一个警卫员)是在看《水浒》。我一听枪响，起身一看，敌人离我们住的棚子只有百十米远了，于是我们连鞋子也没来得及穿就朝敌人来的相反的方向跑去，出去十多步远我们就往左前方的山上攀去，但上山有一个一人高的土坎，项英因拉了几天肚子，身体瘦弱无力，爬不上去，我推了他几下都没把他推上去，于是他就叫我赶紧走，不要管他了，结果他就钻进一个草丛里藏了起来。我看到他钻进草丛，就将痕迹消灭掉离开了他。我刚爬上土坎就看到陈毅同志那个警卫员(可借把他名字忘掉了)手持驳壳枪朝敌人方向，对我说:“丁上准， 打!”我回答:“不要打赶快走! ”(因怕把目标暴露了，项英受危险)等他走开， 我就钻进草丛里藏了起来(因项英还在这里，我不能离开)。这是因为我们这边山上的草很深，人一走动，对面山上的敌人就能看见草动，我即借那个警卫员走动的机会藏起来了，他走不多远也在一矮树丛里藏了起来(因继续走就有更大的危险)。这时宋生发已快到山顶，碰到敌人的便衣，敌人问宋:“你干什么的?”宋即端起驳壳枪，一枪就把那个敌人撩倒了，宋把敌人撩倒后又跑回离我只有十多步远的地方(因他不知我也藏在那里)，钻进草丛里藏了起来。敌人追来找宋，两次来到离我三、四步远的地方，但都没有发现我们。另外还有三个交通员。一个女同志叫彭妹子被敌人捉去了，两个男同志已冲出去了，其中一个的腿肚子还被敌人捅了一刺刀。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进行种种手段的搜查已经有四、五个小时了，到下午约四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天气大变，天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下了一阵大雨点,吓得敌人正要撤走。就在这时陈毅同志从城里回到这个山上来了,正因为天气突变下雨所以没有注意山上已经有敌人，就一头撞进敌人的包围圈内来了。这时有个敌人看见他，便问: “你是干什么的?”陈毅同志即回答: “是我! ”敌人又说: “你是不是带路的向导呀!”陈毅回答:“是啊!”敌人便说:“大雨来了，走哇!”陈毅同志便说: “你走吧! (并装样子脱裤子，边说)我屙屎啊!”陈毅同志这样屙屎屙到树丛里，就把敌人躲过去了。钻到树丛后仔细在观察敌人的行动，看得很清楚，敌人果真是集合了，敌人走时候，陈毅同志还远远地跟在敌人后面继续观察敌人还会要什么花样。看见敌人真的走了之后(因他早晨去城里的路上曾碰到这批敌人,所以他知道敌人真走完了)，他才回到我们住的棚子附近来叫我们赶快出来走。他先到棚子里看了看，看到棚子里凡是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不值钱的东西都弄的一塌胡涂。然后才到附近的地方叫大家。陈毅同志一开头就说:“我是老刘(陈毅的化名)刚从大庾城回来的。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出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然怕敌人返回来，要等敌人返回来了那就麻烦了。”他说了多少遍都没有人理睬他。他看到没有人理他，他又一个一个的叫名字，他即一会叫“老周(项英的化名)老宋(宋生发)”，一会又叫“曾忠山、丁上淮( 均系项英的警卫员)。”但这些人没有一个回答他，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些人 都被敌人搞光了吗?不可能吧!”停一会，他又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喊了一遍，并且还说:“我真是老刘， 你们赶快出来走。敌人是真的走了，我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真的走完了，你们快出来走吧!”这时，他的那个警卫员才抬起头来看了看，看清楚了是老刘同志,才下去。接着老宋也下去了，最后是我下去(陈毅同志那些喊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但就是不理睬他，为什么不理睬他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天还未黑,怕敌人还埋伏在附近周围,二是怕敌人学我们的人的口音说话，冒充是我们的人，骗我们的人出来好捉拿我们，因这些都是敌人惯用的伎俩，他包围我们后曾假装集合走，集合过三、四次才走完的，这我们是吃过亏的。) 我下去的时候便到那草丛里去把老周同志叫起来，他躲在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去拉他的时候还吓了他一跳,他还说:“天还不黑,不能动! ”我告诉他:“老刘同志回来了。”他说:“老刘真的回来了? ”我说:“真的回来了!”他才大胆地走出来向老刘同志走去。我们几个人走在一起时，好象是见到隔别多少年没有见面的亲人一样亲热，还在问这问那。几个人见面即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就仓促地离开了出事地点，向北面山上走去。
我们到了北面山上已经半夜了。我们刚休息下来，真不出所料，敌人的大队人马又开进山来,把出事地点周围十几里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并且把狼犬、探照灯也都带到山里来。我们从出事地点到我们休息的地方因是山地关系，走路虽是走了三十多里，但直线并没有隔多远，对面大声说话和狼犬叫都听得见。
于是他们到处都在叫喊:“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你不出来，我就开枪打死你!”等等。弄得探照灯乱射，狼犬乱叫。这些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听了都在讥笑他们是活见鬼了。
同时我们也在议论，有人说:“要不是老刘同志 回来得那样及时，看见敌人走了催着我们赶快离开出事地点，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往常等到天黑再走，那我们真的要被他们包围在里面。那就真的要出大事情了。”也有人说:“要不是 '老天爷’下那阵雨，我们也还要吃大亏哩!”这时陈毅同志便插咀说:“那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了。 ”这一说，引得大家都笑了。
曾忠山同志自中午放哨发现敌人打了一枪，撩倒一个敌人后， 滚到山沟里，下面还有十几个敌人为了想捉活的，追了他几里路没有追到后，他便跑到另一个山沟里的一家老百姓家里买了一升米(十六两为一斤，一斤四两为一升)和一把砍柴的刀(掩护自己身份用)，打算回“信、康、赣”找组织时，也在这当天晚上同我们碰在一块了。他回来不仅增加了一个人，一杆枪的力量，而且还带来三分之一升的米(一升米他自己当时煮来吃了一餐，只剩下三分之一升了)的物质力量。
在那种经过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的人来说，米是比什么也还要宝贵的。这点米怎样处理呢?当晚是无法烧火煮来吃，因一方面没有火柴，另一方面是离敌人太近，不能烧火。天亮之前离开了休息地点。第二天早晨又有二个被冲散的交通员(其中一个腿肚子被敌人捅了一刺刀)找到了我们。
这时知道我们的人除彭妹子一人被敌人捉去外，全部都已到齐。在九、十点钟，大家都因疲劳加饥饿有些支持不住了。所以到了一个茅竹山窝里休息，“做饭” 吃。“做饭”是一无锅二无盆，只有一个压扁了、瓷都掉光了的茶缸子，怎么办呢?休息是每人轮流“放哨”(听动静)其余的人都睡觉。谁“放哨”谁就兼做自己吃的“饭”。即自己用茶缸子装上水，放一把米，捡点干柴，烧着煮希饭吃，即我煮来吃过就叫你起来，你煮来吃过就叫他起来。项英、陈毅也照这样轮流。
我们本来是不让他两个轮的，但他们不让，陈毅同志还亲自给我们排好次序，特别是陈毅同志怕我们不叫他放哨，他就要放第一班!大家肚子虽然是很饿，但谁也不愿意自己多吃一点。五、六两米，七、八个人都没有把它吃完。最后剩下一把米煮成了稀饭，可难处理了呢!你叫我吃我不吃，我叫你吃你不吃，特别是我们要项、陈两人吃，他们就更不肯吃。最后还是想到一个办法把它处理了，即去水沟边搞了一把野菜(蔻菜)叶放进去煮，边煮边吃，即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捡来吃，这样稀饭米粒都粘在野菜叶子上带起来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