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敏  原创   图  来自网络

“偷”棉花

人常说“衣食住行”，小时候我还想呢，为什么要把“衣”放在第一位？“食”不是更重要吗？毕竟人赖以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吃饭而不是穿衣。长大了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正是这哪怕薄薄的一层布片之差，如果没有了“衣”，那人和牲畜还有什么区别呢？“衣”除了御寒防护、遮体避羞之外，还具有装饰美化、显示主人身份、信仰等作用，是民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载体。穿衣如此重要，也难怪“衣”要排在“衣食住行”这四大生活基本需求之首了。

我是60后，出生在冀东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儿时的家乡很贫穷，虽然不至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物质十分匮乏，只能是粗茶淡饭、粗布旧衣勉强度日。记忆中能用有限的几尺布票给小孩子扯块“洋布”做衣服是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女孩子们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过年，只为穿一身花花绿绿的新衣裳。

因为要有布票才能买上布，也因为人们口袋里根本没多少钱，更因为即便有布票、有钱，有限的供应也满足不了需求，所以那时候北方农村都靠织土布来做衣被。织土布需要棉花，但当时熬一大年，生产队给每人也只能分一斤左右的皮棉，如果赶上不好的年景就更少得可怜，除去必要的做棉衣棉被后所剩无几，很多时候不得不几家合织一匹土布。

按理说棉花是家乡种植面积最广的经济作物，但那时亩产皮棉最多不过百斤，不知道为什么产量如此的低。长大了再回家乡才晓得，除了种子不好、水肥投入不足、不懂得改善土壤以外，主要还是生产队时人们种管的责任心不够，后来实行包产到户农产品产量翻了番地增长就是证明。所以我虽然不在农村，但一直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坚定拥护者，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项伟大而正确的创举，它让农村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材、地尽其用，也是现代经济发展如此快速的坚实基础。

为了得到更多织土布的原料，每到秋天拾棉花的时候，胆大的女人和孩子就会扎住裤腿，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把棉花藏起来带回家。记得偶尔跟姑姑去拾棉花的时候我也有过那样的经历，只不过我手眼不快，技法不熟，不仅棉花藏得少，而且鼓鼓囊囊很容易被人发现。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收工时生产队有专人检查，万一被查出来是要严肃处理的。

负责搜查的多半是村干部的三亲六戚，他们在普通村民眼里既神气又威严，人人都惧他们几分。搜查的人多是男的，对女人和孩子不便动手搜身，对偷棉花现象也都心知肚明，所以只要不是跟他们有什么过节，小小不然的，他们一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关。当然了，也有铁面无私的“包公”，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每每查得人体无完肤，窘得人无地自容，有些人甚至为此结下一辈子的仇。

就算你侥幸把棉花偷回了家，危险也时时存在。不定期地，公社、大队会突击搜查，搜出与你家所分数量不匹配的棉花要被处理。批评、没收是必须的，严重的还要游街示众，就是在胸前挂上所偷的棉花，被人押着在村里串大街小巷。押的人一边敲锣一边喊，引得众人出来看；看的人一边指指点点，一边议论纷纷；被押的人头低得深深的，仿佛赤裸裸地任人评头论足，那份难堪可想而知。谁家出了这样的事是很丢脸的，日后在乡亲们面前会抬不起头来，我记得邻村就有妇女因此而喝农药自杀的。

我那时常常左邻右舍串着玩，亲眼见过偷回棉花的人家把棉花藏在麦秸垛里、红薯窖里，一有风吹草动就提心吊胆，恨不得一天换个藏匿地点。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正在邻居家玩，搜查的人从邻居家的麦秸垛里搜出了一包棉花，凶神恶刹般晃着手电冲进屋里。面对严厉的质问，木纳的邻居反应还算机敏，一口咬定不知情，断然不承认是自家偷的。那时的农村很少有院门，就是有也从不上锁，邻居的坚持让搜查的人无计可施，又找不出证据，最后只能没收了棉花了事。当时我和邻家的女儿吓得腿都发抖了，强撑着的女主人也在搜查人员刚刚出了屋门就瘫坐在炕上说不成话。

那时候，家乡人的日子真是艰难，所以至今想来仍不愿把藏棉花的行为当成“偷”。前几年回去到邻居家串门，坐在她家翻盖一新的房子里喝茶聊天，年过古稀的女主人还说起曾经“偷”棉花的经历，一边说一边开怀大笑着，全当作一种有趣的回忆。女主人说现在日子过好了，早已不织土布了，再不必偷偷摸摸藏棉花了。她家如今种了20多亩地的棉花，亩产比以前翻了几倍，国家还给补贴，一亩棉花收益可达1500元。

老人家还为我准备了一大包上好的棉花，无论如何要我带走，说买的被褥再好，也不如自家种的棉花暄腾、暖和；她还说，我儿子结婚的被褥她也包了，到时候做好快递给我。我抚摸着白生生、软绵绵的棉花，心里满满都是感动和温暖。我欣慰那个“偷”棉花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我祝福家乡、祝福我的父老乡亲在幸福大路上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