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人读工作——我的成长之旅

读书读人读工作

——我的成长之旅

渐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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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侯，由于父母工作展转多变，我也在不断地被雇请的箩筐挑着从一所学校走到另一所学校。到六岁多的时候，满以为可以上学念书了，没有想到校长不同意，叫教师的孩子必须带头读幼儿园，待七足岁后才准予上学，这样，我在同年级的学生中，始终比正常入学的大半岁。

母亲是小学教师，我自然就多了许多对教师的了解，包括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也包括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的克己与尴尬。没有了神秘感，教师子女很多时候就像小老师一样出现在班级里，早读的领读，作业的收缴等，使自己也无意识地在各门功课的学习上做得好一些。

到小学三年级时，我在听到老师们对新出版的一些小说的评论后，开始了小说阅读。一口气读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自己当时很得意，因为那都是砖头一样厚的书啊，在教工食堂吃饭听到老师们在议论时，自己也想说有时也就说上几句了。

到了五六年级，新出版的《欧阳海之歌》《红日》《三家巷》等，也一一阅读。我曾经向穷苦的二舅索书，二舅在大学毕业那一年，1962年，从陕西回四川，看望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读书的姐姐，我的母亲，给我带回了五六本书，大多是科普类的小册子，又引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那时我自己做橡皮快艇，做没有飞上天的飞机，背圆周率到小数点后面100多位。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二舅在一本书上的题字：读完（小学）学校图书室的书，力争小学毕业达到小学教师的水平。我虽然一日三餐与小学教师在一起，也不敢奢望毕业时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我确实把所在小学图书室的大多数书读了个遍，包括《红岩》《苦菜花》《山乡巨变》《平原游击队》《逐鹿中原》《苦斗》等，当然，除了《六十年的变迁》等内容较为疏远和一些《水浒》《西游》《三国》《红楼》等古典小说外。

理想在心中萌发，尽管家庭出身不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己不一定能够上初中，但是，我却想的是做一个新式农民，在农村搞米丘林式的农业实验。

没有想到1964年竟然在初中招生中考了全区第一，当年政审也放宽了些，自己自然地就远离母亲（父亲在外地工作）进了初级中学。

初中是一片崭新的天地。校长是给著名作家马识途当过秘书的人，很受同学们的敬重。他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叫我终身难忘。他说，你们一定要努力读书，争取做一名对祖国对人民有很大贡献的人，包括做伟人做名人。因为那些人同你们一样，并没有三头六臂，普通得很，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只要自己一步一步发奋地走下去，你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小学时我仰慕中学生，中学时我就非常仰慕那些大学生，包括那些刚毕业来教我们的新老师。喜欢听他们讲话聊天，也受其影响贪婪地读书。乡中心小学的图书室其实只有一个大的图书柜，而中学的图书室则真正是一个室，一个有教室大的书架林立的室。我不敢奢望读完，但是我常常在早餐后就跑去排队，力争借到自己选上的书。原本计划初中读的中国古典小说仍然一本没有读，主要精力被当代和外国小说所吸引，《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烈火金刚》《战鼓催春》《保卫延安》《迎春花》《上海的早晨》《林家铺子》《家》《春》《秋》《子夜》《倪焕之》《雷雨》，外国小说虽然地名人名很长，环境和心理描写很细很烦琐，自己也在老师的介绍下读了《青年近卫军》《毁灭》《斯大林格勒》《当代英雄》《死魂灵》《复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高老头》《巴黎圣母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并开始读郭沫若文集、巴金文集、茅盾文集、老舍文集、曹禺剧作选等。还借一些诸如《代数百题多解》、苏联人写的《趣味物理学》之类的书来看。一直读到每天晚上要到医务室领两三粒安眠药来吃才能入睡。

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由于我的骄傲狂妄与直率幼稚，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全校大会的点名批判，政治分数不及格。当时自己最担心的还是失去读书的机会，到哪里才有中学图书室那么多的书。

父亲从报纸上给我抄了一首工农兵的诗，使我一辈子难以忘怀：“满面春风迎笨活，埋头苦干出良谋。忠心耿耿当小兵，利禄名声非所求。”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还没有完全进入青年时代的初中生，怀着同样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赤胆忠心，拼命地忘我地拿起笔做刀枪投入了如火如荼的运动。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干革命，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一边写文章办专栏办油印的周报和月刊，还一边开始了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诸如《列宁文集》之类的大部头的书。

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五年半，自己怀着缩小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的崇高使命，白天改天换地，晚上无偿地扫盲和办文化补习班，雨天或无事的晚上则常常在知青间借书阅读，又看了不少，诸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唐潢》《浮士德》《彼德大帝》《拜伦诗选》《雪莱诗选》《嘉尔曼》《红字》，看并背了《普希金诗选》中的《皇村中学的回忆》《冬夜》《十一月十九日》《纪念碑》《致恰达耶夫》等，几个热血青年开始无奈地伴随着稻田蛙鸣遥望星空引颈高诵着普希金的诗来派遣心中的郁闷。

上大学了，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语言学的学习上，文学类的杂志及小说只是有争议或文学史上影响大而过去没有读过的才去补一补。

二

工作着是幸福的。

在当知青的时候，作为小学的语文代课教师，自己是非常自豪的，所学的许多东西可以转化为山村孩子的知识。中师毕业后，自己教初中语文，对教学也是一往情深，并从学生的作文中琢磨出了不少的味道，周末教研活动时为全公社的教师们开办作文教学的讲座，并开始关注起《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战线》《函授通讯》等语文杂志。

1982年从西南师大毕业后，开始了自己一生的职业生涯——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自己的理想是到师范附小扎根一二年级，用所学的文字学知识，用五到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孩子识字难的问题，也不枉此一生。

其间曾经到中等师范代课一年，教一个班的《文选与写作》，两个班的《语文基础知识》，面对学生，深感师资培养的重要。

工作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1983年，为了拨乱反正，全国进行了对中小学教师的大纲教材的培训及考试。作为教研员，责无旁贷地到全地区17个县市区讲解大纲和教材，在讲解的过程中，迫使自己去深入思考了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以及教材编辑思想和构成体系，四川省中语界研究编写并印刷出版了中学语文教材体系研究的三个版次的书，这两件事使得自己对语文教育的科学性加深了认识，语文因没有科学性而被人看不起的念头逐渐淡化。

八十年代有两件事值得回忆：一是阅读，一是语法。1984年高考考成篇文章的阅读，一下子把大家考懵了。从没有学过的居然要考，而且是没有讲过的文章，是字都认识却意思难懂问题难答的文章。我就不信邪，通过内省的方式自己去摸索反思，1985年在《中学生学习报》上开辟了专栏《话读》，并和两位师弟一起编写并出版讲道理说方法的《阅读与检测》一书，1987年就初版和再版2万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公布了《中学语文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它和1957年的《暂拟系统》相比是一大进步，集中了语言学界众多专家的智慧和研究成果，更加具体和细化，当然，在使用上也比较谨慎。面对众多中师毕业的同志教语法，对语言学原理的领悟严重不足的现状，自己主持开展了《探索训练语言发展思维的有效途径》的课题研究，并在省重点、县重点和乡镇三层次的6校12个初中班开展实验，从学生的语言运用的角度编写了油印本铅印本的实验教材《语言训练简明读本》，三年（一轮）的实验之后于1990年出版为上中下三本《语言基础训练》，知识点的选择立足于运用，如语音落脚在读，汉字落实在检索和不写错字别字上，复句落实在语句的组织上，每一知识点包括学习的价值、内容、常见的病例、运用规则、基础练习、学习小结等五项内容。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做一些中学文科室理科室以及教育理论室的协调工作，这对自己跳出语文看语文的思考方法很有好处。极力鼓动积极参与有的甚至具体策划和主持了不少的课题，如心仪已久的小学语文《趣味规律识字》（几年后演化为《字族文识字》）、初中语文的《以读带写》、小学的《书写工具与近视眼形成的关系研究》、小学德育的《艰苦奋斗系列教育》、高中体育的《中学生体育锻炼最佳负荷域值研究》、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差异教学法》、农村体育《因地制宜的趣味体育》、幼儿教育的《体德智基础发展》、农村《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等课题研究，参与了省教改实验成果评奖标准的研制，九年义务教育西部初中语文教材编写方案的审定以及教材实验的调研考察，参与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黄光硕等人召开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起草座谈会，参加了国家教委办公厅傅国亮主持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研室工作的意见》的起草座谈会。

我是幸运的，工作的地点及位置使得自己很方便地与省教科所理论室的周林、省教育学院的姚文忠先生一起参与了无数次的课题开题和结题的论证会，接待和接触了国家教委基教司教学处教材办和国家语委的专家出身的领导、国家课题规划办、中央教科所实验研究中心、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的专家，以及《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杂志社的专栏记者，他们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思考、丰厚的专业、职业的敏感、文人的修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也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使我逐渐去掉了唯书唯上的精神羁绊，在无字大书的阅读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行进。

于是，我坚持了市中学生现场作文竞赛六届的赛题命制，坚持了九年的市高考预选（模拟）考试现代文和写作部分的试题命制，组织了市和承办了省中青年教师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大赛，我深深爱着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三

1996年3月8日，受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的吸引，我举家南下，来到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教研室开始了中学语文教研工作。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面对特区之特的现实，还是显得非常不足。和英语、体育艺术、计算机等学科相比，语文的地位则明显不高。

好在有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他们中间有的出版了自己的散文杂文集，有的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有的出版了自己的诗词集，有的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多达80篇。有相当多的人来自高校及中专中师幼师等，数名特级教师和众多的国家级骨干省市级学科带头人已经加盟南山的中学语文教育。

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向来自河南的老师请教张孝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体两翼富有语文味”的“大语文教育实验”，向来自安徽的老师请教蔡澄清的“点拨教学法”，向来自东北的老师请教颜振遥的“初中语文自学辅导实验”……从他们身上吸收老一辈语言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思考与探索。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教育氛围，使得来自各地的语文教师带着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追求以及自身的教学特色参与到特区的语文教育工作中。面对经济相对发达的特区学生如何进行语文教学，如何进行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如何缩短适应和磨合的过程，这是摆在教研员面前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利用深圳这一地缘优势，组织顶尖级的学术报告会，让自己和老师一起站进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先后请来了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讲“科技与人文比翼齐飞”，请社科院袁良骏（国务院博士设置点专家组成员）讲“鲁迅其人其作品”，请人教社周正逵讲“中学语文教材改革与发展”，请著名的特级教师钱梦龙讲“新时期的语文教学问题”，请教育哲学博士李镇西讲“语文教育的民主化问题”，请北京教院张彬福先生讲“高中语文的课堂教学效益问题”，请人教社李世中先生讲“语文教学中的科学教育问题”等等。成为国家级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始课程改革后，又先后请来了语文课程标准组的巢宗祺、顾振彪、郑国民、倪文锦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副编审们给老师们讲课，这些报告和讲座，从不同的视角拓展了我和老师们的思考空间，拉近了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的距离，加深了对语文学科性质、发展的把握。

在工作中学习，在实干中成长。和老师们一起组织了七届中学生现场作文竞赛，组织主持编写了《高中语文新教材名作欣赏》《高中语文名著导读》《初中语文名著导读》《高考语文复习备考方略》《高考语文能力五备考》等书及专辑，每年对高三学生进行专题辅导讲课，到外地外省进行高考语文方面的备考讲课，参与一些教学比赛的评审，从中丰富和滋养自己的语文教研。积极学习宣传全国语文教育及评价改革的先行者的经验，推介宜昌的中考开卷、厦门的听力测试和考生自拟试题，以及韩雪屏等资深语文教育研究者们的新成果和一些全国语文少壮派们的新锐思索，杂志上的一些重要的专题讨论，从中获得语文教研发展提升的养分。

有人说我应该到了随心所欲不逾规的年龄阶段，但是，我更相信“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从少时的书本，到青年的名人，到现今的实践，学习阅读对象以及经历的变化，使得自己仍然惶惶然不敢懈怠。泡课堂、听讲座、翻杂志、侃大山，在交流中丰富，在思考中清晰，在讨论中明确，在工作中充实。

近些年来，除了高考语文成绩曾经于1999年超过市重点学校今年超过市平均外，还培养了一批获得全国及省市课堂教学比赛获得一等奖甚至第一名好成绩的青年教师，向全国的语文杂志推荐了一大批中学语文的教学研究论文，尤其是课改以来，组织老师参与了好几套书的编写，研究录制了18节语文公开课在全国播放，指导派出了十多位教师到外省讲学做课。

宣传和打造出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语文教师，和他们一起成长，是我未来几年的心愿，其中的快乐，必将伴我一生，喜我一生。

2004年1月4日晨 匆匆

原载2004年第2期《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