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家精要】杨兆民:针灸取穴“五辨”和进针“八法”

专家简介

杨兆民:1928年生于江苏太仓,43年从师学习中医各科,48年悬壶开业,55年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56年毕业留校从事针灸教学、临床、科研工作。杨兆民教授从事针灸教学、科研、临床工作数十载,治学谨严,勤求古训,博采众论,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源,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颇有深刻的见地。擅长中医针灸,提出了针灸“五辨”和“八法”,主编多部针灸学教材,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1997年1月被选为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兆民教授从事针灸教学、科研、临床工作数十载,治学谨严,勤求古训,博采众论,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源,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颇有深刻的见地。现举其要者介绍于下。
一、辨证取穴,倡导“五辨”“八法”
杨老认为,针灸之道,融理、法、方、穴、术于一体,为治之于外,调之于内的特殊方法。中医治病,贵在辨证,临诊详审病因病机,方能立法处方论治。针道亦然,必须重视辨证取穴,审证施法,活法随变。其辨证之内容,重在“五辨”:一辨病位之所在---表里、气血、经络、脏腑;二辨病机之所属---寒热、虚实、阴阳、动静;三辨病势之所现---正邪、盛衰、标本、缓急;四辨病因之所由---外感、内伤、六淫、七情;五辨病程之所时一长短、久暂、新恙、复病。综合“五辨”,明确证候,立法处方,或补或泻,则能有的放矢,获效迅捷。
在“五辨”的基础上,杨老又遵循《内经》有关针治论述,参考近代习用之远道取穴、局部取穴、对症取穴的一般规律,根据病症之虚实、新久、动静、缓急,结合个人临证体会,总结出了“虚则补上”、“实则泻下”、“新则取末”、“久则取本”、“动则求远”、“静则求近”、“急则用根”、“缓则用结”的辨证取穴“八法”。
“虚则补上”、“实则泻下”之法,对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之证,具有升清降浊的作用。凡属虚证以取病位上方穴为主,可收推而上之,升阳举陷,扶正补虚之效;凡属实证,可取病位之下方穴为主,能得引而下之,导气泄邪之功。
“新则取末”、“久则取本”之法具有引营行卫,起阴通阳的作用,凡属起病短暂之新恙,邪气初犯,尚未根深,元气未伤,形神无损者,取法于《内经》“荣输治外经”之意,用四关四末之五输、原络穴(四肢穴)为主,以达行气活血,疏经通络,清热解毒,宣邪开窍的治疗作用;凡属病程缠绵之久病,邪气留恋,阴阳失调,气血亏虚,形神受损者,其治宜取胸腹腰背部的俞募、门海、八会等穴(躯干穴)为主,以达调气益血,和阴合阳,补虚泻实,扶正祛邪的治疗目的。
“动则求远”、“静则求近”之法,远治是指气实、气郁、风盛、火郁等导致的脏腑暴病,善情正在发展,变化未定时,可取四肢远端的喻穴,能获镇疫熄风,行气止痛,开郁蜀痹之效;近治者,凡由气虚、血滞、寒凝、痰阻等候,邪气留恋,静而不动,沉着固涩,缠绵经久者,宜取局部穴,阿是穴治之,以求补气和血,祛寒逐湿,化痰行滞之功。
“急则用根”、“缓则用结”之法,根结喻穴具有“调阴换阳”,“从本引末”,通经调气,祛病廖疾之效。凡属急骤凶险之证,多取十二经根部的井穴,以开窍醒神,启闭泄邪;凡属病势缓慢,缠绵经久之候,则宜用十二经结部的相关腧穴,或“以痛为输”,以疏调局部气血。上述“八法”用于临床,执简驭繁,重点突出,针治安全,疗效显著。
在选穴时,杨教授还主张,处方选穴务须审慎,以切中病机为要,“少则得,多则失”,“贵在约”。反之若用穴多杂,针刺频繁,则易耗气伤血,皮肉受苦。实乃经验之谈,精辟之论。
二、进针之技,稳、准、轻、快为要
针刺手法,技术性强,必须动作规范,得其要领,手法娴熟,技术精湛,临证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进针是针刺手法中首先遇到的操作技术问题,如何使进针无痛或痛之甚微,杨教授将其施术之关键概括为“稳”、“准”、“轻”、“快”四字要诀。
,就是持针要稳。施针时术者收臂、腕、指之力集于一针,做到“手如握虎”。持针姿势要自然,针与指的角度需适中,“目无外视”,全神贯注于针具,刺入时稳健有力。
,则指刺穴要准。施针时针尖接触穴位时,不仅位置要准,而且角度更要准。刺穴准确则痛感轻微,易于得气,“中气穴,则针游于巷”,才能收到“一针中穴,其病若失”的效果。
,是指手法要轻柔。施行时病人精神紧张,害怕刺痛,所以进针的手法要求轻巧娴熟,才能达到刺入时“圆瓜不沉”、“睡猫不惊”的功夫。手法虽轻,但轻而不浮,柔中有刚,刺入顺利,痛觉轻微。
,是指下手动作要快。施针时爽快利落,一瞬即入,不能拖泥带水,欲进而不进。下手快是建立在持针稳、刺穴准、手法轻的基础上的快速进针,如“蜡蜒点水”,迅速透皮,则刺针痛感轻。进针手法的“稳”、“准”、“轻”、“快”,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操作技术,只有把握好这四要素,做到指力集中,手法熟练,才能顺利进针,使痛感轻微甚或无痛,为进针后的行针、补泻、治神、调气奠定基础。
三、手法量化,探求针术之本
针刺手法是针灸学术的重要内容,杨教授十分注重手法量化的研究。他主张在继承发扬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手法定量研究,使之逐步趋向规范化、客观化、科学化。
杨老首先从针刺与物理量的关系入手来探讨针刺的刺激量。他认为,针刺手法无论是位针、骨针、铁针、青铜针,还是金针、银针、合金针、不锈钢针等,都是一种物体对机体腧穴、经络所进行的物理性刺激,用这种刺激来治病,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物理量即刺激量,使之“得气”,才能产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等治疗效果。针刺的物理量是针刺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临床疗效的好坏,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刺激量过小则不能去病,刺激量过大则可能适得其反,正所谓“补泻无过其度”(《灵枢·五禁》)。由此可见,针刺治病主要是通过适度的刺激量的物理效应。
因此,要探讨针刺手法的本质和规律,就应从量学、力学的角度出发,使针法有一定量概念和客观依据。针刺的手法和术式,虽然流派众多,名目繁杂,但从量学和力学的角度分析归纳,杨教授以为,不外乎是提插手法、捻转手法和摇摆手法三类。这三类最基本的针刺手法,亦就是针在穴位内的不同运动形式所产生的不同量的“针力”而已。上下提插法,是在针的垂直力作用下,沿其纵轴的直线运动;左右捻转法,是在针的力偶作用下,围绕其纵轴的旋转运动;
摇摆针身法,基本上是在针的左右力作用下,垂直纵轴的横向运动。不同的指力,不同的针向,不同的针时,甚至不同的针具,针在穴位内不同的运动形式,产生不同的针力,这就是刺激量的本质;换言之,不同的针刺手法,实质上即是不同的针刺剂量。针在穴位内的运动形式(提插、捻转、摇摆等手法),所产生的不同针刺作用力(补法、泻法、平补平泻;强刺激量、中刺激量、弱刺激量等),能够引起机体不同的效应(酸、麻、胀、重、蚁行感、流水感,热、凉等针感),从而解除不同状态的病症(虚证、实证、寒证、热证等),这正是针刺之所以能治病的基本道理。
在针刺手法的定量研究中,杨教授还十分强调,必须根据患者不同的功能状态给予相应的刺激量,不能置病家于不顾,机械地规定一个补虚泻实的常规针刺量。因为不同的个体,其反应各有差异,同种针术,相同的针力,作用于不同的机体可引起不同的效应。因此针刺量的大小,当结合病人的功能状态,治疗时机及耐受性和反应性等因素,施以针对性的刺激而能获得相应的针感为前提,达到“气至而有效”的目的。
四、补泻轻重,崇尚《大成》针法
明代针灸大师杨继洲倡导的“刺有大小”的针刺手术观点,是博采众家之长,又结合了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提出,针刺手法有刺激量较小的“平补平泻”法,有刺激量较强的“大补大泻法”,杨教授认为杨继洲的“刺有大小”针法,比较符合临床实际。至于古今针家所持的“轻补重泻”、“重补轻泻”及“强刺激产生抑制(泻)的作用”、“弱刺激产生兴奋(补)的作用”等不同针法观点者,则是不同的学术流派而已。
在临床上,杨老遵循“三循杨氏针法”,对于阴阳不平,功能失调的病症,常以平补平泻刺法为主。恪守“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之义,惯用轻灵缓和之提插手法行针,使患者感到被针处舒适为度,此乃《内经》“导气同精”之法,泻实而不伤正,补虚而不留邪,对于一些阴阳盛衰明显,大实或大虚,或本虚标实之候,则施以大补大泻之法为主,用强刺激量促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而止。
在探讨针刺补泻手法与刺激量轻重的关系时,杨老认为,首先当从明确针刺补泻的概念入手。刺激量的大小、强弱、轻重,是针刺补泻手法的一种针刺量,并不代表针刺补泻手法之本身,也不是针刺的补泻作用。针刺的补泻作用,产生于患者的自身功能,而针刺则是促进患者机体功能的调节,使原来处于病理状态下的机体转化为生理状态。
因此凡能鼓舞人体正气,使低下的功能恢复旺盛的刺法即为补法;凡能疏泄病邪,使亢进的功能恢复正常的刺法则为泻法。针刺补泻确有轻重之别,但杨老反复强调补泻之法与刺激轻重不是某种简单、机械的等号关系,它们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的关系。在补虚手法中,既可重补,也可轻补;同样,在泻实手法中,既可重泻,亦能轻泻。补泻之轻重,主要取决于患者机体虚实的不同程度,以达到“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气至而有效”为最终目的。此乃针刺手法之关键所在。

▶ 注:本文摘自《当代中国著名针灸专家临证精要》,作者:杨兆民,由培医教育(tcmedu)整理,所涉及到各类药方、验方等仅供参考学习,不能作为处方,请勿盲目试用,本平台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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