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渡：《巴渝古今随笔》系列26 认祖归宗的心灵之路（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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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全美术作品：百年相依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26

认祖归宗的心灵之路（上篇）

作者：野渡

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不仅指其包含了现存的“五十六个民族”，就只说“汉族”，也同样是由多个民族融汇而成的。

按照史学界的普遍认识，汉族起源于上古时候黄河流域的华夏诸族，史书文献所载的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颛顼（黑帝）、神农氏(炎帝)、轩辕氏 (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便都是中原华夏族群中的一些著名首领。黄帝统一华夏各部族建立起一个部落联盟来，就成为了最早的“中国”本部，“中国”(即中原地区)四周大大小小的部族，则统统被视为“夷人蛮族”，谓之东夷、西戎（或羌）、南蛮（或越）、北狄（或胡）。整个先秦时期，中原华夏部族与周边蛮夷部族都一直在缓慢地碰撞、渗透、磨合，秦帝国建立前后才加快了融合的步伐，至汉代初步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名曰“汉人”。

当然咯，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行为并非始自汉代，也并未止步于汉代，而是一直持续、深入地进行着，这就是后来外国人不仅将中国人称作汉人，也称华人、秦人、唐人乃至“桃花石”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煌煌中国史就是一段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的历程。

巴渝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融合，亦与上述缘由相同。先秦时，巴渝及西南地区的族群都处于“南蛮”地带之内，也就是那个时候南方“少数民族”里的一支。南蛮内部系统甚为芜杂，囊括了巴郡南郡蛮、板楯蛮、乌蛮、賨人、濮人、僰人、僚人、寅人等等，其主体则皆属“巴族”范畴。西南巴族（及蜀族）与中原华夏族大规模、深度的交汇融合，也主要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与中国大一统的步伐是同步的。这个问题前面的文章已从诸多方面作过解读，但我还想再从宗教的角度谈一谈，因为宗教认同乃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核心内容、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再聚焦宗教文化，其主导内容又是死亡文化，故本文又主要从这一角度来透视两种文化的交融。

不管东方西方，自原始先民产生灵魂观念、鬼神观念伊始，宗教信仰便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皈依地，死亡文化亦成为了一种神圣的理念。人类既认可了灵肉二元观念，肉体死亡就不再是终点，而是灵魂的另一起点，也便随之产生了“亡灵世界”。按照中国传统阴阳理论的说法，活人生活的地方称“阳间”，亡灵存在的地方称“阴间”。虚拟的亡灵世界也参照现实世界的模样分了等级，就如同但丁《神曲》所创想的地狱、净界、天堂那样。只不过，由不同观念幻化的亡灵世界又是不尽相同的，道教有仙界，佛教有净土，基督教有天堂，诚所谓“中国人梦见的是中国鬼，外国人梦见的是外国鬼”。宗教信仰、死亡文化之于人类，其哲学意义非同寻常：柏拉图认为“哲学是死亡的训练”；海德格尔解读为“向死而生”；儒家典籍《礼记》谓之“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拿哈姆雷特的话来说，则叫作“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我想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文化观念不仅是各民族生存的强大意念依托，也是各民族精神凝聚的巨大动力源之一。在古代中国，就连崇尚实证精神的儒学也并不简单化地否定巫鬼，而是通过“尽人事、听天命”的理念和“祀与戎”的礼制、手段，形成伦理、政治、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形态，用以稳固维系一个文化共同体。

在历史演绎进程中，人类还逐渐将精神皈依地的观念诉诸于物化形态，于是生者便有了祠堂、寺庙、教堂，死者便有了墓穴。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死亡尤具仪式感和宗教感，由是特别衍生出了一个一众亡灵的同归之所——用民俗艺术手段打造的“鬼城”，以借助灵魂概念的演绎，将国人对死亡恐惧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对永生的寄托与渴望。另外，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死亡被进而赋予了别样的文化意义和形而上的哲学传统，于是众多佛陀、菩萨、罗汉汇集一堂的佛刻艺术“石窟”，便又成为了中国人另一种形式的精神皈依地。

作为人类“灵魂居所”的两种物化形态，“鬼城”与“佛都”若同时并存于一座城市里，肯定属于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而重庆，就恰恰同时拥有这么两处灵魂居所——名闻海内外的丰都鬼城和大足石窟。重庆的丰都鬼城与山东的泰安鬼城并称中国两大鬼城，民俗艺术成就声名卓著；大足石窟亦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齐名，其形成时间虽比三者要晚一些，但却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一枝独秀的代表。尤为耐人寻味的地方还在于，巴渝本僻居西南一隅，远离中原文化繁盛之地，却偏偏留下了这么两宗独特的文化遗存。我即由此触动了灵机，何不借由这两处天下华人灵魂居所的述析，来描摹巴渝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演绎轨迹，窥探巴渝族群认祖归宗的心灵之路，或许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二

中国一东一西两大鬼城，泰安鬼城无疑更具中原文化的原初内涵。不妨将其信手拈来，与丰都鬼城作一点比较性分析，或许会更加有利于理解“巴渝”融入中华大家庭的深层意义。

泰安城座落于山东泰山脚下，和座落于三峡腹心区的丰都城一样，也是依山修建、山城一体的城市。两座城市的“鬼城”也构建在各自境内的一座山上，泰安鬼城建在蒿里山上，丰都鬼城建在名山上。只是囿于当地的地理结构及民俗文化的濡染，泰安的城市格局显得更为特别一些，创设为“三重空间”：泰安城区属“人间闹市”，泰山余脉蒿里山属“阴曹地府”，高高的泰山顶则理所当然被视为了“天堂仙境”。

中国的“鬼城”之所以较早形成于泰安这个地方，推敲起来应是由这样一些深刻的文化原因所致。

泰安城落脚之处，乃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齐鲁之乡”、中华文化主脉的发祥地，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囊括之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各家学说皆发端于此，故此处较早形成系统的鬼文化亦实不为怪。

泰安城所倚凭的泰山号称“五岳独尊”，其于鬼文化的孕育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中国早期的“阴间冥府”观念由山川崇拜变异而来，三山五岳、天下山林皆被视为亡魂攸归之处，如老子《道经》所谓“五岳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属”；但是，泰山通达天地、联系人鬼的功能却是至高无上的，其他山林无可比拟。自远古传说始，泰山便蒙上了一层尊崇而神秘的色彩。古老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泰山矗立于东方，泰山神祇掌管着阴阳交替、万物发育；而且这里既是神仙的居所，又是幽灵的栖地。到东汉“泰山治鬼说”成熟以后，此处的神鬼之风益盛。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描述云：“太山，天帝孙，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及至魏晋南北朝，有关泰山“归魂”、“招魂”的史籍记载与民间传说就更称俯拾皆是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西晋陆机《泰山吟》描述：“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梁甫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幽途延万鬼，神房集百灵……”干宝的《搜神记》也讲了许多泰山神主管天下亡魂的故事，如《胡母班》、《蒋济亡儿》、《贾文和》等篇章。

泰山又是古代帝王封禅的主要地点，这也大大浓郁了泰山一带的神鬼文化氛围。传说泰山的封禅仪式早在“三皇五帝”时便已出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曾引《管子·封禅篇》以证此说：“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沿袭至秦以降，封禅更是成为了帝王们的旷世盛典，从秦至北宋初的一千余年间，历史确凿记载的就有六位皇帝十次前往泰山封禅，依次为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

关于“封禅”这一概念，《史记·封禅书》里是这样解释的：“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作了进一步的释义：封者，乃登泰山顶筑圆坛以报天之功也；禅者，继下蒿里山筑方坛以报地之功也。这里提到的“蒿里山”是依傍于泰山前的一座小山，大约在秦汉时候它就已经因为“降禅”而颇为出名，即如《汉书》中便多有汉武帝“亲禅高里”、“太元初年，檀高里”之类记载。正是鉴于“禅地”这个概念，这座原本被帝王选作“祭奠土地”地点的“蒿里山”，逐渐演化成了阴曹地府之所在。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谓：“后世言神言鬼，皆言之泰山……此封禅之所自起也。”“蒿里”一词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唐代颜师古注曰：“死人之里谓之蒿里，字则‘高’为蓬蒿之‘蒿’。”民间亦逐渐流传开了“魂归蒿里”、“上有西安，下有泰安”之类说法。

作为民俗艺术载体呈现出来的泰安“鬼城”，其最终的成形恐怕还应归结于道教的兴起与佛教的传入。在中国人早期的鬼神观念中，执掌幽冥之事的大神叫作“东岳大帝”（或称“泰山府君”），东汉道教兴起以后，“冥王”的定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道教构建起了诸如“三清六御”、“三清三师三帝”之类的完整神仙体系：所谓“三清”，指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所谓“六御”，指统御万天的玉皇大帝、统御万神的勾陈大帝、统御万星的紫徽大帝、统御万类的青华大帝、统御万灵的长生大帝、统御万地的后土皇地祇。六御中的那个“青华大帝”又称作“太乙救苦天尊”，他一而十化身为“十方救苦天尊”，各自统辖一方（兼管各方的地府），由是造就出了新的“冥王”形象。待汉魏南北朝佛教渐入，中国人逐渐认同了“地狱”与“轮回”的观念，中国本土的道教与外来佛教交汇融合，“十方救苦天尊”再次摇身一变化作了“十殿阎王”。泰安鬼城的形态便是融汇道教、佛教（还有儒教）教义而生的，你仅看看蒿里山上的庙坛、建筑如森罗殿、唐禅坛、文峰塔、对岱亭、归仙洞、宋社首坛、赵相公庙等，三教杂糅，五花八门，便可略见一斑。

据史料记载看，蒿里山的冥府地位至迟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确立下来，“自唐至宋”更是“香火不绝”（元徐世隆《修蒿里山神祠记》），但是以民俗艺术形态呈现的“泰安鬼城”，却很可能是北宋中期以后才形成的。至少有两个明显的迹象印证这一推测：其一、佛道合体的“十殿阎王”之说始于唐末；其二、宋真宗是最后一位去泰山封禅的皇帝，足见北宋前期蒿里山还仍然是供帝王“降禅”的专属之地，而非亡灵聚居的“鬼城”。

三

丰都鬼城的源起可能要比泰安鬼城稍晚一些，古代的巴渝因地处中国西南僻壤蛮乡，在华夏文化系统中也呈现为一种边缘化状态，但是，丰都鬼城的历史表现却并未因此而逊色，反而后来居上，无论在民俗文化意义上还是世俗观念的认可度上都远高于泰安鬼城，成为了中华鬼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这是颇为耐人玩味的事儿。

溯源丰都鬼城，应该有两个源头：其根植于中原华夏文化，特别是深受道教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丰都鬼文化中又掺入了巴族巫鬼文化因子，也十分的显明。

“丰都”这个地名经过多次历史变化才确立下来。东周时，丰都这地方曾充作“巴子别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巴国的“陪都”。据一种学术观点，丰都于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始设县，初时取名为“平都县”，境内的山也称作“平都山”；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采用平都山下豐民州的“豐”字改名为“豐都县”；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才由朱元璋下诏，将“豐都县”改为了“酆都县”。（“豐”与“酆”简体字都写作了“丰”）

以平都山（今丰都名山）为载体的“丰都鬼城”民俗文化，也是历经了两次嬗变才形成的。

平都山的第一次内涵变化，是由普通的山林变为了道家的“福地”。道教从东汉发展到两晋，构想出一个“洞天福地”的陆上仙境来，或曰“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大约其时的修道之人觉得平都山“石径萦纡，林木幽秀，梵宇层出”，乃“紫府真仙之居”（《丰都县志》），于是便将它也划入了洞天福地之中。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便将平都山明确归在了“福地”第四十五位。

平都山再次转身嬗变，由“仙家福地”一变而为“地狱鬼城”，我认为是由三个因素综合着力所致。

其一，道教三代天师都与丰都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丰都鬼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代天师张道陵虽出生于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却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出任过巴郡江州（今重庆市）县令，和巴蜀的渊源颇深。长期以来人们有个误解，认为道教直接源出于道家，其实，道教虽然借用黄老思想作为核心理念，但它的直接源头却实在应该溯及上古的巴蜀巫术。道教不仅忠实地承袭了巫术中的天神、地祇、人鬼崇拜观念，将伏羲、女娲为首的神灵体系托盘纳入了道教神灵系统，而且还在实践基础上承继了一整套巫觋斋醮仪式、符箓术、祈禳术等。就拿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这件具有根本性质的事儿来说，他虽在临近东汉首都洛阳的邙山、嵩山修行多年，却也只有置身巫风炽盛的巴蜀大地才得以拥有了开宗立派的社会基础。这即是道教被世人称作“鬼道”、“鬼教”的缘故。

第二代天师张衡，后世信徒更直接将其奉为了“鬼帝”。道教神仙体系中有一个“五方鬼帝”的设置，据东晋葛洪《元始上真众仙记》称：中央鬼帝治抱犊山，东方鬼帝治桃止山，南方鬼帝治罗浮山，西方鬼帝治幡冢山，北方鬼帝治罗酆山，而北方鬼帝之一的名头就给了张衡。北阴酆都大帝的冠冕既戴在了张衡的头上，那个神奇的阴曹地府“罗酆山”，也就被道教核心地带的丰都民众当仁不让地认定就是“平都山”了。

第三代天师张鲁，则在丰都设立了道教“平都治”，使丰都成为了道教的一个重要传教中心。第二代天师张衡身后之所以能荣升一方鬼帝，想来也定与他这个儿子张鲁大有干系。

其二，丰都城地处上古巴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巫傩文化对于“鬼城”的形成无疑也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

巴人形成鬼神的观念非常古老。第一代鬼帝叫作土伯，屈原的《招魂》诗里就写到了他，模样挺可怕：身体九曲扭折，头上长着尖角，脊背肥厚，拇指沾血，追起人来飞奔如梭。《招魂》篇里还涉及到了土伯居住的地方，叫作幽都：“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这个“幽都”或许就是巴人观念中最早的“鬼城”。只是幽都究竟其位居何处，却不甚了了。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坠形篇》称“古之幽都在雁门以北”，也即是说在北方，那肯定不是如今的丰都所在。不过，后世却普遍认可酆都就是“鬼伯所居”幽都的说法。如南宋洪迈《夷坚志》云：“忠州酆都县有酆都观，其山曰盘龙山，即道家所称北极地狱之所。”清代方象瑛《使蜀日记》亦称：“酆都县城倚平都山……素以‘鬼国都城’闻名。”

巫傩文化的掺入，使丰都鬼城呈现出一种与泰安鬼城迥然不同的意象：泰安鬼城因濡染泰山气象，萦绕着一派氤氲的道家仙气；而丰都鬼城则鬼怪云集、刑具满布，营造出一个狰狞凄厉的阴森环境。

其三，民间广泛流传的阴、王成仙说，则可视为丰都鬼城在世俗层面上的催化剂。两个汉代方士在平都山修炼成仙的故事，许多古籍上都有记载，如东汉刘向的《列仙传》、东晋葛洪的《元始上真众仙记》等。南宋范成大的《吴船录》就记述道：“忠州酆都县，去县三里有平都山。碑牒所传，西汉王方平、后汉阴长生皆在此得道仙去……”道书既如此解说，坊间也以讹传讹，“鬼王”、“鬼城”即由此而促成——“阴王阴王，阴间之王”嘛。民国版《丰都县志》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沿及宋季，道书误将阴王连读，遂为地狱之说，谓阴司在酆……于是皆信酆都为鬼国。”

当然，宋元以降话本文学盛传鬼怪故事，以及汉晋以来佛经故事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显然助推了丰都鬼城的形成。

历经七八百年积淀逐步形成的丰都名山上的“鬼城”，格局之完整堪称世上无双。景区主要由“一祠五殿”（哼哈祠加报恩殿、大雄宝殿、玉皇殿、百子殿、天子殿）构成，其间再穿插布置了若干“地狱”景点，如鬼门关、黄泉路、奈何桥、血河、望乡台等。特别是位于名山顶端的庞大古建筑群“天子殿”，其中不但汇聚了阴天子、华光大帝、阴王二仙、六值功曹、四大判官、十大阴帅、执法诸王、无常鬼、鸡脚鬼、鹰将、蛇将等诸多神鬼的塑像，而且“十八层地狱”里还塑造着拔舌、挖心、火烙、锯解、磨推、碓舂、车裂、下油锅、寒水、刀山、补经、转轮等一系列行刑组象，由此营造出一个森严的阴曹地府。

丰都的鬼城文化，是集佛、道、儒为一体的民俗文化，处处体现着三教合一的色彩。报恩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丰都鬼城的报恩殿其实就是别处的地藏殿，只是与别处不同的是，莲台上端坐的是地藏王菩萨和目犍连尊者的合体形象。传说目连还是凡人之时，为了拯救被打入地狱成为饿鬼的母亲，特别在七月十五日这天开设盂兰盆会供奉诸神，最终感动了诸神，由是报了哺育之恩。有意思的是，这个“农历七月十五”既是佛教的孟兰盆节，又是道教的中元鬼节；同时，这个“目连救母”的故事也宣扬了儒家的孝道、惩恶扬善等理念。十八层地狱里的造像更有趣，其所呈现的“刘全献瓜”、“杀狗警妻”、“活捉王魁”等民俗故事，竟然直接取材于川剧折子戏。

丰都鬼城的形成时间也有蛛丝蚂迹可寻。根据其佛道儒兼容的内容、宋元以降民俗文学的影响以及上文述及的丰都地名变易等情况推测，作为民俗文化载体呈现的名山上的“鬼城”，形成于南宋末或明代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四

自丰都西行290公里，就到了大足石刻之乡。与“鬼城”的阴森氛围迥然相异，除了“地狱变相”等少数造像，这里呈现出一派法象庄严的禅修气象。从本质上说，人们前往丰都或者大足无疑都是去经历一次灵魂洗礼，不过我以为，前者更侧重警罪祈福，后者更侧重洗心悟道。二者的成因也似有不同，丰都鬼城像是由中原文化主动渐入化外之地而促成，而大足石窟则更像是中国社会重心南移所导致的一种客观结果。

西晋末“五胡乱华”和唐后期“安史之乱”两次社会大骚动，给中国北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致使大规模北民南迁（史称“衣冠南渡”），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随之逐渐转移到了南方，大足石刻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相较于北方社会动荡，中原战乱丛生，晚唐的巴蜀地区颇似一个乱离年间的世外桃源；大足这地方就更加典型了，既居于“巴”与“蜀”的边际，自古为兵家无暇顾及之地，却又恰当四川盆地之堂奥，水肥土美。为免兵燹灾祸之虞以保安宁之境，此地的官民朝野便在祈神求佛庇佑的心理驱使下，联袂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宗教摩崖造像运动。此番运动始于初唐，兴于晚唐，盛于两宋，续及明清，前后绵延了1200余年；即以晚唐景福元年(892年)昌州刺史韦君靖于大足城北龙岗山(今北山)崖壁打下“毗沙门天王龛”第一锤、拉开大规模造像运动序幕计，也已历经800余年。

大足石刻规模宏大，分布范围广泛，不仅限于大足境内，还覆盖了毗邻的璧山、潼南、铜梁等区域，迄今公布为国家、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就有七十三处，包含造像五万余尊，碑文、颂偈、题记十万余字。其中北山（包括北塔）、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五处石窟最具代表性，俗称“五山石刻”。大足石窟属于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与早、中期的敦煌、云冈、龙门石窟一起，共同构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它代表了公元九至十三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从一定意义说，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产物的大足石刻，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和结果的一次艺术化的集中投射，也是巴蜀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过程和结果的一次集中的艺术投射。即便浮光掠影地观照，仅对其中国化、世俗化这两个突出的艺术特色作一些零星的点评，也足以清晰而生动地窥见这种文化融合的履迹。

佛教自东汉末叶由印度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本土的道教、儒教，逐步构建起了中古时期一种新型的宗教文化形态，至唐宋两代达到成熟阶段。石窟艺术伴随着印度佛教传入而传入，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本土化的演绎过程，而大足石窟就是这次演绎的终极成果。

早期的云岗石窟，其佛陀、菩萨造像大多身躯挺拔，高鼻深目，充满了“外来和尚”的味道，诚如唐代道宣大师所云：“造像梵相……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佛陀们身上或披或袒的袈裟也显得颇为异类，衣纹厚重，类似于毛纺织品，明显带有中亚山地牧区国家的衣饰特征。待到中期的龙门石窟，造像的形体与衣着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个身材修长，两肩收窄，秀骨清像，且褒衣博带，衣袂飘飘。就连佛教护法神那罗延也与中国神话人物混同起来，摇身一变化作了四大天王、四大金刚。晚期的大足石窟则更是全方位地渗透了中国元素，完全中国化了。大足石窟建立在“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上：不只是简单的佛陀容貌中国化，而是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道、儒造像，并且让五花八门的“中国像”一股脑儿涌入了石窟之中，包括孔子、老子、道教教宗、天公地母、山神水怪乃至俗世三教九流的造像等；不仅阐释佛家洗涤灵魂、两世因果的解脱观念，也阐释道家炼道修仙以求长生的超脱观念，同时还宣传儒家的忠孝仁义、劝善惩恶等重现世修为的思想。

大足石窟群里的佛、道、儒三教造像，堪称水乳交融。石篆山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造像区，孔子、老子与佛陀的造像在这里和谐并立，这在石窟艺术中是极为罕见的。孔子龛的正壁上刻着孔子的坐像，两侧壁上刻着他的十大弟子。老君龛的正中刻着老子的坐像，左右各立着七尊真人、法师的造像。还不止于此，三教的思想、理念也在石窟内有机冶于一炉。如宝顶山大佛湾北岩西端的“地狱变相”，将佛经教义与中国世俗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娓娓阐释心善即入天堂、心恶即入地狱的人生道理，其既是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教，也体现着儒教劝善惩恶的道德旨趣。

讲述佛经故事的时候，还将中国的社会生活场景也生动地编织进了其中。始刻于南宋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就很具代表性。宝顶山石窟塑造了数以万计的宋代人物，涵盖了文官、武将、胥吏、狱卒、僧侣、乡绅、平民、囚徒、乞丐等各种角色，几乎遍及了宋代社会各阶层；透过这些造像五花八门的服饰举止、民俗礼仪，活脱脱呈现出一幅宋代社会世态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画《清明上河图》。北山“心神车窟”左壁上的造像也够吸眼球，位于正中的玉观音就不说了，只说其两侧的男女侍者，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俨然就是汉族人所习见乐见的一对才子佳人，漾溢着地道的中国气派。

中国文化的诸多内容也都纳入了大足石刻的范畴。中国人的图腾“龙”的形象就出现得不少，如南山的“龙洞”、宝顶山的“九龙浴太子”等。此外还有碑文、颂偈、题记等各类文化载体。在北山摩崖造像中，现存的碑碣就还能见到七通：刻于公元895年的“韦君靖碑”，具有补充唐史的重要价值；二十二章“古文孝经碑”史学价值亦甚高，史家誉其为“寰宇间仅此一刻”；刻于公元1163-1189年间的“赵懿简公神道碑”，系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京所书，实属中国书法艺术之珍品。

下面再简单说说世俗化特色。大足石刻对宗教艺术的“俗”改造，自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世俗社会，使下层民众更易接受其教义；但换一视角看，这也同样折射出了唐宋以降因宗教大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中华文化新形态。其俗化改造主要呈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将天国的神圣与俗世的卑微作尖锐对照，以启禅心；二是改变神佛高高在上的形象，与凡人混同起来，使其更“接地气”。

宝顶山大佛湾南崖的“六道轮回”就是一个生动例证。这是一个承载三界六道生死运转的车轮造像，人、畜、鬼皆附着于其上，用以阐明俗世众生皆须因果轮回之禅理。其造象颇为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俗趣甚浓，一下子便拉近了世人与禅理的距离，人们由是又另外赋予了它一个俗称，叫作“六趣生死轮”。“地狱变相”则由人间社会的酷刑生发联想，凿刻出一个阴森恐怖的十八层地狱来，情状触目惊心，令人惨不忍睹。而“父母恩重经变相”干脆脱离开神佛，立足于儒家的孝道劝诫，用一连串造像反映生儿育女的人生过程：怀孕、临产、哺乳、成人、婚嫁、离别……虽无一字说明，却将俗世生活刻画得十分细腻而生动，令人有如观赏一幅幅的通俗连环画，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寓教于乐”。

大足石窟里有很多观音造像，世俗韵味儿尤其浓。观音原型本是印度婆罗门教信奉的双马童神，属男性，传入中国后受“慈母严父”观念的影响，逐渐由男身转化为女身。许多观音造像纯粹就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仕女形象。例如北山佛湾里的“十三观音变相”，头戴宝冠，项戴珠串，身着长裙，袒露右臂，左手撑台，右手扶膝，左腿横置，右腿曲膝：虽坐姿随意，却不掩仪容之秀丽、恬静；虽满透着人间烟火味儿，却又不失端庄、典雅之美。同在佛湾的“数珠手观音”，就更属难得的精品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媚态观音”。

反映民间生活、寻常百姓的造像，在大足石刻里随处可见，例如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养鸡女、田园诗般的牧牛图、误将母亲视作妻子调戏的醉汉，以及北山“心神车窟”石栏杆上雕刻的几十个嬉戏翻滚的儿童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以及上述石刻造像就如同一幅幅生动的浮世绘一样，都折射着中古时期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情貌。

当然，大足石刻自然也打上了巴蜀文化的印痕。仅略举二例：比方说石窟造像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特别是连三教九流的社会状貌都纳入了，其实质就是受到了巴蜀移民文化的浸淫；还有石窟艺术表现的“俗”，其实这就是巴蜀民间艺术的基本色调之一。这两点，在别处石窟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大足石刻更多的是折射出了巴蜀文化和中华大文化的融合状态。只须透过东汉时期单调的崖墓佛像到唐宋时期丰富多姿的大足石刻的演变对照，即可从一个角度察知，历经漫长的认祖归宗心灵之路，上古巴人（蜀人）已经寻找到了中华民族对于生命认识与渴望的共同表达方式，已经寻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安栖之地。

五

爱族群是动物与生俱来的基因美德，爱家乡、爱乡亲更是人类才拥有的独特情感。中国人故土情结尤重，尤其要讲究个“落叶归根”。这跟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有关。原始宗教本来很泛，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湖海、动物植物直至生殖器官，无不可以化作部落图腾，无不可以升华为神鬼。之后，西方许多民族逐渐转入了一神崇拜，中国却仍长期呈现为多元信仰格局，七行八业、三教九流皆各有各的神祇，就连煮食的“灶”也被封了个“灶神爷”。但是，在这种看似杂乱的泛神现象背后，却存在着一条实质性的信仰主脉，就是祖先崇拜。中国自西周宗法制确立以后，宗教信仰就逐渐由人文崇拜替代了自然崇拜，由神灵崇拜变为了祖先崇拜，许多神祇其实都是逝去祖先的神格化。以此之故，别人称“国家”，中国人则要叫“祖国”。——祖国者，祖上的故土也！

关于祖先崇拜的是非优劣并非本文的评点范围，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祖先崇拜肯定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鬼神佛仙有时或者也可以骂一下，但是你再不痛快祖宗也是万万骂不得的；若有人竟敢进一步去“刨祖坟”，那就更会遭至千夫所指了。人们不是老爱说要时常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的确如是，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根”，那就会变成天地间无处安放的游荡灵魂。我之漫谈巴人“灵魂居所”乃至漫谈巴渝古今，这也是动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