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城市：一个哲学人类学的考察

▼

 1 导言：问题与方法 

1.1 反思“想当然”的预设

针对体育与城市之间关联的相关研究并不鲜见。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的经济政治结构、城市-农村之间的人口迁移等问题都被积极地纳入现代体育的各种研究议题之中。但在这里却隐含了“想当然”的预设，即“想当然”地认为体育本身就委身于城市，“想当然”地认为城市是一个一蹴而就、稳定不变的“客观实在”，体育所需要作的只是进一步深入的挖掘城市的内涵，实现更好地融入，或是更好地发挥城市的作用。这一做法无疑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漠视城市的历史，更为明确地说是用现代的眼光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总体性的判断和评价”，以静态的方式去评价城市与体育之间动态的结合；第二，忽视城市作为现代性观念的孕育之所，把城市仅仅当作一个建筑的、政治的、经济的机械统一体。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城市与现代体育在观念层面上存在的契合。本研究就试图以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式破除这一预设，以动态的方式阐述城市又是如何孕育出适合体育生长的环境，阐明体育与城市在观念层面上的契合。

1.2 哲学人类学的介入:新的基调与研究方法

在舍勒和兰德曼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哲学人类学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与研究方法为重新诠释体育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契机。

舍勒对社会的总体性分析形成了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中存在着“理念元素”和“现实元素”，“现实元素”为“理念元素”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但是却不能决定“理念元素”的本质内容。“理念元素”来自于人意图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将外在世界“精神化”的“内驱力。人的“内驱力”越强，形成的价值也就越大。这些价值“的内容也就越不易被量化；同时价值越高，它所导致的实现也就持续时间越久、越深刻”。这一理论核心就为构建体育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调，首先，可以认为体育与城市的结合既是在“现实元素”层面上的结合，也在“理念元素”层面上的结合；再者，体育与城市在“现实元素”层面上的结合为两者在“理念元素”层面上的结合提供了条件，但是，却不能决定这两者在理念层面上的结合方式。具体表现在，无论城市的建筑、经济、政治状况等“现实元素”如何变迁，由于体育与城市的结合是一种“理念元素”层面上的结合，蕴涵了人类强大的“内驱力”，所以，体育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在城市中存在着。

舍勒对哲学人类学理论核心的定位奠定了体育与城市相结合的基调后，而说明体育与城市是如何既在“现实元素”层面上，又在“理念元素”层面上存在和结合的，这就需要引入兰德曼所归纳哲学人类学的探究方法。沿袭舍勒的认识，兰德曼认同社会是“现实元素”与“理念元素”的结合，“理念元素”有着不完全受制于“现实元素”的特点。兰德曼在“理念元素”上做了积极的延伸，认为“理念元素”是以“显著的人的特征”方式显现，那么，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就是“通常是从显著的人的特征出发。由此追问:如果在一个存在物中，这种特征起着有意义和必不可少的作用，那么怎么构成这个存在物?”兰德曼的这一界定为探讨体育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了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便是-种视角的升格，将体育与城市的结合升格为一种“人的特征”的展示，而不是单纯的、机械意义上的身体运动与城市的机构、功能层面上的合作，体育才能真正成为一种“人化”的行为；再者，在哲学人类学方法的关照下，对城市与体育的关系研究不会去试图穷尽体育的所有特征，也不会去刻意确定、定义体育的“本质属性”，而更多地去寻找体育“显著的”、“必不可少”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城市的变迁史相结合，寻找体育与城市之间相互契合的蛛丝马迹。

因此，要对体育与城市之间关联的哲学人类学考察，首要的工作便是确定体育的“显著的”、“必不可少”的特征，继而是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城市变迁史中。这样哲学人类学的考察方式规避了“想当然”的预设所带来的两个问题，即实现体育与城市的结合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结合；实现体育与城市的结合不仅仅是在现实层面上的结合，更是一种观念层面上的结合。

▼

 2 从古希腊社会到现代社会：

哲学人类学的考察的理论准备与具体展开 

2.1 哲学人类学考察的理论准备

从对城市与体育之间关联中“想当然”预设的反思出发，在舍勒与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上的理论界说为基础，为哲学人类学介入体育与城市之间关联的探讨奠定了理论导向。在展开具体的考察之前，两项理论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即确定体育的重要特征与其如何在城市变迁史中定位。

2.1.1 体育的两个重要特征——身体运动与技艺
对什么是体育的“显著的”、“必不可少”的特征的争论一直是众说纷纭。从学界争论焦点的视角出发寻找“被关注”的特征是一个将这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转化的一个方法。在上世纪末美国《体育哲学杂志》一次对“体育是什么？”的讨论中， Suits、Meier和Tamboer分别在自己的理论背景下对这一体育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Suits 所坚信的对技艺的追求是体育区别游戏的关键，还是Tamboer在现象学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身体，并在身体关系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体育，进而反驳Suits的对技艺的强调，他们都是围绕着体育的身体性和技艺性这两个特征展开。由于身体哲学中的“身体”概念是更为宽泛的，如果仅仅简单地依照身体哲学中的身体概念将体育解读为“身体的技艺”会将体育与其他的操作性劳作，比如手工制作的技艺相混淆，所以，在此体育将解读为一种“身体运动的技艺”，以示区别。

由此可以发现，“身体运动”与“技艺”是争论“体育是什么?”不可回避的问题。固然本研究不讨论“体育是什么?”这一问题，但却试图在城市与体育关联这一具体问题之下，以哲学人类学的方式展开“身体运动”与“技艺”在城市与体育这两者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以此可以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呈现城市与体育之间或亲或疏的关系。所以，接下去的一项理论准备就是确定如何将身体运动与技艺这两个概念落实在城市变迁史之中。

2.1.2 身体运动与技艺在城市变迁史中的定位
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还是体育与城市的结合都并非是一蹴而就。因此，在确定体育的特征在城市中的定位时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城市史的肇始问题，第二，是城市变迁中的社会观念转化问题。
城市的肇始很难寻找到一个确定时间起点。本研究无意在这一问题上纠缠，选择一个城市与体育都共同繁盛的时代作为探讨的开始，古希腊时代的城市与竞技运动则是形成探讨的最佳起点。从文艺复兴开始，古希腊文明一直倍受世人赞誉。即便是今日，古希腊文明中的城市建筑和竞技运动依旧让世人传道。在古希腊文明中是否蕴涵了城市与体育最初结合的萌芽，之后又是被如何传承或被遮蔽的则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正因为哲学人类学将体育与城市之间关联的基调定位于“现实元素”与“理念元素”的结合，那么城市变迁史中的“理念元素”即-种社会观念变迁也是必须澄清的。古希腊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在这里需要排除一些当代孑留的文明尚未开化的社会)在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上显然是有差异的。舍勒认为，西方社会在13世纪前都是持有一种“机体论”社会观念，之后向“机械论”社会观念转变。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具体体现在身体观与社会形态的转变两个方面，这也是展开之后论述的主要出发点。首先，在身体观上，勒布雷东对这两种社会观念做出了精彩的诠释。勒布雷东将“机体论”与“机械论”社会观念上的区隔解读为“身体整体论”与“身体个人主义”——前者往往认为“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身体的形象是自我的形象、由构成大自然和宇宙的原材料不加区别的方式塑造而成”；后者则认为“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分离”，而“身体作为社会、思想观念上的个人化因素，从主体上游离出来，被视为主体的属性之一。身体成为一种所有，一件附件。

针对第二个方面，舍勒本人在社会形态层面上做出了论述，主要体现为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没有国家权威的氏族”社会向“国家的时代”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生活-公社”群体向“社会”群体转变；第三个转变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技术形式”向“实证色彩的技术形式”转变。这三个转变在城市的规划、构造和功能的发挥等城市形态的转变上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城市的发展变迁包容在社会的变迁之中，蕴涵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具体体现为身体观和城市形态的变迁，而两种变迁则深刻地影响了身体运动与技艺这两个体育的重要特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便找到了身体运动与技艺这两个体育的重要特征在城市变迁史中的定位，也明确了哲学人类学考察的具体展开过程——寻找身体运动与技艺在身体观和城市形态变迁中的跌宕起伏。

2.2 哲学人类学考察的具体展开

2.2.1 古希腊城市中身体运动与技艺的繁盛
古希腊人崇尚身体，这一点已被世人所熟知，同时，又构建了被世人所称道的建筑。理查德·桑内特则在这两者间寻找到了关联，“歌颂裸体的古雅典人企图在他们的健身活动中给予裸体一个实体的意义，在城市政治空间给它一个比喻性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健身活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种古希腊时代身体运动的方式，在此中蕴涵了三层含义，首先，是身体的“实体的意义”；再者，是城市为身体提供的“比喻性意义”；最后，则是古希腊人在进行“健身活动”即一种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将前两者的整合作用。

就第一点“实体的意义”而言，古希腊人为肉体性的裸体赋予了生命，而这种生命很大程度上是被人感知的，被人感知了的肉体才具备了“实体的意义”。在古希腊人看来，充满活力的身体必须是热的，所以，“身体中的热，似乎是一种主导人们视觉、听觉、行动与反应的力量”，身体温度的变化就是外界物体与“身体的热”发生交互作用的体现。所以“实体的意义”的第一步就是“体热”。继而，桑内特又指出在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言语和景象一样，也会对身体的感官产生相同的实体印象，而对于言语做出的反映能力，也与接受者身体所含的热度相关”，“当人们听、说或读的时候，他们的体温就会上升，同样他们活动的欲望也会上升”，所以，古希腊有着“热的语言”和“热的论证”的提法。可见，是体热和言语让古希腊时代的肉体具备了“可感知性”，兼尔具备了“实体的意义”。

古希腊的身体意义是延伸的，在城市的建设和建筑的规划上，这一身体的温度和言语的能力得到了发展。桑内特发现“雅典人对身体与建筑物做了直接的类比”，“他们根据自己对身体生理的理解来创造都市形式”，所以，当时的建筑构建体现了一种在休息时对体热的保藏，在公开场合对男性暴露一面的显现。古希腊城市构建更多地与言语相关。市集与和议事厅是雅典城市生活最为重要的两个地点。在这两个地点中，言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市集虽然喧闹，但是却在不同的区域专门为交谈、言语留出了空间；而议事厅却虽在市集之中，但是却是分割出来，只容许一种声音，它可以尽情的发挥；座位的形式让议员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声音上来。这个让人专注于声音的空间，同时也造成了视觉的监视。”可见在古希腊时代，比喻意义为城市赋予了身体的内涵，身体的“实体意义”在城市之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但是，只有在体育场所才将城市与身体更为完满的结合。

让现代人较为不解的是古希腊时代的“学园”和体操场在功能上和地理位置上都是如此的接近。这与古希腊时代身体表现为“体热”与“言语”是分不开的。桑内特认为，“体操场训练了男性的肌肉，并借由教导男孩们彼此以言语辩论，可以训练男性的声音，这种技术是他们在参与城市民主大会时所必备的。在伯里克利时期，一般市民纷纷出城到体操场进行这种活动。第一步是要为男孩示范，如何把声音放出来，以及如何坚定地陈述意见。男孩也会被教以如何在陈述自己论点及反击对方论点时，也能够恪守角力中学到的相同的运动方式。伯里克利时期的学校并不遵循过去的机械式教法，而是以竞技的方法取代。“男孩在操场学习知道了其身体乃是集体中的一部分，而更大的集体就是城市，也就是说男孩是属于城市。强健的体魄显然是当个好战士的条件；受过训练的声音则可在日后参与公共事务。”

可见在古希腊时代，即城市形成的早期，无论在身体观层面上还是城市形态层面上，都可以认为身体、城市是统为一体，以身体整体论显现出一种社会机体论色彩。在古希腊竞技运动中的身体运动及在其中形成的技艺是实现、提高这种身体、城市之间融合的重要介质——随着技艺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人的体热，另一方面古希腊的运动技艺与言语的技艺是不分离的。同时，古希腊的城市建筑和构造却时刻凸显着、保藏着这种身体运动与技艺之间的融合。

2.2.2 中世纪以降：身体运动与技艺在城市中的退隐与留存
从古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直至中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但却又是循序渐进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运动与技艺是如何逐渐剥离了城市，体育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对其形成了保留作用是值得关注的。

中世纪以降，古希腊时代的手工业逐渐没落，在技艺之中的技术和艺术发生了分化，“技术则同成批生产产品的操劳的机器操作活动联系起来”，是“不自由、受约束的活动”，“指向那些被认为是现代的、复杂的、精巧的、基于知识的客观现象”，而技艺则逐渐更多的与“锻炼性”，“表演性”活动联系在一起，应用于原始的、传统的、小范围的，或者其他熟练的和习空见惯的现象。正是因为技术带来了更大的生产力，导致了技艺在社会中的被边缘化，在政治生活中逐渐退隐。在古希腊时代，由于身体、社会和宇宙都连为一体，身体运动的技艺如竞技运动，更多的带有了宗教仪式的作用，影响和左右了当时的政治生活。但是，随着技艺在生产力层面上的退隐，身体运动的技艺仪式也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随着技艺在生产领域的逐渐退隐，身体也在社会观念中逐渐失落。从希腊化-罗马时期开始到中世纪，从新柏拉图主义到基督教哲学，区别于身体的灵魂、理性就逐渐占据了主导，成为了身体的支配者。同时，中世纪以降，个人的经济、政治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取代了个人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人”、“法人”的观念开始萌发以。所以，无论这一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还是“经济人”、“法人”观念的出现，在城市建筑和规划中都有了具体的展现。桑内特就发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城市建设的主要理念首先是“考虑如何设立慈善机构以及如何配置礼拜问题，从外表的装饰转向内部气氛的营造” ，这样在实质上是迎合了基督教哲学对灵魂高扬的观念；再者中世纪城市会对犹太人的生活区域进行隔离，隔离其身体行为，但是却让他们的商业活动能为其服务，这就是符合了中世纪以降人的身体逐渐和其经济能力、政治能力相割裂的趋势。可见，自中世纪以来，身体与技艺逐渐在城市空间中消失。

中世纪的与现代体育类似的身体锻炼行为在城市的某个领域中保留了身体、城市、技艺的融合，身体运动与身心二分的身体观形成了一种吊诡的关系。如果将这一吊诡关系回到体育史的层面上可以看到，直接展示为中世纪的城市与中世纪时代的身体锻炼、竞技行为之间保持着非常吊诡的关系。在中世纪的城市建筑中，城堡几乎成为了中世纪的代名词，它同时具备了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居住在城堡的国王、大贵族等具有强大政治影响的领主会要求其他小贵族和领主将其子女送到自己的城堡中担任扈从(其实具有了一定的人质性质) ，在这些年轻贵族成为骑士之前，需要在城堡中学习军事技能等各种身体锻炼和竞技方式；同时，城堡的军事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技能学习的内容，如由于城堡的防御需要和围墙结构，射箭就成为了军事技能训练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军事技能的训练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堡，甚至进入新的城市生活之中。这一点在中世纪著名的骑士比武大赛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比武大赛早期，比赛场地的设定较为随意，“有用栅栏围起来的“竞技场’，也有事先指定的方圆几里或两个城市之间包括村庄在内的一片地区”。在13世纪之后，随着比武大赛规则的日益复杂，赛场的规定也日益细致，到了1390年，比武大赛已经在核心城市举行，并且有宏大的游行仪式，有着更为浓重的庆典和娱乐性质。就此便能发现中世纪城市与中世纪的身体锻炼行为之间的吊诡关系。中世纪早期的城堡因为其政治与军事目的，展开军事技能的培养和身体锻炼行为，但是却将其固定在一个城市的封闭空间中，目的在于实现权力和地域的稳定，这些锻炼、比赛行为却将封闭空间打开，朝向一个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空间。

如果探究这一中世纪时代的吊诡关系的形成原因则需要回到中世纪的军事技能训练和身体锻炼行为本身中去。中世纪时代由于长子继承制的存在，幼子不能继承爵位而只能成为教士或骑士，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只有上层贵族才能进行的身体锻炼方式通过这些无继承权的幼子进入了中下层人民。但是，灵肉分离等观念“仅限于少数经济及思想领域的统治阶层”，而“在百姓阶层，个人始终从属于社会及世界这一整体，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肉体的分界线并不界定个体单子。关联的大网将动物、植物、人以及不可见的世界通通汇总在一起，共命运，同呼吸。所以，即便中世纪的比武大赛逐渐变成了一种表演性的仪式，但是，它所形成的身体锻炼和比赛方式在进入中下层民众后依旧能承袭古希腊时代的身体整体论观念。当城市与身体与技艺逐渐远离时，中世纪的身体锻炼行为这一身体运动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古希腊时代竞技运动的特质，为城市与身体、技艺的连结留存火种。

2.2.3 现当代的境况:现代城市中 身体运动与技艺的沉沦与复苏
在完成历史的追述环节后，可以清晰地发现当身体运动与技艺这两个概念在古希腊、中世纪城市中跌宕起伏时，现代体育的原初形态一古希腊竞技运动与中世纪的军事技能、身体锻炼运动与城市形成了或即或离、或昭然可见或隐含不现的关联。这一关联变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舍勒所说的古代社会的“机体论”向现代社会的“机械论”，勒布雷东所说的传统社会的“身体整体论”向现代社会“身体个人主义”转移的描述。

现代城市功能上的完善，甚至城市的规模都是古代社会城市难以企及的，可以说城市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城市生活尤其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对城市、城市生活的反思已然层出不穷，承袭了古代身体锻炼和训诫、规范形式的现代体育在这一反思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则是接下去要继续展开的。

1. 现代城市理念的变迁与身体运动、技艺的沉沦

从直观上，大多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的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坚固的建筑、大量的人口等。大多数时代、地域中的城市又有着一种特殊的理念，桑内特对西方古希腊时代、中世纪时代和现当代的城市进行比较后，对这三个时代的城市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在古希腊时代，城市的理念展示为一种“声音和眼睛的力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城市的理念展示为一种“心脏的运动”，本研究已经在前面介绍了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身体观念和技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了上述两种城市理念，且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竞技行为、身体锻炼行为和军事技能训练活动都是契合了这一城市的理念。桑内特又将现代城市的理念归纳为“动脉和静脉”，其中便蕴涵了对上述两个时代的城市理念的拓展和悖反。

桑内特将现代城市理念称为“动脉和静脉”，实质上是对现代城市中“输送”行为和功能的强化。现代城市的理念纷繁复杂，桑内特聚焦于这点开始了深挖。他发现现代城市中“移动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移动的技术——从汽车到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让人类可以从拥挤得如同包裹般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边缘地区”。但是，这一技术也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第一是针对城市空间——“当都市空间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用来移动的时候，都市空间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用来移动的时候，都市空间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驾驶员只想穿过这块空间，而不想注意这块空间”；第二点是针对人的身体——“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旅行者就越来越不会在意街道旁的行人与建筑，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移动，在这个越来越简单的环境中只需做一些细微的身体动作就行了”，这样“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断而不连续的都市环境中朝着目的地行进”。正是由于这种身体与外在空间的断裂，更为强烈地追求移动上的迅捷，桑内特又继而认为现代城市中的身体有着“不受阻挡的渴望，还伴随着一种对接触的恐惧。在现代城市中所发生的空间与人的身体的断裂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中世纪时代的心物、身心二分观念。通过桑内特对城市中的身体的分析可以看到，城市中的身体不再处于古希腊时代，甚至在中世纪时中下层人民中依然保留的身体整体论观念之下，它与社会、宇宙等都完全脱离，逐渐浓缩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原点”。只有当身体与外在环境，社会、宇宙、自然等充分相连时，仪式性的身体运动的技艺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身体蜕变为一个“原点”时，技艺也就逐渐萎缩。可以说，现代城市的身体观与城市形态都使身体运动与技艺沉沦。

2. 现代城市中的体育：身体运动与技艺的复苏
在现代城市中，身体运动与技艺的沉沦其实在现代体育之中也得到了直接的显现。其中，最为耳熟能详，也是被许多当代学者所垢弊的“锦标运动”。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强调纪录、追求“超人”是其特征，而不注重身体与技艺的完美。现代“锦标运动”，或者说现代奧林匹克运动已经将体育馆、竞技场及其各种附属设施完美地与现代城市相结合。一方面，城市为“锦标运动”的比赛和训练提供各种场地设施和便利，另一方面，“锦标运动”又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契机、诸如形成地标、彰显城市形象等。似乎在这一层面上，现代城市与现代体育是如此的环环相扣，在此，要继续展开的是隐含在现代体育之中的，对现代城市的一种反叛。

跟随桑内特对城市追求“移动”的便捷，实现“动脉和静脉”功能这些观念的批判。他认为在城市中人的身体已经成为了“被动的身体”。在这种被动的身体中，“充实的外在世界突然失去了重量，人完全从空间、时间与因果律中解放出来”，“孤立于现实的世界之外”，“人们在被动、放松以及漫不经心当中，从电视获取了某种生活体验”，“让我们的身体的知觉越来越迟钝'。可以发现，身体知觉与单一的疼痛等身体感觉是相区别的，身体知觉与外在的现实世界，如时间空间、因果律等密切关联，是“人脑对事物的整体的反映，依赖于人体多种感官的联动”，“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现代城市则在这一层面上，打破了人的身体知觉与外界的各种联系，以一种虚幻的感觉来形成“某种生活体验”，所以在现代城市中，人的整体性的身体知觉的迟钝是在所难免的。

在这一点上，体育与现代城市走向了歧途，在体育审美的过程中得到了彰显。从一个日常生活中最为寻常的体育审美体验过程——观众观看体育比赛来说，其中就蕴涵了两个不同的审美体验过程，第一，是来自观众观看体育比赛体验到的美感，是一种客观描述的美，第二，是来自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而体验到的美感，这是一种主观体验的美。这两种审美体验不是断裂的，它们两者是一体同流的。这种主客观层面上的统一却是来自现代体育，即便在锦标运动中也保留了完整的身体知觉——“体育审美的过程就是一个身体知觉的过程。运动者在运动过程中觉知到的体育之美就是身体经验的直接的、整体的体现，而观众则是在观看了运动者的表演后，身体中'阈下经验’被唤醒，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知觉。”在这一审美体验传递的过程中，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身体的整体性知觉，同时还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间隔，实现了身体知觉层面上的融通。当观众坐在体育场(馆)内，欣赏体育比赛，为激烈的体育比赛群情激奋之时，正是打破了由于现代城市对“移动”的强调所产生的身体与空间、身体与身体之间的隔阂。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审美过程的发生，高水平的身体技艺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更为高超身体技艺才能.诱发更为强烈的审美体验，对观众则更具备审美冲击力，运动者与观众之间身体知觉才能形成更为直接的沟通。可见，正是因为在现代城市中体育运动的存在，人的身体知觉不至于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城市节奏中完全迷失，身体运动与技艺才得以最大程度上的保留。只要体育比赛依旧存在，体育比赛依旧拥有“运动者-观众”二元关系，那么人与人，人与空间和时间的沟通就能在此中得以存留，所以，古希腊时代繁盛的身体整体论或者传统社会的机体论才能一脉尚存。这种留存实质上是一种矛盾的统一，城市会包容中现代体育中存在的反叛，而在现代体育的反叛中却促使城市更具备丰富的包容性。

▼

 3 结论 

以哲学人类学的方式，重述了从古希腊以降直至现当代社会中体育与城市之间从水乳交融到互为悖反及之，后的矛盾统一的过程，可以看到在其中身体运动与技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哲学人类学对体育与城市之间关联的研究所形成的不仅仅是一种“重述”的作用，而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对体育史的认识和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拓展都有着积极意义。

1. 对体育史的“连续论”与“断裂论”的调和

针对体育史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体育史是一部连续发展的“通史”；另一种则针锋相对，认为体育史中存在着种种断裂，是一部部的“断代史”。“连续论”与“断裂论”之间的论战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与德国历史学家埃利亚斯之间的对话为代表。埃利亚斯找到了体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暴力的控制。他以对暴力的宽容程度的变迁为线索将一部体育史整理为一部前后贯通的“通史”。布迪厄则针锋相对，尖刻地指出“上溯古典时代的竞技，下达近日的奥林匹克运动，这就隐含了掩盖某些根本断裂的危险地。毫无疑问，布迪厄看到虽然某个特征可以在体育的沉浮中保持不变，但是却不能掩盖在不同的时代体育抑或竞技在社会中是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哲学人类学考察方式的加入就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连续论”和“断裂论”。它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通史”的方式，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以一个变迁的视角宏观地审视体育史，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断代史”的方式，因为它所挑选的特征仅是体育史中的某一个片段，如身体运动、技艺在某个时期在城市中的沉浮。以“通史”的视角，哲学人类学的考察梳理了体育的两大重要特征一身体运动与技艺在不同时代的沉浮，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存在的连续性。以“断代史”的视角，哲学人类学的考察则能发现在不同的时代，城市与身体运动与技艺的关联方式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存在的断裂性。由此，体育史的“连续论”与“断裂论”在哲学人类学的考察方式下得到了调和。通过哲学人类学的考察方式，能发现体育在特定性状下是呈连续性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是只考察了体育的“理念元素”，不是完备的哲学人类学考察，所以又需要将体育的特定性状落实在具体的城市史之中，这是一种对“现实元素”的考察。虽然不同的社会的“现实元素”存在着断裂，但是却由于“现实元素”不能决定“理念元素”的本质，由此不能影响“理念元素”的连续性。可见，哲学人类学的考察方式既以理论界说的方式化解了体育史“连续论”与“断裂论”存在的隔阂，又以实践考察的方式呈现了体育史既连续又断裂的“波粒二象性”。

2. 对“丰富的”体育与“抽象的”哲学的调和

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其中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体育研究者对“过分抽象的纯基础理论研究”的迷恋功其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已经在体育研究中有了一定的积极展开，对抽象的体育概念进行了体育人类学式的分析以最大程度上避免臆断的存在。其实，对“抽象的”、“对概念的分析”等种种提法已经蕴涵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反思意义，即反思如何在体育之中引入哲学理论。胡小明先生曾撰文道:“体育是文化，但它是与人类具体的身体运动行为不可分割的文化；体育学需要哲学，然而它面向的毕竟是一个更需要看到应用实践效果的领域。”秉承这一反思的思路，可以认为哲学人类学的考察是在丰富的、鲜活的体育与“灰色”的哲学理论间搭建一个中介。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哲学人类学脱胎于文化人类学，将哲学的概念、范畴都视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和表达形式，而不是一种抽象、绝对的“客观实在”。在本研究中，体育中的身体运动与技艺概念并不是亘古不变，而是在具体社会文化中发生极大的改变。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哲学人类学秉承了文化人类学，同样是以人类为中心，试图去解答“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为、行动的结果如何影响思考及人类各群体间的互动等根本问题”，如舍勒的做法是将“知识”当作一种人的认识行为的结果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变迁之中去讨论，而本研究对体育与城市之间的关联的讨论就是把体育当作人类的行为，寻找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在不同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变化。

实然，哲学人类学考察形成的两种调和作用也并非独立，哲学人类学的调和在很大程度上使体育史的研究与体育哲学的研究相互结合。既可以避免体育哲学过多的在逻辑分析层面上对抽象概念进行纠缠而失落了体育史的丰富，同时，也能让具体细致的体育史分析有一种哲学的“风骨”而不至在浩如烟海、充满矛盾对立的历史现象中迷失。

来源：《体育科学》，2014年第1期，第9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