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二入成都寄居草堂

　　从抵达成都到生命的终结，是杜甫最后漂泊的十余年。

　　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携家人翻山渡江过栈道一路艰辛地来到成都。“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蜀地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物令杜甫新奇，也有些来得突然而无所适从，“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然而，故土难回，“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杜甫也唯有宽慰自己安于他乡，“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全家借住古寺长达数月。好在成都未受战乱侵扰，物产丰美，生活安定。彼时，西川节度使是裴冕。玄宗入蜀令太子李亨阻挡叛军时，裴冕在入朝回长安途中遇到李亨，五次劝进、详述时势，拥立其继位，是肃宗登基的大功臣。无论杜甫与其之前是否有交游，杜甫在凤翔任左拾遗时同朝为官，可谓旧相识。而情谊更深的高适在距离成都不远的彭州（现为成都所辖）任刺史，成都还有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在这些故旧亲友的资助帮扶下，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建起了日后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

　　杜甫入蜀前后共七个年头，在成都浣花溪边、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夔州（今重庆奉节）筑屋，都取名为草堂。其中，浣花溪边的最大。根据杜诗所知，在这处草堂周围，他种植了百株桃树、百亩修竹、十亩桤树，还有李树、黄梅、松树等。宅基是杜甫的表弟王十五司马赠资，“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而那些树木都是杜甫化缘所得。他化缘的方式很独特，善用绝句求助，“以诗代札，乃公戏笔”。“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甚至连家里的碗碟都是官员资助，“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有些人许诺了修葺的资费未及时兑现，杜甫也赋诗讨要，“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以杜甫的盛名，配以风雅的诗笺，再有达官旧识的背书，草堂的修建可谓战无不胜。

　　果竹树木不仅美化环境，亦为杜甫的部分经济来源，加上各路亲友相助，杜甫过了一段和美安定的日子。草堂初具规模后，杜甫即迁入，忙于筑屋、农事，招待客人，与朋友出游，“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和邻里互访，“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享尽天伦之乐，“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当然，生活也有波澜。上元二年（761）八月，突起暴风，草堂受到一定程度的毁损，“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暴风之后大雨继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本来就“自经丧乱少睡眠”，彼时更是“长夜沾湿何由彻”。可是在这样湿冷难耐的时刻，杜甫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发宏愿，“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杜甫的可贵之处。无论自身穷达、无论经宠受辱，内心想到的都是社稷苍生。胸怀的不同是杜甫与其他诗人最大的差别。他可谓千百年来士子的理想代表。

　　十二月，严武调任为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和杜甫是世交，“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他随肃宗灵武起兵，一直陪驾左右，曾与杜甫同朝为官，又都被归为房琯一党，年龄虽有差距，但两人情谊甚笃。严武的到来无疑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为杜甫的生活增加了亮色。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驾崩，七月，严武被调回朝中。严武在成都的七八个月里，二人往来、酬唱诗文不少，互相激赏。严武入朝时，杜甫一路相送到绵州奉济驿，怀着“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的心情依依惜别。

　　岂料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趁机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只能转到梓州——李白出蜀前曾在梓州随赵蕤学习、隐居，四十多年后，杜甫又来到这里。梓州还是陈子昂的故乡。

　　叛乱于八月被高适所平，但成都依旧动荡，杜甫将家人接到梓州避乱。靠梓州友人接济，杜甫在梓州住了一年零八个月，修筑梓州的“杜甫草堂”以栖身。大历五年（770），也许是听说杜甫离世的消息，当地官府在草堂后面的空地上建了三间房子，以茅草覆顶，塑了李白、杜甫的像祭祀，这是四川最早的李杜祠。

　　杜甫在梓州期间，游历附近名胜山水，写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戏为六绝句》等，其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被称为杜甫第一“快诗”。广德元年（763）春，听说收复洛阳，杜甫欣喜若狂，“余田园在东京”，八年的战乱结束了，他想“青春作伴好还乡”，但也许是迫于资费困难，或者对政局不明，杜甫却未“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是继续留住梓州。

　　是年八月，房琯病逝阆州。房琯于上元元年八月出任汉州（今广汉）刺史，宝应二年四月被召回朝，走至阆州时病逝。九月初，杜甫听说消息后，赶往阆州吊唁。“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忆起这些年的战乱遭际，真是不堪回首。杜甫在阆州大约停留了三个月，吊唁后又去拜访了亲朋故旧，还遇到他来蜀地做官的二十四舅、十一舅。对比其他人的安定，或外派做官，或回朝还乡，杜甫感叹自己还是“况我飘蓬无定所，终日戚戚忍羁旅”，“东游西还力实倦，从此将身更何许”。

　　十二月中旬收到女儿生病的家信，遂归梓州。几个月后，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带领全家离开梓州，取道阆州，打算沿嘉陵江出峡北归。在阆州短暂休整期间，杜甫接到了朝廷对他京兆功曹参军的任命。上一年十月，吐蕃借官兵讨伐安史之乱西部无防守，乘虚而入，兵临长安，代宗仓皇出逃，吐蕃洗劫长安。十二月，郭子仪平叛，代宗回到长安。代宗继位后，一方面积极平乱，一方面多起用老臣。故次年春天，朝廷向杜甫发出了任命。

　　京兆功曹参军与杜甫所弃的华州功曹参军一样属于正七品下，任职于京兆尹，属于京官。可是这一次杜甫却拒绝了，虽然他一心想北归，也心系政事。拒绝原因不详，也许是他素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大志，不屑于再次担任参军功曹这样的小吏职位，“功曹非复汉萧何”；也许是多年的漂泊急于返家，“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总之，杜甫准备顺流东下启程回乡。

　　恰在此时，听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尹及剑南节度使，杜甫喜出望外，“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在房琯墓前最后悼念后，“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杜甫又带领家人回到了成都。毕竟成都有经营多年的草堂，而两京经历战乱、遭遇饥馑后，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