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的前世今生，容纳了2000多年书法艺术的盛景

文·段宏刚

“碑”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碑，竖石也。特指那些竖立起来，刻有文字和图画，记录事件或功勋的石头。

“碑”诞生于秦代，最初名称叫“刻石”，汉代以后普遍称作“碑”或“石碑”。

随着形式的完善，用途的扩大，分工的明确，石碑的种类越来越多，主要有：

功德碑，用来记录帝王的丰功伟绩。

庙碑，用来记载寺庙修建的过程，或者用来崇拜仙佛。

界碑，用来标记两个地区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

墓碑，用来铭记死者姓名、年龄和生平事迹。

诗碑，专门用来篆刻著名诗人的著名诗篇。

纪念碑，用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功勋。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碑，是一座功德碑，跟秦始皇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嶧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意思是说：秦始皇出巡至东边鲁国的邹嶧山（今山东济宁峄山），看到这里风景秀美奇特，宛若仙境，就跟随行群臣商量，写一篇文章，刻在石头上，树立在山上，用以称颂秦国的功德，跟山川自然万世永存。

李斯《峄山刻石》局部

丞相李斯心领神会，当即用篆字作文一篇，秦始皇派人刻碑立于峄山上，这座石碑就是秦代著名的《峄山刻石》，碑文书体为小篆。

自秦始皇之后，刻碑记事蔚然成风，很快普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在许多重要活动里，都会树立石碑、镌刻文字用来纪念。

当然，在所有石碑种类里，唯有墓碑跟每个人的联系最为紧密，适用性最广，从秦汉诞生以来，在历史长河里从没有被淘汰，到现在已经传承2200余年。

石碑属于独立的小品建筑，虽然不大，却是集合了书法、雕刻、设计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建筑形式，更是一种承载历史文化的载体，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因此，石碑哪怕再小，在制作时，也要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审美要求上，做到尽善尽美。

一座完整的石碑，通常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或者由一块巨石整体雕刻而成，或者由三块石头雕刻，然后组合在一起。

石碑

碑首位于石碑的最上端，主要作用是用来装饰，并有效增加石碑的艺术效果，大多数会雕刻成“盘龙”的样貌，以浮雕为主。非常讲究的使用者，会雕刻成圆雕，内容常常为“双龙戏珠”、“龙凤呈祥”、“麟凤龟龙”等比较复杂，装饰性很强，寓意突出的图案。

简化的碑首，则采取房屋屋顶的样式，从侧面观看，碑首呈现出“人”字形，如同给碑身戴了一顶尖顶帽。

碑身居于整个石碑的中间，是石碑最主要的部分，有正面、背面，两个侧面，共四个平面。正面和背面用来刻写碑文，所用字体往往追随汉字字体的演化，以及书法艺术的审美变化，两汉、两晋到南北朝时期，通常以隶书为主，隋唐时期以楷书为主，宋代之后则以行书居多。

历史上，凡是够得上资格被邀请去书写碑文的人，都是当朝一等一的书法高手，他们的碑文通过雕刻在石碑上，被当作书法范本永远流传下去。像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楷书大师，都曾留下了璀璨的碑刻书法。

为了增加美观性和装饰性，许多石碑会在碑身的两个侧面，以及正、背两面的边缘，雕刻出龙纹或草木纹，这些装饰性花纹的线条潇洒爽利，跟碑身上书法线条的浑厚雄健，形成鲜明对比，有效烘托出石碑整体的艺术趣味。

颜真卿《多宝塔碑》

碑座是石碑的基座，也叫“鳖座”，主要起到支撑碑身的作用。碑座的制作，有复杂形态和简化形态两种。

复杂形态的碑座，制作起来很讲究，造型是龙之六子的“霸下”，其样貌是一只类似于龟、鳖之类的爬行动物，也被称作龙龟。在我国传统文化里，龙龟具有长寿、吉祥的象征，因此，用它驮着石碑，其美好寓意不言而喻。

雕刻出龙龟，再雕刻出龙龟身上的花纹和装饰，相当耗费时间和金钱，在古代，也只有王侯将相才有资格使用龙龟碑座。

简化形态的碑座，被雕刻成一个长方体石台子，跟碑身连为一体，同样能起到支撑作用，整体造型跟汉字“凸”十分相像，只不过，在视觉效果上，没有龙龟基座那么漂亮和霸气。

从秦汉到近现代，我国诞生了数以万计的碑石，它们就像一座座永恒的石质史书，记录着历史的瞬间，让后人有幸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同时，还领略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欣赏碑石文化的最理想场所，毫无疑问是西安碑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石质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圣殿。

西安碑林

踏入西安文昌门向右看，便能看到西安碑林，这里因为是收藏中国古代石碑时间最早，收藏名碑数量最多，收藏种类最为齐全的石质文化艺术宝库，里边收藏有历朝历代11000余件石质文物，碑石丛立如林，非常壮观，故有“碑林”之称。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西安碑林何尝不是这样。西安碑林的建成，是依靠许多个古圣先贤，一点一滴贡献自己的力量，无数个力量汇集起来后，才形成了今天宏伟壮观的模样。

第一位对碑林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是唐末军阀韩建（855年——912年），时任佑国节度使，驻守在京城长安一带。

唐末由于局势混乱，李唐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京城长安在多次战火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梁王朱温（852年——912年）在此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天下大权，唐哀宗李柷不过是朱温的傀儡。

903年，朱温命令韩建重建毁于战火的长安城。韩建虽然是一介武夫，但看到《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那一刻，他还是被强烈震撼了。

只因为《石台孝经》是一座具有教化作用的功德碑，并且出自御笔，由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于744年注解《孝经》并作序，亲自执笔采用工整庄严的隶书写出来，再由太子李亨用篆字写好碑首，来年安排匠人镌刻于石碑上，总共约1000余字。这座石碑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是唐代“以孝治天下”思想的集中体现。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的意义更为重大，是唐文宗李昂（809年——840年）时期，唐朝政府创建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由著名书法家艾居晦、陈玠执笔，用楷书写好十二部儒家经典著作《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后，再由匠人镌刻在石碑上，总共消耗石材114方，石碑上共计有65万多字，是名副其实的石质书籍，被读书人亲切地称作“石经”。

唐代的印刷术还不够发达，书本较少，科举考试在这时却大力发展起来，读书人想要学习名著，只能通过手抄的方式来获得，在抄写过程中，若出现笔误难免会造成内容的混乱和错误。为了保证经典著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创建一个标准的“样书”范本，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7年，把它们雕刻完成，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必去拜读和抄录的对象。

《开成石经》由于承载着“样书”的作用，自制作出来后，历朝历代对其非常重视，都会不遗余力地严加保护，因此，到现在，《开成石经》依然完好无损，是我国古代石碑里，品相最好的。

903年的长安城国子监，已经遭受较大破坏，为了保护好这两部重要石经，韩建将两部石经的一部分，搬迁至尚书省附近的文宣王庙（今西安钟鼓楼附近）里保护起来，才让它们躲过了战火的摧残。韩建的做法，为后人继续收集、整理石碑，保护文化遗产，开了一个好头。

《石台孝经》

北宋时期，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1020年——1096年）对碑林的发展壮大，同样功不可没。

吕大忠是北宋年间著名的“关学”大儒，于1091年上任陕西转运副使，职责是管理陕西地区的交通运输事务。上任伊始，他看到曾经安放《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文宣王庙变得破败不堪，再加上文宣王庙所处地势较低，光照不足，时常有雨水聚集在此处，让这里宛如沼泽，两部石经常年浸泡在水洼里无人看管，周围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本着保护先贤文化遗产的职责，吕大忠果断将两部石经搬迁到“京兆府学”北边的高墙下，算是给它们找到了新的安身之所。

此时的吕大忠，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找一块风水宝地，将京兆府学、文宣王庙，以及安放碑石的场所，修建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一笔看得见的文化财富，也不枉他在这里为官一场。

然而，他在这时已经是古稀老人，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完成这个心愿。在上任的第五年，他就与世长辞。

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强烈地感染了继任者，后来，经过多人捐款和出工出力，在吕大忠去世后17年，京兆府学、文宣王庙和碑林，终于被重新修建在一起，地址就在今天的碑林博物馆，吕大忠的心愿同时也圆了。

北宋之后，凡是在陕西任职的官员，大多数养成了收集、整理、保护石碑的习惯，让碑林内的石碑藏品逐渐丰富起来。凡是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缺乏保护措施的碑石，无一例外会被运送到碑林里，妥善保管起来。

西安碑林的藏品

从明清到现在，对碑林进行大规模修整有两次，一次在清代乾隆年间，另一次在民国1937年——1938年期间，通过这两次大修，基本上建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样貌。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毕沅（1730年——1797年），因为在陕西任职期间表现优良，于1773年从陕西布政使晋升为陕西巡抚，在任期间，他为陕西做了许多功德无量的好事。

一是在任职的第一年，他打开国家粮仓救济灾民。因为陕西境内的黄河、渭河在1773年夏天泛滥成灾，河两岸许多人的家园被毁，连果腹都成问题，毕沅的赈济，无疑是雪中送炭。

毕沅所做的第二件好事，就是四处征集石碑，重新布局碑林的建筑格局，对石碑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

到清代乾隆年间，碑林里边的藏碑数量已经达到8000余件，藏品的时间跨度从秦汉到清代中叶，将近2000年，分明变成一座灿烂辉煌的文化活化石的宝库。博学多才的毕沅，对经史有很深的钻研，深知这些石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后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认为继续增加完善碑林的藏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不断筹集资金，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俸禄，四处奔走，征集和购买散落在民间的石碑。或者，他重金邀请匠人，把历朝历代非常重要的书法名帖，一一雕刻在石碑上，然后把它们一批批运送到碑林里，进一步增加了碑林的藏品量。

西安碑林的藏品

毕竟，石碑上的刻字都是历朝历代书法艺术的精华，对那些学习书法艺术的人来说，怎能忽视对碑刻书法的钻研。再加上此时期“碑学”书法兴盛起来，一时间，制作、买卖拓片渐渐形成气候。

制作拓片时，经过日积月累，对石碑上的文字和图案都会产生磨损，最终导致字迹和图案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被磨损掉。

毕沅自上任后，对私自制作和出售拓片者，严惩不贷，有效保护了石碑的完整度。他还专门设立了管理碑林的机构，定期对石碑进行护理，以延长存世时间。

民国时期，对碑林的完善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无疑是近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1901年——1972年）先生。

此时，碑林里边的石碑数量超过了上万件，给它们建造什么样的展馆？怎样把它们合理地陈列出来并保护起来？怎样设计碑林的整体建筑形式？一系列问题摆在前面。

西安碑林的藏品

建筑大师梁思成临危受命，依靠自己的卓越才华，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碑林整体样貌和建筑格局，实际上就是梁思成的智慧成果。

今日的碑林，是一座璀璨的石质文化艺术宝库，更是书法艺术的圣殿，每一个立志于书法艺术的人，都会来这里瞻仰，踏入碑林，完全可以看清汉字和书法的演变史，领略到灿烂的传统文化形态。博物馆由碑林书法展区，石刻艺术展区，其它文物展区，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碑林书法展区共有7个展室。第1展室陈列着《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突出了它们的重要地位和珍贵价值，因为它们代表了文化的典范，碑林当初的创建，也因它们开始。

其它6个展室则陈列着从秦汉到清代的功德碑、庙碑、家训碑、墓碑、诗碑，等等等等，其中，唐代石碑从质量到数量都属上乘，只因为唐代的文化艺术在古代是一座需要仰视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