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前的集结地，长征第一渡口2

从这个长征渡口的台阶可下到于都河边。于都河水平静地流淌，现代化的大桥连通了两岸。

望着河对岸，想象中央红军8万余人浩浩荡荡西去，出江西到湘西，将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不会想到，这一走不再回！这一走就得两万五千里！这一走就是一年！

沿河边步道走去，河边又有数处景观石，上刻有红军长征时的路线等重要信息，如：“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及各军团渡于都河示意图”，“中央集结于都示意图”等。河边还留有由船只搭起的半截浮桥。

在纪念园东侧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镰刀、五角星的图案很醒目。在这个纪念馆前，卧着“长征源”石碑，“源”同“水”，还是挺贴切的。

这个纪念馆每天9点开门，周一闭馆，参观这个纪念馆预约最好（预约电话[phone]）。

可惜，我们到达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为迎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015年）正在重新布展，馆内拆装尚未完成，未能接待我们。

离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时，我和队友持“重走长征路”的队旗与当地的红军家属留影。

附记：当年，令人感动的是：

——为支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于都人民从人力、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援红军。仅在长征出发前3个多月，于都县就有23300人参加红军，筹集粮食近八万担、钱款七万余元。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于都人民群众接受安置了各军团一万多人的伤病员，这些伤病员都安置在各地群众的家里。禾丰区每家每户都安置了一至两名伤病员，最多的一户安置了7名。于都人民不仅精心护理还上山采药为他们治病，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细粮留给他们。于都人民还收留了一批红军将士的后代和红军家属，为在前方征战的将士解决了后顾之忧。为保护这些伤病员和红军后代，许多群众不惜付出宝贵的生命。

——于都是中央苏区最后一块失守的土地，又被誉为南方三年游击战的起源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四面的敌人来到于都进行报复，于都人民吃尽了苦头。于都县被国民党残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达3000余人，烧毁房屋5000多栋。如沙心被杀绝的就有37户人家……然而英勇的于都人民并没有被凶残的敌人所吓倒，继续坚持游击斗争，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红二十四师在于都坚持了长达5个月的游击战争，有力的掩护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935年3月，留守苏区的部队从于都县利村乡的上坪分九路向外突围，开辟新的游击战区域。

于都县城还有一些地方值得去。

县城的于都邮局，一是邮票有当地特制的邮资信封，二是邮戳上的文字是“江西于都　长征”。

于都北门外何屋，是毛泽东长征前夕居住的地方，旧居的门口上方挂牌“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右侧有《毛泽东同志在何屋旧居简介》，简明地介绍了毛泽东在此三十多天所进行的革命工作。史载，毛泽东于1934年9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于都，周恩来用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而毛泽东领会了周的用意，遂于9月20日复电周恩来，报告了相关情况。正如史学家所述：“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赋闲，他的工作很繁忙，以至于身体不支，严重病倒了，高烧到40度，打了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了毛泽东的病情，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往于都，为毛泽东治病。

何屋这里还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背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于都出发长征

1934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他又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说了如下这番话：“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红军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设浮桥，浩浩荡荡地渡过于都河，其中就有毛泽东9月时来此勘察、选定的路线。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中央红军第一野战纵队渡河，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警卫员、秘书及工作人员20多人在小院子里集合后，和中央纵队的其他单位会合。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9个口袋的旅行包。

周恩来出发时，他个人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几件替换单衣和一件灰色绒衣（包在包袱皮里做枕头用）。

   史料：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决定

必须指出，长征——如此重大的战略转移，牵涉到十多万红军的去留、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事，竟然没有经过党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决定，可以说，决定长征的过程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决定的组织原则。

红军“战略转移”出发前，为了军事指挥的需要，中共成立了“三人团”，成员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负责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在“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后来，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说：“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有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中国红军长征记》）此前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已没有决策权，军事计划由最高“三人团”拍板，无需中央政治局讨论。

据李德回忆，突围的最后决断是在“1934年9月底、10月初”作出的。他还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

“三人团”片面强调“保守秘密”，即便作为中共中央的当时负责人、总书记的博古，在长征结束后多年后的1943年11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古、李德、周恩来）。”长征途中最重要的遵义会议形成的《遵义会议文献》里说：“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错误。”

事前，博古和李德仅仅是通过王明把持的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渠道，向共产国际请示过。当时还有一个变故——在红军即将离开苏区时，博古和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也有另外的说法，说是在血战湘江时，丢失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后来才知道，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查获。秘密电台的丧失，彻底隔绝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没有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突然进入到一个没有“权威上级”可请示的历史阶段，而那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显得更“重要”了。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理解，中共党和红军竟然曾经把自己的脑袋别在外国人的腰带上！（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籍，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33年9月底，受共产国际委派，李德到达中央苏区。这位原本“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由博古决定“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从此，中央红军不仅要听命于数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而且最高作战指挥权落在了这位既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又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红军特点、还相当自负的外国革命者手中！）

正因为这样，红军“战略转移”在党内、党外都没有宣布，就连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也不知道，广大的干部群众当然就更不清楚了。至于在干部群众当中进行广泛的动员和解释，那就更谈不上了。

如此严格的对内保密，却并没有完全瞒住国民党。在红军开始“突围”行动的第二天，国民党就在往来电报中说道：“据说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三人团”的李德在后来的《中国纪事》里也回忆到：“蒋介石很可能……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识。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在红军西进方向连续布置了四道封锁线不断迟滞红军行动，消耗红军力量，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冲过湘江后，红军近8万人的队伍只剩下3万多，损失近半。

其实，根据当时的形势，由于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突围、转移是必然的，加上红六军团已经在中央红军转移前西征“探路”，判断中央红军的动向已有端倪。

据1934年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刘峙、何健、徐源泉等均有参加，对今后各路军总动员剿匪策略，多所决定，限一个月内达到第三期剿匪目的”。这个于10月初在汉口紧急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

有史料指出，是国民党军中的广东籍将领莫雄得知蒋介石要实施“铁桶计划”，他不顾生命危险，将绝密情报转送给红军，促使红军加快进行长征的步伐——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莫雄被特邀参加。会议毕，莫雄连夜赶回德安，把蒋介石的“铁桶围剿”军事计划全部交给中共特科的同志。同志们未等看完，已吃惊得额头冒汗：这份由德国军事家提交给蒋的计划，其严密程度闻所未闻，所动用的军事力量也是空前绝后的：150万军队，分别部署在红区的四周，每日向瑞金中心区推进7华里～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筑上一道碉堡线和地雷阵，构成极为强大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苏区纵深推进50华里，6个月就能逼近红都瑞金，而红都四周届时将会树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数计的障碍物。这些文件上每一件都盖着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有编号，若出纰漏，莫雄必死无疑。三位同志紧紧握住莫雄的手，几乎同时说道：我们代表党感谢你！中共特科的项、卢、刘马上行动，把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有同志认为必须马上把计划的核心部分用电报形式向瑞金发报，但这个提议被项与年拒绝，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电台的破译能力很强，若依此办法，不但会暴露莫雄，敌人还会提前行动。他提出必须马上将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党中央。经研究，党组织接受了这个意见。项与年同志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又能操本地口音，组织上决定派他给党中央密送情报。项几经艰险，通过道道封锁，最后关头竟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混过敌人的盘问，终于在启程7日后把这份“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情报交到周恩来手里。看到这份计划，“三人团”只能加快了实施转移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