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维坤、潘玉坤：近二十年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的回顾及思考
近二十年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的回顾及思考
史维坤 潘玉坤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241）
（原载《东方论坛》2021年第3期）
提 要：最近二十年，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比较热，成果可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回顾了该类研究成果，对它们在理论、视角、方法、术语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明确“词”的内涵外延，重视复音词的对应关系考察，加强字词关系变化动因的探讨。
关键词：出土文献；字词关系；字际关系；述评
这类探讨涉及的材料包括：⑴殷墟甲骨卜辞；⑵西周铜器铭文；⑶战国楚简；⑷六国货币、玺印等；⑸秦简牍；⑹汉简帛；(7)汉魏至唐宋的石刻。所选材料上起殷商，下迄唐宋。因其理论支撑、考察角度、研究方法、所用术语等各有不同，呈现出多样的状貌。本文以近二十年“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为对象，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差异，反思不足，希望有助于今后的研究扬长避短，不断出新。
脚注
作者简介：史维坤，女，山西忻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字训诂研究。潘玉坤，男，江苏兴化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文字训诂、古汉语语法研究。
[1] 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文中所涉专家学者一律省称“先生”，尚祈鉴谅。
[2] 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
[3] 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4年。
[4] 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文献用例篇）》，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
[5] 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6] 何余华：《殷商已见通今词的用字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
一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理论差异
理论对具体的研究工作既有基础性，又有先导性。大体说来，字词关系研究在理论上多采用三家的说法，即裘锡圭对字词关系的论述，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及同源通用、同音借用等见解，李运富汉字职用学的系列论说。面对不同理论，有些研究者择一而从，有些则撷取各家之长，兼容并包。大致情况如下。
（一）裘锡圭相关论述
裘锡圭有关字词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文字学概要》中，可谓影响深远。该书第九章“假借”，第十章“异体字、同形字、同义换读”，第十一章“文字的分化与合并”及第十二章“字形跟音义的错综关系”，首次对文字学研究范围内复杂的字词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相关论述以传统文字学理论为依托，准确界定了“假借”“异体”“同义换读”等术语，深刻剖析了“一形多音义”与“一词多形”等现象，凸显了字词有别、字词对应的理念。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被文字学界反复征引。现有字词关系考察中，一字对应多词、一词用多字、多字多词交叉对应等基本模式亦由此发展而来。这些论述为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等著作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架构。
（二）王宁相关论述
王宁的“字用”研究思想与汉字构形学理论，以及同源通用、同音借用等说法，是支撑出土文献字词关系研究的又一重要理论，具体内容散见于《训诂与训诂学》《训诂学原理》《汉字构形学导论》[7]等。其汉字构形学理论不同于传统的“六书”，为分析汉字形体提供了新的利器；同源、派生、孳乳分化等观点继承于章、黄，对字词系统的动态研究有诸多启发。“字”的研究精确到字样、字位、字种，将异体字区分为异构字与异写字等，都是常见常用于字词关系考察实践的内容。王贵元《简帛文献用字研究》[8]专注于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简帛文献之异写字、异构字、据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同形字和形近混用字；王永昌《清华简文字与晋系文字对比研究》[9]在分析“同词异字”时，细致到“同一字样下的异字、同一字位下的异字（异写字）、同一字种下的异字（异构字）”，皆充分体现了这套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李运富相关论述
李运富所构建的“汉字职用学”是汉语字词关系研究领域较为系统、全面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文字学理论的不足。“汉字职用学”相关内容见于《汉字汉语论稿》《汉字学新论》《汉字职用研究》[10]等著作。这一理论中，影响最深、应用最广的应是他对汉字记录职能的分类阐述。他将汉字记录职能分为“本用”“兼用”“借用”，本用即用本字记录本词，兼用即用本字记录另一个跟本词有音义联系的派生词，借用是将字形当作语音符号去记录与该字形体无关但音同音近的语词。[11]张素凤《<郭店楚墓竹简>中一形数用现象分析》[12]一文就系统运用了“汉字职用学”相关理论。李先生所带研究生有不少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研究、撰写论文的。
脚注
[7]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8] 王贵元：《简帛文献用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 王永昌：《清华简文字与晋系文字对比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8年。
[10]李运富：《汉字汉语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运富：《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李运富、张素凤、何余华：《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 李运富：《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0-45页。
[12] 张素凤：《<郭店楚墓竹简>中一形数用现象分析》，《励耘语言学刊》，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第2辑。
二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视角差异
本文所说的“视角”，系指研究者所采用的观察角度。我们将其分为“单向视角与双向视角”“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封闭视角与开放视角”三种情况。
（一）单向视角与双向视角
某一种或几种材料字词关系的整理，大致包括从字出发考察字之记词和从词出发考察词之用字这两种情况。只选取其中之一重点探讨，是为单向视角考察；两者并重，即双向视角考察。双向视角类著作大多还会另立章节分析字词一一对应与多字多词交叉对应等现象。
1、单向视角
（1）从字出发考察其记录职能
邱艳《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新见文字现象研究》[13]以花东甲骨中631个不重复单字为对象，考察旧字新用及新字字用；倪娅岚《睡虎地秦简用字频度研究》[14]、张文玥《马王堆汉墓简帛新刊材料数据库研制及用字研究》[15]分析了部分重点单字所记录的义项。这些学位论文均以字所承担的记录职能为考察核心，未突出字词间的对应。强调字词对应的字用研究，如吴国升《春秋文字一字记多词现象的初步考察(之一)》[16]《春秋文字一字记多词现象的初步考察(之二)》[17]，分别探讨了春秋文字中“一字记本词，又兼记派生词”“一字无本用，他用记录多词”“一字既本用，又他用记录多词”三种情况。重视字与词的对应，应是近年来出土文献字词关系研究的特点之一。
（2）从词出发观察其用字
比较早的如雷缙碚《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同词异字研究》[18]，纵向对比了西周金文与现行规范汉字，将其分为古用本字今用本字、古用借字今用本字、古用本字今用借字和古今皆用借字四种情况。每种情况下又有具体的字形对比，如古今皆用本字一类再细分为“今字形符多于古字（如必—柲）、今字与古字形符不同（如悊—哲）、今字形符少于古字（如䢔—合）等七小类。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是这类研究中的代表性论著，该文对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进行了系统考察，罗列归纳具体用字情况，例证十分丰富。他认为当时各系文字间用字差异也是“文字异形”的重要内容，并立足于汉字发展史，强调秦“书同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一用字。另外，何余华《出土文献{树}的用字差异与断代价值论考》[19]，以单音词{树}为出发点，考察其在各个历史阶段所用的字形，广泛利用各时期出土文献及手抄文献，真正实现了对单个词语用字情况具体、深入的探讨。同类研究还有禤健聪《楚简用字习惯与文献校读举例》[20]，张素凤《郭店简与上博简<缁衣>篇用字比较》[21]，[法]风仪诚《秦代讳字、官方词语以及秦代用字习惯》[22]等。
2、双向视角
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23]是最早针对单一材料的字词关系进行系统性双向考察的专书，其行文结构与“字形”“音义”等表述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该书首次全面考察了楚系简帛中一字形对应一音义、一音义对应一字形，一字形表多音义，一音义用多字形等字词对应关系。这一分析模式被许多研究者借鉴仿用。书中还分析了楚简中字形的习用读法（一个字形的不同读法中最常见的某一种或几种读法）[24]和音义习用字形（一个音义的多个对应字形中最常见的一个或多个字形），以及字形音义对应的内部差异，代偿与分工，专造字等现象。该书深入文本，不仅丰富了字词关系研究内容，而且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分析架构，一定程度上成为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整理的范本。
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25]是第一部对甲骨文字词关系进行系统整理的著作。他指出甲骨文字词关系中一字形对应一词占主流，同时也存在着一字形表多词，一词用多字形，多字多词交叉对应等状况，以及专字专用、随文改字、异体分工等特殊情形。文章还分析了甲骨文中同形、异体、同源、通假等比较重要的字际关系。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26]制作了西汉初简帛用字习惯对应表，对比了同批简帛材料和不同简帛材料之间用字习惯异同，从“一字对应一音义”“一字对应多音义”“字与音义交叉使用”三方面分析了西汉初简帛的音义对应。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27]是对西周金文字词关系开展的最全面、系统的整理。该书考察了西周金文中一字对应一词、一字多音义、一词用多字、多字对应多词等现象，还提到了西周金文文字的分化与合并以及西周金文内部字词关系的差异。以上几种著述是不同时期大宗出土材料字词关系系统整理的代表。[28]
（二）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
描写静态字词关系状况的为静态视角考察，描述字词关系动态变迁轨迹的为动态视角考察。静态视角考察上文多有提及，此处不赘。动态视角考察又分两种，一种是截取历史上某个时间段，仅考察该时段内某些字词关系的变化，如张再兴《秦汉出土文献中{歡}的记词用字考略》[29]考察了秦汉出土文献中{歡}的用字情况，刘艳娟《秦汉简帛文献用字习惯考察二则》[30]以“貣”与“贷”，“赀”与“訾”两组字为例，考察其在金文、楚简及秦汉简牍中的字词关系。另一种则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考察某些字词关系从古至今的历时变化，论证时兼及各代语料。如刘君敬《“赔”用字的历史变迁》[31]，探讨了表示赔偿义的“赔”从战国至今的用字状况；何余华《地积单位｛亩｝的用字历史考察》[32]，结合西周金文、战国楚简、玺印，秦汉简帛、汉唐碑刻、明刊文集等历代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统计了用来记录{亩}的20个相关字位（其中18个字位真正使用过）。
（三）封闭视角与开放视角
以单种出土文献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不涉及与其他材料的共时或历时比较（即便有所比较也只占少量篇幅），我们称为封闭视角考察；同时选取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种类材料[33]，研究它们字词关系的异同，即开放视角考察。这里重点介绍后者。
开放视角考察又可细分为历时开放视角与共时开放视角。历时者涉及到不同时期文献的对比，如马玉萌《定县汉墓竹简<论语>异文研究》[34]，将定县汉简《论语》与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相比较。首先从词的角度出发，探讨两个版本中的同词异字现象，落脚于字际关系，主要分为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然后，以字为切入点，探讨他们记录的同义词，并按词类划分虚词（助词、语气词、介词、副词等），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等）。这篇论文明确体现出了字词区分理念。
共时者关注同一时期不同文献间的对比，如王永昌《清华简文字与晋系文字对比研究》[35]，主要考察清华简中的晋系文字因素及其出现原因。该文不仅关注清华简与晋系文字在文字形体上的差异，还重视两者字词关系方面的异同。第三章分别从“同字异词”与“同词异字”的角度，对清华简与晋系文献中隐含的复杂字词关系进行整理，注意到清华简中一些字词现象，应是受晋系文字影响的结果。孙涛《东汉出土文献用字习惯研究》[36]以东汉碑刻和简帛材料为对象，逐例分析其用字习惯，也属于共时开放视角考察。
脚注
[13] 邱艳：《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新见文字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14] 倪娅岚：《睡虎地秦简用字频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3年。
[15] 张文玥：《马王堆汉墓简帛新刊材料数据库研制及用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7年。
[16] 吴国升：《春秋文字一字记多词现象的初步考察(之一)》，《中国文字学报》第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17] 吴国升：《春秋文字一字记多词现象的初步考察(之二)》，《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8] 雷缙碚：《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同词异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2年。
[19] 何余华：《出土文献{树}的用字差异与断代价值论考》，《汉字汉语研究》，2019年第3期。
[20] 禤健聪：《楚简用字习惯与文献校读举例》，《简帛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辑。
[21] 张素凤：《郭店简与上博简<缁衣>篇用字比较》，《河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2] [法]风仪诚：《秦代讳字、官方词语以及秦代用字习惯》，《简帛》第十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3] 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4] 作者所说的一个字形的不同“读法”即该字形所对应的不同音义。
[25] 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4年。
[26] 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文献用例篇）》，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
[27] 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28] 这类研究中，硕士论文占比很大，此处不一一列出。
[29] 张再兴：《秦汉出土文献中{歡}的记词用字考略》，《龙岩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30] 刘艳娟：《秦汉简帛文献用字习惯考察二则》,《语言科学》，2018年第6期。
[31] 刘君敬《“赔”用字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
[32] 何余华：《地积单位｛亩｝的用字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7年第4期。
[33] 我们将时代（即断代）与载体性质都相同的出土文献材料定义为同种材料。也就是说，时代迥异或载体有别，均视为不同种类材料。如楚简与汉简，商代甲骨与商代金文，我们均视作不同种类的材料。
[34] 马玉萌：《定县汉墓竹简<论语>异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35] 王永昌:《清华简文字与晋系文字对比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8年。
[36] 孙涛：《东汉出土文献用字习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
三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方法差异
分“系统整理”和“个别探究”两种。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中，既有对整批材料字词关系的梳理，也有针对一字一词，或一组、多组相关字词的考察，前者即“系统整理”，后者为“个别探究”。前文已及的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等均属“系统整理”类成果，此不赘述。“个别探究”重在以小见大，多为单篇论文。比如朱歧祥《由“于、於”用字评估清华简（贰）<系年>——兼谈“某之某”的用法》[37]，对比《左传》与清华简《系年》中介词“于、於”用法，发现无论是用量百分比还是用例，清华简《系年》都与其他战国楚简有出入，由《系年》于字句附带出的“某之某”词组，和浙大简《左传》用法吻合。刘钊《从秦“交仁”等印谈秦文字以“仁”为“信”的用字习惯》[38]分析了“仁”“信”在战国时期复杂的通用状况。“个别探究”的考察方式弥补了“系统整理”类研究常有的不足——在“点”的挖掘方面不够深入，同时能由小见大，从个案反映隐藏在字词系统中的规律。
脚注
[37] 朱歧祥：《由“于、於”用字评估清华简（贰）<系年>——兼谈“某之某”的用法》，《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38] 刘钊：《从秦“交仁”等印谈秦文字以“仁”为“信”的用字习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八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四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考察研究术语差异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研究中所用术语不尽相同，即使同一术语，界定也因人而异。我们抽取出现频率较高且易混淆的一些术语，考察它们在不同著述中的使用情况。
（一）字用、用字
“字用”和“用字”近年来常常提及，二者密切相关。“用字”一般指某个词用哪个字表示。裘锡圭说：“文字的用法，也就是人们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哪一个词的习惯，古今有不少变化。”[39] “字用”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引起关注，王宁、张鸿魁等学者都强调汉字在使用层面的功用。王宁认为：“汉字学既要弄清一个汉字字符原初造字时的状况－－字源，又要弄清汉字在各个历史阶段书面的言语作品中使用的情况——字用”[40]。她还提出了“字用学”的概念，认为字用学就是研究在具体的言语作品里，汉字字符记录词和词素时，职能是如何分化和转移的。张鸿魁主张：“形体结构上,仍可析为两层：结构件和结构关系,可分别简称为'字件’和'字构’。至于字形和音义的关系,即功用层面,可简称为'字用’。在汉字历史的每一个横断面上,字件、字构和字用都可分为相对的三个系统,纵的来看,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发展历史。”[41]之后，“字用”的研究范围日渐扩大，逐步涉及甚至囊括了“用字”领域。李运富倡导建立“汉字职用学”，包括汉字记录单位、记录方式、使用属性、字词对应关系、同功能字际关系、用字现象测查、用字规律归纳总结、用字变化原因分析等[42]，并将其简称为“字用学”。同时，黄德宽在《古汉字发展论》[43]中多次提到“字用学”，并将字用学分为三个部分：字量、字词关系、书写现象。由此可见，“字用”最初与“用字”各有所专，相辅相成，后来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张，几乎将“用字”研究囊括在内。为了明确所指，前者可称“狭义字用”，后者称“广义字用”。
（二）字、词；字形、音义；字形、词；字、音义
字词关系如同一个网络，网络两端即对应双方，我们习惯称为“字”和“词”，但不同著作对它们的具体称呼又有细微差别，常见表述有四对：字、词；字形、音义；字形、词；字、音义。四对称谓实则映射出学者们对“字”“词”内涵、外延的认知差异。
“字、词”习见，半数以上著作中都可见“一字表多词”“一词用多字”“同词异字”“同字异词”等说法。李运富明确指出这样表述存在问题：“实际上'字’有不同所指，并非只有单一内涵；'词’也只是语言单位之一，可以跟'字’对应的不只是'词’。所以'字词关系’这种称谓只能算是代表性的习惯说法，并不能涵盖文字单位与语言单位的所有对应关系。”[44]他提到“字”作为符号只是个抽象泛称，可进一步分为“字样”“字位”“字种”等不同的单位。同时，“词”也可以细化，语符的基本单位应该有“词音”“词项”“词位”“词族”。[45]可见，“字”“词”间不同的层级匹配，会产生多种不同的字词关系组合，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前辈学者也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最先使用“字形”“音义”术语，专设一章论述字形与音义的复杂关系。他指出：“汉字字形跟音义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不但同音的词多数用不同的字形来表示，就是同一个词也常常有两种以上不同的书写形式。另一方面，同一个字形又常常可以用来表示两个以上不同的词，有很多字形还具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读音。我们把上述前一种现象称为一词多形，后一种现象称为一形多音义。”[46]需要注意的是，在裘锡圭的论述中，“字形”与“音义”并非对应关系。
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首次将“字形”与“音义”对应起来，是对裘先生主张的继承与发展。现将陈氏相关论述迻录于下：
“我们所说的'字形’，指的是具有形体区别意义的书写单位，形构不同（包括结构方式不同、构件及其数量的不同等）的异体字一般视作不同字形，这与传统语文学的'字’略有区别；同时，不考虑那些不影响形构的笔画增减、偏旁位移、笔画形态变化及书写风格等因素，所以，本文所谓'字形’，也不是对每个具体形体的称呼。另一方面……为免与现代语言学上的'词’的概念相纠缠，故称'音义’。'音义’这个概念是有较大伸缩性的，既可用以指比'词’大的单位，也可以指称比'词’小的单位，如语素，或者某部分词义，甚至是语境义。”[47]
可知，陈氏将字形间的区别定位在“字位”这一层级，不涉及笔画异写等情况，这也是多数研究者的做法。“字形”“音义”的表述似乎弥补了直言“字、词”的疏漏，也被一些人效仿沿用。细思之，其所言之“音义”犹有未安。田炜指出：“'音义’也需要定义。究竟如何算是同一个音义、如何算是不同的音义，一个词的不同义位算不算一个音义，语法功能不同算不算同一个音义，词义有理性意义、社会意义还有特指意义，这些意义是不是要完全相同才算是同一个音义，这里牵涉的问题也很复杂。同时，已有字词关系研究成果中'词’或'音义’是不同的。比如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讨论'一形多音义”现象时之所以选用'音义’的概念，主要是考虑到由语义引申造成的'一形多音义’现象中，一个字对应的有时候是不同的词，有时候是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48]故而田炜从字出发考察“一字多音义”现象，对应双方是“字”和“音义”，从词出发考察“一词用多字”现象，对应双方是“字”和“词”。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选用“字形、词”或“字、音义”的表述，亦有一定道理，但仍难尽如人意。
（三）通假、假借、同源通用、同音借用、借用、形借、同义换读（训读）
1、通假、假借、同源通用、同音借用、借用
这一组术语在研究实践中极易混淆。先看“通假”和“假借”。长期以来，“通假”和“假借”纷纭殽乱，这里不打算重复各家之说，而是着眼于两个概念在字词关系研究中的实际应用。焦点有两个：一，在研究实践中，通假和假借是否区分？二，研究者在讨论通假时，是否将意义有关系的字排除在外？
首先，关于通假和假借是否区分，目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同时使用通假和假借的概念，并将两者严格区分。周朋升认为假借是无本字且长久固定的现象，通假是有本字且有临时性，他说：“我们也认为假借与通假是有区别的，通假是临时的，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使用汉字表示某词的现象，离开了这个语境，也许就不会再使用该通假字，也可能会用本有的那个本字或使用别的通假字。”[49] 陈梦兮同意区分“造字假借”与“用字通假”，并明确：“本文探讨的是战国时期多音义对应一字形中的通假，属于用字范畴。互相替代的字意义无关，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50]二、只言通假，通假中包含假借。刘曦蔚：“所谓通假，是指古文里音同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一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开始就借用某个字来表示；一种是本有其字，由于各种原因在书写时用另外一个字来表示。”[51] 夏大兆也没有区分有无本字，他认为：“由于字音相同或相近，而常被借用来代替本字或通常使用的那个字的汉字称为通假字。”[52]三、只言假借，假借中包含通假。周波就是这么做的，“假借”与“通假”是包含和被包含关系，他认为“假借就是借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一个词。”[53]
其次，讨论通假时，是否将意义有关系的字排除在外？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通假中包括意义相关者。朱力伟采用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的方法，将一些有助于更好、更迅速地释读古文字、阅读古文字材料的异体字、分化字也纳入“通假”的研究范围。[54]二、通假中不包括意义相关者。高亦认为“通假字”指“本字与借字声母、韵部均相同或相近，意义没有关联的字。”[55]两种处理方法各有利弊，我们主张将意义相关的现象排除在假借或通假之外。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些学者认为通假和假借是共时现象，为了补充历时层面的通用，便引入了“古今字”的概念。“古今字”内涵十分庞杂，深究一组古今字会发现它们可能是通假字、异体字或者同源字等，“古今字”和“通假字”并非两个外延互补的概念。
说到通假，不得不提及同源通用和同音借用。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指出“通假”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字现象，即同源通用和同音借用。其中，“新词因词义引申而派生后，便孳乳出相应的新字。新字的字义已由发源字（按：指孳乳字的直接发源字）分化出来，但是，由于过去长期的习惯，在新字尚未被完全习用的过渡阶段，有与发源字通用的情况。这就是同源通用字。”[56]“同音借用是同音字之间替代本字的现象，它是造成形义脱节的主要原因，也是把文字单纯看成声音符号的一种表现。大量的同音借用字，由于长期沿用，约定俗成，借用字已经通行而为用字者和阅读者共同承认，与字形相贴切的本字反而不再承担这个意义了。”[57]换句话说，若两个音同（或音近）形异的字在意义上有关系，这两个字很可能是“同源通用”，若意义无关，便多是“同音借用”。可见，陆、王所言“通假”与我们的“通假”不同，我们所说的“通假”只是同音借用，不包括同源通用。
另外，李运富所说的“借用”，是“将字形当作语音符号去记录与该字形体无关但音同音近的语词。”[58]他将借用分为假借和通假，假借为本无其字的借用，通假为本有其字的借用。这与传统认知是一致的。
2、形借，同义换读（训读）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将两种特殊的文字借用现象与假借并列，即形借和同义换读。他说：“一个词由于为另一个词造的文字的字形对它也合适而借用这个字形，是形借；由于另一个词的音跟它相同或相近而借用这个词的文字，是假借；由于另一个词的意义跟它相同或相近而借用这个词的文字，是同义换读。假借和同义换读未尝不可以称为音借和义借。”[59]相比假借而言，形借和同义换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田颖《上博竹书“一形对应多字”现象研究》[60]主要关注“同形”“同义换读”两种状况，细致分析了“梪”“视”“古/由”“沽”等“一形对应多字”现象。陈梦兮归纳楚简“一词多形”时举了“
（行）—道”“
（强）—剛”“家—室”“國—方”“敗—伐”等21个同义换读的例子。周波在比较战国时代各系文字用字差异现象时也注意到了同义换读和形借。
以上就是我们对几组常用易混术语的梳理。趁便表明我们的一些看法：（1）假借是本无其字的长期固定用字现象，通假本有其字，可以是临时借用，两者本质不同，应有所区分。（2）在假借或通假中，借字与被借字只是语音相同相近，意义无关，偶有意义相关也多属巧合。[61]（3）同义换读和形借虽不多见，也是比较特殊的用字现象，应予关注。
脚注
[39]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40] 王宁:《<说文解字>与汉字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1994 年,第 34 页.
[41]张鸿魁：《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
[42] 李运富:《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16年，第 36 页。
[43] 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44] 李运富：《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之检讨》，《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45] 详参李运富：《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之检讨》，《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46]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2页。
[47] 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48] 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49] 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文献用例篇）》，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第3页。
[50] 陈梦兮：《楚简“一词多形”现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7年，第174页。
[51] 刘曦蔚：《汉碑用字考察》，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第5页。
[52] 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4年，第107页。
[53] 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5页。
[54] 朱力伟：《两周古文字通假用字习惯时代性初探》，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
[55] 高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用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年。
[56]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57]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58] 李运富：《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59]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12页。
[60] 田颖：《上博竹书“一形对应多字”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
[61] 如借“原”表{元}，{元}本义为人头，后引申出元始、元本等意义，“原”是“源”的初文，由水源之义引申出了原本之义，跟{元}的引申义非常接近，但很难说{元}和{原}有同源关系。详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3页。
五
出土文献字词关系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设想
（一）少见对复音词字词关系的考察研究
目前相关考察研究所用材料多属上古汉语，这一时期，词汇以单音词为主，音变构词是重要的新词构造方式，将单音词作为研究主体是合理的。但这时词汇复音化趋势已经出现，完全避而不谈也是不合适的。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62]中罗列甲骨文复音词416个，占全书词汇的20%左右，多是名词和数词。严宝刚认为汉语词汇复音化或始于没有文字记录的殷商之前。[63]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统计两周复音词237个，杨怀源《西周金文词汇研究》认为西周复音词有435个，其中双音节占九成以上。[64]朱刚焄认为西周铜器铭文复音词有448个。[65]春秋战国时期，词汇复音化趋势越来越强，余颖统计战国楚简中的复音词有2991个。[66]可见复音词是先秦出土文献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考察字词关系只论单音词，不及复音词，非但整理不全面，也难说我们已经在理论层面将字与词彻底区分开了。
（二）词的界定问题还有较大讨论空间
词的界定，即什么是词，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大概由于纠葛颇多，现有字词关系考察研究中极少对此有深透论述。在此有必要强调，古汉语中的词是词汇词，而非语法词。黄廖本《现代汉语》对词的定义是：“词是句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67]那么汉语中诸多不能单独成句的单位都不算词吗？吕叔湘说过：“咱们不能忘了，词这个东西，不光是语法单位，也是词汇单位。二者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因为所用的标准不同。袖珍，英汉，大型，彩色，同步，稳相，多弹头，这些都可以算是词汇词。”[68]由此看来，能否单独成句只是语法词的判断标准；就古汉语而言，要优先考虑的是词汇词。
对于出土文献字词关系研究者来说，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同一个汉字表示多种意义，如何确定是几个词，还是一个词的多个义项？针对这一问题，目前的处理方法大致有三种：㈠部分研究者沿用裘锡圭“{}”标词法，但只有“{}”而无其他标记，忽略了一形多词的区分。如《北大汉简用字研究》提到：“{爾}有两种词义。一是表示第二人称，一是表示语气。” [69]这就将原本不同的两个词，即第二人称代词{爾}和语气词{爾}，误认为是一个词的两个义项。㈡也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了一形多词，便尝试在形式上加以区分，常以在语词右下角标注数字或词义的方式来区分同形异词，如《清华简与晋系文献字词关系对比研究》举例时标明：“{長1}—'長短’之{長}。”[70]㈢还有部分学者为了免于上述困扰，不言“词”而谈“音义”，典型的例子是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这虽避免了界定“词”的麻烦，却又面临着界定“音义”的困境。
还有几个问题也应当明确：音义相同，仅词类不同，是否为一个词？一个词语音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派生出新词？字形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产生新词？针对这些疑问，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参考。他认为，判断是否为一个词的主要依据是音义。音义相同，仅词性不同，没有必要区分为两个词。如“面山而居”“问其名居”的“居”，一属名词，一属动词，看作一个词是合理的。与“一词多义”相应，这种情况属于“一词多类”。至于音变形变是否派生出了新词，要看词义有没有大变化，若音变只是为了表示语法功能差异，则不必看作新词，字形改变后音义均未变，亦不必看作新词。[71]
（三）缺少动因探讨
李运富在《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之检讨》一文中提到：“现有字词关系研究大多出于静态分析，属于对字词本身自然属性和客观现象的描写，很少从使用者的角度研究使用背景和使用心理，很少分析不同用字造成的不同表达效果，很少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用字现象。实际上用字的不同和字词关系的变化体现了用字者对汉字的选择和对字词关系的调整，很多时候带有主观意图。”[72]目前所见研究著作中，谈到“一字多词”“一词多字”等现象的成因，多云“假借（或通假）”“同源孳乳与分化”“同形”“异体”“讹混”等，已渐成定式，从主观意图、具体语境等角度出发探讨字词关系变化动因者为数不多。何余华《汉语历时用字演变动因刍议——以常用量词为例》[73]从“词语音义对用字变化的影响”“汉字职用的系统性对用字变化的影响”“汉字书写习惯对用字变化的影响”“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用字变化的影响”四个方面探究汉语历时用字变化的内在、外在动因，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我们不应止步于此，还应从用字者心理等方面入手，分析造成字词系统不断调整变化的原因。
综上，过去的字词关系研究未能将复音词纳入视野，对“词”的内涵外延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对造成字词关系变化调整的内外因素也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弥补和加强的。
脚注
[62]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63] 严宝刚：《甲骨文词汇中的复音词》，《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64] 杨怀源：《西周金文词汇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70页。
[65] 朱刚焄《西周铜器铭文复音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第3页。
[66] 余颖：《楚简文献的复音词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67]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68]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21-22页。
[69] 王斯泓：《北大汉简用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第153页。
[70] 王永昌:《清华简文字与晋系文字对比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8年，第75页。
[71]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46页。
[72] 李运富：《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之检讨》，《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73] 何余华：《汉语历时用字演变动因刍议——以常用量词为例》，《理论月刊》，2016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3]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5]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6]李运富: 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16 年。
[7]李运富:“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8]李运富：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之检讨[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9]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J]，《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1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11]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2]王宁:《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1994 年。
[13]张鸿魁：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J]，《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
[14]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J]，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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