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妙招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什么样的？历史总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苏联在建国十五年之后也遇到了大饥荒，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施新经济政策，随后开展了农业集体化改造，1931年，苏联粮食作物出现减产，1932年初，在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开始出现饥荒，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饥荒发生在苏联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5000万人处于饥饿之中，大约饿死600至800万人。这一阶段苏联国内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富农对社会主义的仇视上。

从满洲里到新疆的塔城，抗日义勇军将要穿越的地域就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中国驻满洲里的外交代表先期与苏联边防军联系，苏联拒绝中国义勇军进入苏联国境。

拒绝中国军队进入至少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国东北军在1929年的时候因为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苏联边防军打过一仗，苏炳文当时任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也就是说他的部队曾参战，因为中东路事件，苏联与中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第二个因素是苏联才从农业大国完成向工业大国的转型，又遇饥荒。加之苏联与日本关系紧张。美、英等帝国全方位的遏制苏联的发展。而日本也曾参加了反对苏联的“十四国远征”，试图扼杀苏维埃政权。苏联并不想在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中国人来添乱，造成苏日关系的破裂。

有一种手段叫制衡。制衡的行为在国家层面称为外交，在政客之间称为共识，在生意场称为共赢，在中国民间则被称为耍赖。其实作法很简单，你不让我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破坏你的利益。

如潮水般拥向满洲里车站的不只是军人还有商人、家眷、难民，苏联并没有派出重兵防守口岸。这说明苏联也不想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毕竟斯大林元帅还要向全世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于是，张大同将军代表苏炳文再次约见苏联外交人员，并要求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加伦将军通话。

张大同将军、加伦将军在我们的历史中似乎已被忘却。

张大同，东北滨江县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红军大学，1923年8月，蒋介石访苏时，就是由张大同担任翻译。他与加伦将军有很好的私交。

第一次通话，张大同告诉加伦将军，如果不同意义勇军进入苏联避难，那么义勇军会集中所有的炸药炸毁安岭隧道。

安岭隧道有两座，一大一小，始建与1900年，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中国境内重要隘口，大隧道长3077米，小隧道长71米，这两个隧道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中开凿，双轨单线通车，用标准的中式官样文字可以这样表述：“大兴安岭隧道凝聚了中国、俄国、意大利工匠的辛勤劳作和智慧”，隧道修了3年时间，隧道的拱形结构全由石块砌成。铁路修建时，在中俄铁路交汇处俄国人修有一个火车转盘，只有接轨的火车开到，俄国站长才会打开转盘接口，火车才能进入俄国境内。

穷途末路的义勇军只有这一个条件可以和苏联人谈了，实际上这根本吓不倒苏联人，苏联如果担心义勇军炸铁路，马上可以出兵中国，但这隧道还是成为了那根救命的稻草。苏共中央同意了中国义勇军进入苏联国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加伦将军的极力争取。二是放中国人入境符合斯大林扶助“弱小民族”的国家政策。

苏联的条件是，进入苏联境内，必须按国际公约规定解除武装。

1932年12月4日，第一批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苏炳文部共4090人，义勇军的入境促成了另一件事，12月12日，中苏复交。

当然，中苏中东路事件断交后，再一次复交是由很多因素在起作用，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录：“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倭患的问题，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苏重新建交，对退入苏联的义勇军生活保障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

我们应该感恩，当日本政府提了引渡苏炳文、张殿九假道 苏联抗日义勇军等义勇军将领时，斯大林摇摇头说：不！我们有责任保护中国人。

整个苏联也处于饥饿之中，甚至很多地方出现饥民捕捉老鼠充饥，那么突然涌入苏联的2万多中国义勇军用什么来保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