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长阳曾使用“昭武”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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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氏族谱》中关于田加璋的记载（向家舟摄）
据光绪三十年（甲辰）雁门堂《天池口田氏族谱》卷八记载，田氏十一派孙田加璋，明万历四十三年生，原住天池口高岭头白木园，后迁宜都县青里〔泥〕铺，继迁长阳永水坪胡口居住，“昭武元年八月十八日酉时没，葬永水坪。”这一信息似乎表明：清代初期，长阳县曾经短暂地隶属于吴三桂的大周政权，并被勒令使用吴周第一个年号——昭武。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昭武，对社会公众而言，是一个普遍感到陌生的年号。但是提起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1673年—1681年），只要是看过《鹿鼎记》的读者都耳熟能详。据《清史稿》吴三桂本传（以下简称“本传”）记载，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始，吴三桂军队由云南出发，一路攻城掠地，占领了包括湖北西南在内的中国南方大部。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当年8月，吴三桂病死。其后，皇太孙吴世璠继位并退守云南，次年改元“洪化”，直至政权覆亡，叛乱结束。这表明，昭武这个短暂的年号，在当时吴周政权统治区内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当时的长阳县是否曾为吴军及后来的吴周政权占据呢？
现存史料表明，“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军队曾由湖南攻陷长阳，并给长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道光《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户口》言：“长邑遭张寇、吴逆之变，生齿摧残。”“张寇”，指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而“吴逆”，即是指吴三桂的叛军。不过，明末清初的长阳，实际上还经历了明末土司之乱以及农民起义（包括张献忠起义军以及“夔东十三家”）等战争，这些都是引起人口锐减的原因，但吴三桂之乱是清初“招抚残黎”之后发生的战乱，故该志进行了专门强调。其后，卷五《人物志·列女》中又记载了一件“七女投塘”的故事：“吴逆猖狂，党众窜扰马连坪，乡民李朝裕举家避于地之仙女洞。贼搜山被获，朝裕情词恳诚，贼以为孝，释之，得脱。其妻覃氏，同弟妇章氏，媳张氏、方氏、吕氏、李氏，侄媳刘氏共七人，俱骂贼不屈，恐为所污，皆投潭水以死。”这些是方志记载的情况。
县内现存的很多家谱，更是以个体的体验记录了当时百姓所经历的吴三桂之乱。民国二十年沿头溪《王氏宗谱》卷二《十一世祖观值公家传》中说：“公讳观值，配焦氏，副配吴氏，生于大清鼎革之间，家累巨万。值吴逆构祸，逃兵入蜀，沿途肆虐。国家定鼎未久，王师不及殄灭，故经年未绝。公乃弃其产业，携妻若妾逃窜于枝江之磨盘洲等处。”又有民国三十一年《向氏族谱》记载：“好志之子永邦（注：十一世），公失墓，刘母为滇王兵火烧死。妣刘氏，葬龙王冲狗儿洞。”
以上记述，无不证明了吴三桂的军队是到过长阳的。不过，这些材料并不能说明吴氏占据了长阳，并在此建立了“伪政权”，推广其年号。但是，我们从其他一些资料上，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众多史料表明：从康熙十二年至康熙十九年间，位于长江北岸的荆州府城至夷陵州城一线，曾是清军凭借天险对抗及进攻叛军的前线。早在叛军起兵之初的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以荆州咽喉地，“即日遣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驰赴镇守”。其后，以荆州城为堡垒，攻守并用，达到“阻寇毋使遽北”的目的。（本传）同时，清军的防线也由荆州西延至三峡之口的夷陵州城。“康熙十二年以长阳令擢知〔夷陵〕州事，值吴三桂谋逆，王师方进讨，征兵云集州城。远竭力供亿，毫不以累民，故驻师七载，而民不知兵。”（乾隆《东湖县志》卷十六《名宦志》）
相对应的，吴三桂的军队亦不断在长江以南发动进攻。康熙十三年，“三桂遣刘之复、王会、陶继智等屡以舟师攻彝陵，勒尔锦遣将屡击败之，未即渡江。”（本传）十四年，吴三桂亲率大军，“自常德赴松滋，驻舟师虎渡口”“扬言将渡江攻荆州，决堤以灌城，分岳州守兵据彝陵东北镇荆山”。（本传）十五年，“三桂自松滋移屯岳麓山，为长沙声援。”（本传）十七年，“上以勒尔锦顿兵荆州不进，……〔岳州〕久未下。下诏将亲征，闻三桂死，乃罢。”（本传）这些记载表明，从康熙十三年至吴三桂去世时为止，鄂西长江以南一带始终是吴三桂进攻的“大本营”，完全被其控制。甚至连位于江北的夷陵州镇荆山（镇镜山）高地，也一度被吴军占领。
当时，与长阳接壤的宜都、枝江、石门等县，都曾为吴军及其后的大周政权所控制统治。康熙十七年，“勒尔锦闻三桂死，率师自荆州渡江，三桂所部勒水师泊虎渡上游、陆师屯镇荆山，皆溃走。分兵定松滋、枝江、宜都、石门、慈利、澧州，进克常德。”（本传）“康熙十八年，滇逆荡平，大军恢复宜城，以副都统瓜茶尔领禁旅，同奋威将军王进保标兵镇守。”（康熙《宜都县志》卷六《民卫志》）通过“定松滋、枝江、宜都、石门、慈利、澧州”“恢复宜城”这些话语，可知上述当时与长阳邻近甚至接壤的州县，在“三藩之乱”特别是在康熙十七年（即昭武元年）时，为吴周“沦陷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治《枝江县志》，更是记载了枝江沦陷情形及吴周政权任命的枝江知县姓名。“李毓昌，山西文水县吏员，行都司经历。康熙十三年，吴逆陷城，伪知县郑居广治江南。毓昌治江北，征赋给饷。十八年贼退，始入城。”（同治《枝江县志》卷十一《职官志上》）长阳与宜都、枝江，地理上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当时的宜都、枝江既已沦陷，长阳又可以独善其身吗？
虽然在《清史稿》等史书中，并未见类似“陷长阳”“定长阳”的字句，但也并不能就此推断长阳未曾沦陷及被收复的情形。因为历来史书对历史事件只会记大概、大势。当时清军收复失地，从荆州一直向南攻城克地，史书中又怎么会逐州逐县一一赘述呢？而对于“伪政权”及其人员，也因其非正统性，大多不见于后来的各地官修志书，也在情理之中。不独长阳，就连确实曾为吴周属县的宜都，其旧志中也缺乏记载。我想，《枝江县志》如果不是为了描述李毓昌的事迹，也许也会只字不提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根据长阳旧志记载，自田恩远离任后，直到康熙十九年，清廷才任命周焘为其继任者。其间七年空缺期，恰好与清军驻夷陵州城七年的时间相吻合。当周焘赴任长阳之时，著名的毛奇龄先生曾作《送周长阳之任》相赠。在这首诗中，似乎也隐藏着关于那段往事的“密码”。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都乡本是大夫才，欲赴长阳作宰来。官牒下迎吴会远，县门高向蜀江开。亭留白鹤云常护，峡过黄牛水自回。此去荆门争战息，江关何处有烽台。”
诗中提到的蜀江（即长江）、〔至喜〕亭、黄牛峡、荆门山，都是当时夷陵州城周边的景物。令人疑惑的是，既然周焘是赴任长阳知县，毛奇龄先生又为何描绘这些与长阳县看似无关的景物呢？然而，“县门高向蜀江开”“此去荆门争战息”，似乎又是在告诉我们——当时的战事刚刚平定，但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周焘此行，是需要先去位于夷陵州城内的临时县衙办公啊！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之前七年时间长阳没有被清廷任命为知县了，因为可能在那些年，长阳根本不在清政府的手里，而是被吴三桂军队以及后来的吴周“伪政权”所统治了。
根据乾隆《长阳县志》记载，在“三藩之乱”在中国彻底平息的的康熙二十年，知县周焘业已在县城办公。这一年，他把长阳学宫由县城山冈迁建于来龙山下。这表明，当时的长阳已经远离了战乱，社会秩序已经安定。
民国西关外《杨氏族谱》有关记载（向家舟摄）
无独有偶。就在笔者准备搁笔之时，又在一篇名为《杨氏六世七世常变考》（民国西关外《杨氏宗谱》卷一）的文章中，发现了一段更为翔实的资料，不妨与读者分享。资料中，关于长阳曾使用吴三桂年号的记载，与《田氏族谱》如出一辙。同时明确记述，长阳曾为吴氏统治区。《杨氏宗谱》中是这样说的：
“吴王作乱，隔在彝陵大江之北。吴王盘居八载。吴王在松滋县黄龙山扎营修殿，大江之南尽为吴王所属，国号谓周，是以谓有周元年、二年之称（笔者注：本传中记载“十三年正月，三桂僣称周王元年。”）。斯时，王生确领兵督军大江之北。至十八年，吴王崩，兵散肆恶，南民毒苦。田太爷（笔者注：即曾任长阳知县、时任夷陵知州的田恩远）在彝陵触目神伤，沿河拨船，在红花套等处昼夜飞渡大江之北。田太爷升（笔者以为似应为生，意为使民再生），令民不忘。后得周太爷（笔者注：即周焘）通详题引，拨彝陵镇右营一备、一千、二把总，同引民回籍，设汛安塘，长民庶得安堵。”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无数实例表明，家谱作为一种民间史料，其记载的某些内容可以还原历史事件细节，弥补正史及方志等之不足，正日渐得到学者们的青睐。虽然，长阳究竟是否被吴三桂军队占据并被其建立“伪政权”乃至使用昭武年号，还有赖于挖掘更多史料，才能进一步确定。但是，如果家谱是依据当时存在的古碑志、家传文稿等民间文书编成的，其相关资料也应该得到妥善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池口田氏族谱》成书于清代末期，其内容绝对是要考虑封建统治者“感受”的。如果凭空杜撰，空穴来风，像“昭武”这种代表着吴三桂政权、历来为清代皇帝反感、为“正统”封建知识分子不齿的字眼，怎能堂而皇之地出现于家谱中？时任长阳知县张华燕又怎敢大胆地为田氏族谱作序言呢？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长阳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