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平仓到逆周期调节 | 比较
《永远的常平仓》一书，考证了中国传统平准思想与美、英国家干预政策的隐秘关联，证明了前者确实为后者提供了一定的灵感并被“借题发挥”。作者在李超民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把从汉至唐的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凯恩斯主义放在同一本著作中讨论而既不显得生硬牵强，又不觉得哗众取宠，这在今天读来显得颇有趣味。
平准思想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国家储备的低吸高抛，实现以荒补欠，熨平周期，化解风险，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常平仓”。常平仓始于汉代，西汉创设的常平仓虽然有常平之名，但首要目的是国防，并不是专为解决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问题。但是经由边境囤粮，常平仓开始进入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政策视野。到了唐玄宗时期，常平仓的仓本开始由中央财政直接划拨，可以说常平仓在盛唐时期实现了转正、定式，是靠国家财力、以市场化手段开展的逆周期调节（历史上的粮食商品流通一度达到相当的规模，比如北宋粮食的商品化率已经达到17%，平均每年有258亿斤粮食进入流通，相当于2019年中国稻谷总产量的5%，相当于2019年中国进口大米总量的4倍）。
常平仓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比如根据汉学家魏丕信的研究，清代1743年的直隶大旱中，常平仓储备使200万人口维持了8个月之久。但同时它的弊端也很明显，比如收购活动向百姓强行摊派，强迫购买陈粮、坏粮，官员富商低价套购平粜粮，限制粮食流出本地，高利贷等，都是扭曲市场的恶果。这类冲突和矛盾在后世不断复制、重演甚至加剧，比如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中，作为落实青苗法政策工具的常平仓，对自平衡的要求导致考核出现了问题，以货币敛散多寡来考核官吏，因此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遇到灾害，动用省仓反而使情况更加严重。但总体来说，从唐开始，“常平仓成为了专项财政、粮政、仓政、荒政的交汇点和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
在今天，这种平准调节思想一般被称为逆周期调节或宏观审慎监管，当然其含义要更明确了，覆盖面也广阔得多，理论的丰富与完善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核心取向是一致的。现代各国经济中逆周期性质的经济调节比比皆是：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商业机构进行大宗商品的战略性储备；中央银行为保证汇率稳定，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进行的财政支出刺激计划……
而将目光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我们会发现，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在形成之初，居然需要以来自遥远中国古代的“常平仓”为主题来讨论。用证券投资大师格雷厄姆在1937年研究“商品库存蓄水池”的专著《储备与稳定》中的话说，“‘常平仓’本是个中国说法，但如今却变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B.Graham，Storage and Stability, 1937）
1929～1933年“大萧条”是对既往经济现实和思想的巨大冲击，罗斯福新政是回应社会经济危机的一揽子方案。而由于不符合英美传统经济思想，新政的实行需要一系列思想铺垫。比如由凡勃仑奠定基础并在19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制度主义运动，营造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氛围，通过学理表达、参与新政的决策和实施，制度主义者对新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罗斯福新政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历任农业部长、副总统、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他出身于在美国玉米产区世代为农的家庭，对美国农业长期积累的矛盾认识非常深入。在1929～1933年大萧条中，美国的玉米和小麦的价格分别从每蒲式耳75美分、122美分降低到32美分、38美分，总库存分别从217百万蒲式耳、109百万蒲式耳增加到386百万蒲式耳、378百万蒲式耳。
华莱士主导制定的《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是罗斯福新政早期的“一把火”。其中开头就写道：“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情势部分地源于农产品与其他商品越来越不平等的差价。它已经毁掉了农场主对工业品的购买力，损害了商品交易秩序，严重地削弱了支撑国家信贷结构的农业资产……并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公共利益。”
在政策实施之前，华莱士写道：“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农业已是必然的选择，但美国人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这种思想准备，就包括华莱士从常平仓中获得的灵感和对平准理念的推广。
根据格雷厄姆“常平仓成为美国经济政策核心议题”的源头是否可考？
中国人了解这段历史，是通过钱穆、沈文辅等人的回忆。据称抗战时期，美国时任副总统的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一下飞机，就向国民政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了王安石，而国府大员则一脸问号。这一轶事也可见于华裔历史学家钱存训的《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而直接的材料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得与华莱士的往来信件。华莱士在1945年8月24日的回信中提到：“我最早是通过阅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中国学者陈焕章的博士论文获知常平仓的，这篇论文的标题是《孔门理财学》。后来，我于1920年代在《华莱士农民》上撰写了数篇标题为‘常平仓’的文章。”（Bodde，Henry Wallace and the Ever-Norma lGranar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46）
在华莱士的个人日记中，记录了1943年2月25日和赴美筹款的宋美龄的谈话：“蒋夫人告诉我她对农业极感兴趣。罗斯福总统向她表明，美国一部分农业计划依据的正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于是接着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本名叫《孔门理财学》的书中得到‘常平仓’这一名词的……蒋夫人说她热切地邀请我去中国研究那里的农业。”（Blum,The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Wallace 1942-1946,1973,p.196）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华莱士还将陈焕章对常平仓的译法Constant-Normal Granary改为了更吸引人的Ever-Normal Granary。在罗斯福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华莱士的关注和推广，让常平仓概念迅速普及,以至于凯恩斯在参与战后经济秩序重建的缓冲储备设计文稿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优先于管制政策，副总统华莱士‘常平仓’的国际化是本项建议的基础”。
当然华莱士的新政始终受到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者的批评。华莱士的出发点是很朴素的，即站在美国农民的立场上，认为1922～1926年美国农产品价格是不正常、不合理的，是扭曲的价格。实际上《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让政府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粮食储备负担，直到二战爆发，“战争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挽救了形势——因此，对过剩农产品大规模储备竟成为华莱士远见卓识的明证。”
从常平仓中获得灵感的除了华莱士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既然常平仓能够挽救大萧条中的美国农业，那么这个思路能否拓展到其他领域？
格雷厄姆就将思路从粮食扩展到一篮子商品，在1937年的《储备与稳定》中，他就提出“更广泛地储备基本商品”的构想，并通过将一篮子商品与美元挂钩，实现对金本位的拓展，还提出设立一个“国际商品组织”，并构建包括“15种初级产品组合”的商品篮子，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基础，颇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意味。
1945年，凯恩斯在华盛顿召开的贸易与就业会议上，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方案，但遭到了否决，此后不久凯恩斯郁郁而终。计划中也提出建立世界范围的商品和货币的缓冲储备，希望通过干预来克服自由市场的弊端，化解风险，熨平周期。但是他的方案和美国对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安排的构想并不兼容。
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与其一贯主张完全一致，只不过角度不同。凯恩斯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之外研究的就是商品库存。商品缓冲储备的构想，是他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提出的比较粗糙、直观的应对方案，当然这一方案被总需求管理所取代，但是仍有人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探索。
凯恩斯的学生理查德·卡恩（Richard F. Kahn）继承衣钵，继续对国际缓冲储备计划开展研究。1952年，卡恩受邀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但其相关提议在这里也没有获得通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卡恩本人的这个研究方向没有结出果实，但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生理查德·斯通建立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账户，成为现代GDP核算体系的奠基者，并凭借这一贡献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卡恩的经济学信条是“市场虽然可以做好仆人，但不能成为好主人”。对市场自发活动完全不加调节的弊端，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所有观察者都有目共睹的——“人们岂能对自由市场经济乐观到对天灾人祸视而不见的地步？”
但同时卡恩对政府干预市场的风险和害处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干预者应该是“具备胆识、技巧甚至狡黠特质的投资高手”，因为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时候，“如果市场能够猜到总是要跳的猫起跳了，这再糟糕不过了；如果它们不仅对此十分确定，而且还知道猫要跳多高、什么时间跳，那将是致命的。”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可不示于人”，在那个时代，主动调节的经济政策一旦被市场预测到，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如导致托市收购的道德风险等），这就是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思维的朴素出发点。到了今天，预期管理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猫是否会跳起来”早已不是市场关心的问题，可以说市场共识的大厦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就建立在“对猫起跳的高度和姿态”的稳定预期之上。
卡恩的观察的价值在于，国家干预依赖于人的主观因素。如果在中国古代而不是现代美国经济史中去找案例，可以发现历史上既有中唐刘晏、清代陈宏谋等“能吏”的案例（陈宏谋根据耕种面积以议价的方式和农户签订购买合同，要求地方官员熟知本地价格历史，掌握长期趋势和每年的周期性变化；刘晏以有限的财政资源对多种物资主动地实施平准，实现了利国、利民的双重目标），也有数不清的失败案例。
现在美国的农业部已成为极为强势的部门。美国的粮食总仓储能力约5亿吨，其中由农场主或下游企业拥有和控制的部分占总仓储能力的58%。政府储备维持在1000万吨以下，低于美国粮食年产量的2%。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储备规模，同时鼓励扩大社会私人储备的规模。它在起点上从“常平仓”中获得了灵感，但后续的政策设计已经朝着精致细密的方向前进了很远。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道思想”是本国的独特精神财富，故宫太和殿匾额上也铭刻着“允执厥中”的《尚书》格言，这一政策价值取向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思维并不矛盾而且有所补益。古人探求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平衡，其中的历史经验层层累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常平传统，形成了“敬天养民”的政治伦理。但是我们无须背负太重的历史负担，尽管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确从中国古代常平仓中得到过灵感，但这一事实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在常平思维形成的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家，而且在经济上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相关的思想阐述在今天看来也过于哲理化（比如“轻重”范畴，对于今天的经济政策来说就远远不够清晰明确了）。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中，对传统的力量做出了夸张的估计：“如果王安石的全部计划得以贯彻实行，那么，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了。”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辛历史证明了这种见解的天真。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完成工业化、参与全球竞争的超大经济体。因而重要的命题是，传统智慧能在提高经济治理水平方面带来哪些启示。而在这一方面，它在价值取向层面的意义要远大于技术层面的意义，经济政策涉及的就是各种目的和手段的取舍平衡。在处理政策灰度和韧性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积累，往往不需要像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思想资源。
《永远的常平仓:中国粮食储备传统的千年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