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丨樊绰《云南志》考说
此书为唐人著述云南史地之专著仅存世者，亦为考究南诏史事最重要之典籍，兹就此书本身有关问题，作简要考说。
一、此书之著录及名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著录“《云南志》十卷，唐樊绰撰。咸通中，南诏数寇边，绰为安南宣慰使，纂入诏始末号、名号、种族、风俗、物产、山川险易、疆场连接，闻于朝。”此为衙州本所载，而袁州本卷二《地理类》作：“《云南志》十卷，唐樊绰记云南山川、物产、杂事，止咸通中”。《玉海》卷十六引中兴书目：“《云南志》十卷，咸通中樊绰撰，以南蛮途程山川、城镇名号、诸蛮族类风俗、物产，纂为十卷。”《宋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樊绰《云南志》十卷，”见于宋代著录者如此。自后，元李京《云南志略》序说：“尝览樊绰《云南志》，”明初程本立《巽隐集》卷二《云南西行记》说：“余留丽江，通守张翥出示樊绰《云南志》，字多谬误，非善本也”。则元代至明初，在云南有传本。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大理府风俗条、卷三楚雄府风俗条，并引樊绰《云南志》，但非亲见《樊志》之纪录。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三郡县古今通释东川军民府说：“杨用修引樊绰《云南记》”日：“界有蒙乐山出比翼鸟，即蔡蒙旅平之蒙山也”；瑜未查出杨慎所作何书有此语；有之，亦属妄说，《樊志》中无此语也。明嘉靖时，沐朝弼《纪古滇说》序曰：“樊绰之《云南志》，名存而头已亡矣”，天启《滇志》卷十说“滇中古书樊绰志，绝无传本，”并不见有传本也。惟《永乐大典》录此书，题作“《云南史记》”，为明初以来仅有之本，清乾隆间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刊入《聚珍版丛书》中，流传于世。
聚珍本易书名为“《蛮书》”，《四库提要》说：“《蛮书》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考司马光《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所引《蛮书》之文，并与是編相同，则《新唐书志》为可信，题日《蛮书》，从其朔也。”按《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樊绰《蛮咸通中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崇文总目《玉海》卷十六亦著录，“樊绰《蛮书》十卷，”《通鉴》、《禹贡图》书集传》诸书亦引《蛮书》，所称之《蛮书》与《云南志》实为一书而异名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十六《蛮书》条曰：《读书志》有《云南志》，以晁氏之说校之，一一吻合，盖一书而二名也”，所说甚是。《太平御览》卷七八九、卷九二五、卷九三七、卷九六一、卷九六六、卷九七二、卷九七五、卷九八一、卷九八二、卷一〇〇〇，并引《南夷志》，《天启·滇志》卷十二亦引《南夷志》，则是转录自《御览》，取所引《南夷志》之文与聚珍版《蛮书》校对并相合，是则此书又称《南夷志》也。又《政和证类本草》卷十六引《图经本草》樊绰《云南记》言“象”事，则此书又称《云南记》也。又《玉海》卷十六引《书目》“《樊绰》《南蛮志》十卷，载南诏事”，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四所载，即转录自《玉海》。又《宋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樊绰《南蛮记》十卷”顾祖禹《古今方与书目》说“《蛮书》亦作《南蛮记》也”。《南蛮记》与《南蛮为同名异写。
如上所举，樊书之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夷志》、《南蛮志》，名称繁多，实为一书异名。然有不察其实，误为不同之书，如：《玉海》著录《云南志》《蛮书》、《南蛮志》为三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云南志》、《南蛮记》为二书，（万历《云南通志》、郭棐《炎徼琐言》同），道光《云南通志》卷一九一著录《蛮书》、《南蛮记》为二书，（光绪通志》同），《道光志》按语：“《南蛮记》，《宋史·艺文志》与《云南志》列为二书，自不得混而为一，特《唐志》未著录耳。或因《云南志》为《蛮书》之误，而并《南蛮记》而削之则非”；此不知《宋志》《宋志》之误而说之。史部书目，只凭书名著录，以名目不同，一书误作二书者，往往有之。
樊绰于书末说：“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查界途程及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命数、风俗条数、土宜物产、六
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都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即指此书，但不言其书为何名。又于书中附录之前说：“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为左迁夔州长史以后所说，而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在赴夔州之前，盖于夔州任所访问黔泾巴真四邑之事，为蛮志，此处“一十卷事”，文意难解，疑当作“为蛮志一十事，庶知南蛮首末之序”，后传抄者误增一“卷”字，至不可读。此十事附于十卷之后，所谓蛮志十事，仅限于在夔州所作，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引樊绰此条，说“这一段文字，也许就是樊书的自序，错简在此”；所说非是。向达又以为“《樊书》自称为《蛮志》”，亦非。《樊书》初纂成十卷，未命书名，致后来名称歧异，令人迷惑，所有名目，都未必为樊绰初名，而为后人所臆加者也。
此书名称繁多，乃由于世人重视，传钞流行，各以意题书名，至无专称，樊绰于书中称南诏为蛮或南蛮，然称地名则多作云南（凡十余见），既为地志之作，不宜称蛮书，且蛮为通称，其意广泛。《樊志》卷一题“云南界内途程”，卷六题“云南城镇”，卷七题“云南管内物产”，篇名已称云南，且此书自宋以来见于藏书家之著录，皆称《云南志》，宋以后已不称《蛮书》，《四库提要》所说不可从，宜复《云南志》之旧名。一九三五年初，瑜作《滇南旧事》（载于云南《旅平学会会刊》第一期）考究樊绰《云南志》，己言此书应称《云南志》，不能从《四库提要》之说。
二、著书之年月
樊绰从蔡袭至安南访求南诏事蹟，纂录成书。关于蔡袭至安言之年月，史载略有出入，《新唐书·南诏传》说“咸通三年，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制边，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发请道兵二万屯守”；是知事在咸通三年，而不言何月。《旧府书·懿宗本纪》：“咸通三年五月，南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十一月，遣将军蔡袭率禁军三千，会诸道之帅赴援安南”，则在咸通三年十一月。《通鉴》咸通三年二月《考异》引《实录》“以前湖市观察使（蔡袭）为安南经略等使”，则事在二月，与《旧唐书·本纪》异。按：《樊志》卷四说：“臣于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尚书蔡袭手示密委臣单骑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贼师朱道古营寨，三月八日入贼重围之中”，又于桃花人条及附录，并纪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入朱道古营栅事，则是年三月初樊绰已从蔡袭在安南，则二月任命之说可信，且奉命即启行也。
又蔡袭死难，樊绰幸免而归，袭死之年月，史载亦有出入，《新唐书·南诏传》说：“咸通四年正月（安南）城陷，蔡袭阁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绰取袭印走渡江”，则事在四年正月，《通鉴考异》引岭南道节度使韦宙奏说：“正月三日，贼众围城，进攻甚急，袭城上以车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袭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从七千余人悉陨于贼，从事樊绰携印渡江”；则在正月七日，故《通鉴》以此事系于正月庚午，（是年正月朔日逢甲子，庚午当是初七日）；惟《樊志》附录说：“本使蔡袭，去年（按四年）正月十四日内，四度中矢石，家口并元随七千余人悉陨于贼所，臣长男韬及奴婢十四口并陷蛮陬，臣夙夜忧忆，本使蔡袭行坐痛心”，则正月十四日蔡袭四中矢石，犹未死也，又卷四望苴子条说：“咸通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蔡袭城上以车弩射得望苴子百人、马三十匹，二月七日城陷，及臣本使蔡袭在左膊中箭，元从己尽，臣右腕中箭，携印浮水渡江，”可知蔡袭之死在二月七日，樊绰亲身经历，所说可信；而韦宙远在广州，传闻失实，故二月七日误作正月七日，且以正月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之事，亦混为同日事，《通整考异》已疑韦宙奏稿为后人伪作，又从其正月七日之说，非也。
樊绰从蔡袭入安南，在咸通三年二月，事败在四年二月，居留安南一年，作书即在此时。《樊志》所说“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进”云云，此去年即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又附录本使蔡袭去年正月十四日内”云云，此去年亦咸通四年，盖蔡袭死于是年，在二月以后，樊绰离安南，（不知在何月日），九月二十日在藤州，可以确定樊绰纂录成十卷书，在咸通四年正月，而附张守忠进献在二月。又附录之文，则在五年补入，附录有贞元十年誓文，而卷三说“容臣亲于江源访觅誓文续俟写录真本进上”，足见纂十卷书进献时无誓文也。附录所载纪年，有咸通四年六月六日、九月二十一日、咸通五年六月，可知附录诸条进上于五年六月至十二月之间。
三、依据之资料
樊绰从蔡袭入安南，乃为应付南诏之侵扰，故必须对南诏情况，作一定之调查了解，于是采集前人记载及访问所得，分目条举，纂成十卷。前人对此书史料价值，有不同之意见。故谓《禹贡锥指》考究黑水，言及樊绰之书，曰：“绰所亲行者，惟交趾，目未窥滇，况梁与雍乎！”此以绰未亲至云南, 而贬低其书之价值，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前言中则说樊绰在交州作官多年，有些云南城镇，他亲自去过，有些军事上、政治上的报道，是他亲耳所闻、亲目所见，因此《蛮书》对于研究南诏史的价值，由古及今，真是第一手的可靠史料”。但据樊绰自述及其他记不能说明其曾到过云南城镇，其活动只在交趾，且所记亲身经历之事不多，而亲自闻见者，大都为所载事实之附记，此显而易见者。其绝大部份资料，乃根据前人纪录，各卷之中有附载陈说成段者，聚珍本低格录之，可能原书如此。盖樊绰著书，以纂录旧文为主，而附以己见耳。
《樊志》所记载之年代，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有十七次为最多，尤可注意者，卷三载南诏世系事蹟，止于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盟子点苍山，继异牟寻后袭位者有寻阁劝、劝龙晟、劝利、丰祐而至世隆，樊绰作书在世隆时期，其间有七十年事蹟，缺而不书。卷四记袁滋册封异牟寻后，有“牟寻男阁劝己后继为王”之语，乃据传闻录之，且不记寻阁劝之立在何年，至于贞元以后年代之记载，卷七记土产丝织品后，有“俗不解织陵罗，自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此数语为樊绰得诸传闻附记之。又卷十记弥诺国后，有“太和九年曾破其国劫金银，据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又在骠国后，有“蛮贼太和六年动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拓东，令之自给，今子孙亦食鱼虫之类，是其种末也”；此数语亦得诸传闻附记之。兩处言“今”，记当时之情况也。其他记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李琢残暴以致李由独降南诏事有三处，（卷一、卷四），亦为访闻所得，附记于路程及族类之后。《樊志》所记之年代如此，显知所载史料，大都录自前人著作，附记传闻所得及亲身经历而已。
樊绰所根据者为何书？卷五六
标题下注曰：“韦齐休《云南行记》有十
”疑此为后人校记，非樊绰原文，因无十
之记载、又卷一从嶲州至羊苴芊路程，在清溪铺八十厘渡绳桥，注引《云南行记》云：“渠桑驿”，亦后人校记之文，《樊志》未采《云南行记》、《太平御览》引韦齐休《云南行记》或称《云南记》有二十三条，都不见于《樊志》，足证樊绰未见韦齐休书。又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云南土俗传》，曰“樊绰《蛮书》山川江源引《土俗传》一条”；按：《樊志》卷二金马山曰“《土俗传》曰：昔有金马往往出见，”乃地方土俗相传如是，非节名也。而《樊志》所载韦皋及袁滋事迹较多，显知录自《开复西南夷事状》及《云南记》，《旧唐书·本纪》“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十一月已未，韦皋进《西南事状》十卷，叙开复南诏之由”，《唐会要》卷三十六说“贞元十三年宰臣袁滋撰《云南记》五卷上之”：此二书，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亦见《新唐书及《通鉴》征引，樊绰得此二书，为编书时主要根据，尤以袁滋《云南记》为重要。可明知取材于袁滋书者，如卷一由戎州至拓东路程，为袁滋书者，如卷一自戎州至拓东路程，为袁滋行程之记录，卷三记南诏世系事迹止于异牟寻与崔佐时会盟，即在袁滋至南诏前数月，卷阿屡记南诏破吐蕃迁徙各族人口，亦袁滋至南诏以前事，卷七载异牟寻献琥珀，即遣使与袁滋同行至唐朝，附录自拓东城至阳苴咩行程及袁滋册封异牟寻事，并出自袁滋书。其更重要之史料，记南诏物产、风俗、条教、城镇、族类，六
、六诏、山川等，亦主要出自袁滋书也。
袁滋以贞元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至阳苴咩城，十一月七日事毕而返，仅留十日，（是年十月小）在云南境内往返行程不过两月，不㗇访问南诏故实和社会生活，从容作记，其所记者，仅可能是行程经历及政事而已，当不超过一卷书，而《云南记》有五卷，疑其余四卷录自已成之书，此书当出自留心故实与熟悉杜会生活者，且有较长时期经过调查研究之撰述，疑为南诏文臣纂成之地方志，为袁滋所得而录入《云南记》，此实有可能。《新唐书·南诏传》说“贞元十年异牟寻遣使献地图”，即南诏文臣所作，则记载故实、风物，亦为应有之事，袁滋册封异牟寻，亲善友好，以所纂地方志赠袁滋，亦意中事；而袁滋录之于《云南记》，作此推测，实属可能也。
《樊志》十卷中之大部份材料，为亲历目覩者之记录，《樊志》采录已成之书，可以推测主要为袁滋《云南记》，而《云南记》又录自南诏文臣之撰述，其史料来源如此，《樊志》所载为熟悉社会生活、熟知地理与故实者所作，綑读自可玩味得之。其中，所记城镇沿革，
凡所谓“汉”，皆非两汉时期地名，而是初唐设治之地名，称之为汉，显知南诏文臣迫述初唐设治，南诏称唐为汉，如《南诏德化碑》之“汉帝”、“汉不务德”，异牟寻誓文之“汉界”、“誓为汉臣”，称汉皆指唐朝，足证所记出自南诏所作地方志书，则史料大体保存第一手之纪录。史料之时代，在唐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稍前，可以确定，不能以樊绰著书在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而认为是时所记，其大部份为樊绰成书前七十年之纪录，即南诏前期之会情况也。
大抵，《志》分目之山川江深第二六诏第三、名类算四、六赕第五、云南城镇第六、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蛮夷风俗第八、南蛮条教第九、南蛮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凡九卷，原出自南诏文臣在贞元十年编成地方志之书，樊绰从袁滋《云南记》转录，大体保存旧文，樊绰附记所见闻于有关各条之后（为数不多）。至于云南界内途程第一，有从安南府城至阳苴咩城之路程，为樊绰在安南访问所得，有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之路程及记黎州清溪关南各部族，此两段，当出自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又一段记从戎州石门关南各部族，当出自袁滋行程。又卷十之后所载，四库本注曰：“以下皆别说他事，盖附录之文，传写失其标目耳”；有记咸通四年安南事一段，为樊绰附记之文，又有记安宁至阳苴咩沿途仪仗及册授异牟寻为南诏举行仪式，事毕返至石门一段，当录自袁滋所作之文，又有异车寻与崔佐时誓文、异牟寻遣使赍书至安南府以及记巴夏等地事，则为樊绰离安一年所录之资料，四库本注曰“以下六条，又附录中旁及之文”附录之文编次无条理，且多错讹夺也。
四、《樊志》之版本
樊绰之书，从见于著录者，自唐至明初，传钞流传，收藏者多有其本，以后则无闻，惟此书全文录在《水乐大典》，大典于永乐五年十一月编成，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嘉靖间曾抄副本，分藏南京、北京，明亡时只存藏于文渊阁之一部，乾隆间移贮于翰林院，已有散失，馆址在东交民巷，至庚子（公元一九○○年）八国联军之役，横遭侵略军蹂躏，大典被劫而尽，近来留心者搜寻劫后零散之本，由中华书局影印二十四函，惟无《云南史记》，据灵石杨氏连筠簃刻《永乐大典》目录，《云南史记》凡四卷，乾隆间四库馆辑出此四卷，稍加整理，改名《蛮书》，收入《四库全书》载记类中，至今获见者，即此本也。
所知之版本，初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福建、广东有翻刻本，又《琳瑯秘室丛书》、《渐西村舍丛书》并收之，桐叶馆、知不足斋有单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之为一卷，惟此书高多有错简、讹、夺，犹待校理，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著录，有卢文弨之《蛮书》校本，后归江南图书馆，一九三四年瑜曾假读之，批记不多。沈曾植有《蛮书注》十卷，仅见序文，附载《沈寤叟年谱》后，闻其书现存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卢文弨《抱烃堂文集》卷九、冯浩《孟亭居士文编》卷四并有跋文，所知清人留心樊绰书者，如此而已。
近人校注樊此书成稿者，所见有二家，一九四一年昆明李永清（子廉）作《蛮书校注》十卷，瑜假读之，谓：避居昆阳一年完成，瑜与讨论若干事，后闻修改持印而未见也。一九五二年秋李氏逝世，藏书流散，瑜为云南省图书馆当事人言收李氏遗著，数月询之，答以无所获，然一九五六年曾在图书馆书库中，存有一册，（原分装四册），后不知如何也，瑜读李氏校注时摘录其精到之数条，后晤向达以录文告之，今向氏《蛮书校注》卷二滇池条注，有“方国瑜云：某君校此……”，即其中之一事，惟不言李永清名，且其各余未注明也。李氏此书，用力不多，惟以散失不全为可惜也。
而精审之作，则为向达之《蛮书校注》十卷，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向氏自序：此稿经始于一九三九年初来云南时，至四二年成初稿写清本，又经二十年累积，重新写定此本，说“在文字校勘和史实注释方面，作一些初步整理，为读《蛮书》者提供新的比较有用的本子”。向氏用功甚勤，且于隋唐史具有丰富知识，撰成此书，实为有用的本子。然向氏关于樊绰作书资料来源，未经多作考究，故于樊书所反映之历史实际及其价值，多未能揭示，而停留在文字校勘，虽多有发明，而不深究者，往往有之。向氏作书校正樊书通行本之误字、错简之外，提出“原著者的传闻致误”，此向氏作书之可贵者；惟委之樊绰本人“没有到云南去目识亲览，不免有传闻异辞，以致错误之处”，故不能得其要领。盖樊绰著书，主要钞录前人成文，而非凭见闻作记录，故其错误之由，在于不能分辨成文之虚实，而非史事之传间异辞也。向氏举樊书卷一途程石门路“史万岁南征盖出于此也”一事为例，序文中说之，校注中更详说之，盖向氏得意之作也，周维衍作《蛮书校注》读后（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六期），有“隋史万岁入滇的路线和石门路之开筑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向氏有“识语”辩之：二人争论“史万岁南征盖出于此也”一语之史实，各有根据，而未能决，实则樊书此条抄自袁滋行程及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之文，合而录之，以致错误，有《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县载刘贞谅袁滋路程及布皋传载崔佐时出使云南事，可以为证，樊绰以南北两路交接处之石门误认为戎州之石门，加以考说，以至不可通，瑜作隋《史万岁南征之石门关》一文详说之，附录于《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三篇。大抵，樊绰抄录前人成文，保存资料，而有错，误者当从资斜来考究，恢复原始资料之旧文，然后分析批判，始为有用。向氏致力于此书，成绩已多，而有尚待考究者。
向达书《自序》之后，载《四库提要》，有按语引瑜所作《滇南旧事》之樊绰《云南志》一文，时瑜初读樊绰之书，所知甚少，惟提出自宋以来书名《云南志》，而清四库馆改名《蛮书》，应恢复《云南志》之名，自后四十年间，瑜作文征引此书，都称《云南志》，或省称《樊志》，而向达则从《四厍提要》所说“题目《蛮书》、从其朔也”，不同意瑜之说，一九六二年四月，瑜得向达书之校样本，曾作讨论，惟谓：排版待印，改书名已来不及。是年九月，瑜作《有关南诏史料的几个问题》一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讨论樊绰《云南志》。说到：称为《蛮书》，是诬蔑之词，四库馆辑本改名，我不顺从馆臣的竄改，主张应恢复《云南志》旧名，并涉论四库馆臣辑本《旧五代史》竄改房、狄、胡、戎字样，陈垣（援菴）先生发复，意谓陈先生表明立场。（傅增湘叙已言之）；向氏责瑜以学术问题涉及政治问题，颇为不满；然瑜以为无超然于政治之学术，向氏自序评樊绰之立场，亦已言之，则校理此书，取合之间，何尝不表达个人之立场，有以为考据学无阶级性，谓学术可以脱离政治，实无脱离政治之学术也。
附说：《剑南须知》宋如愚撰。《文献通考》卷二百五载：眉山宋如愚《剑南须知》十卷，引李巽岩（李焘）曰：“第一卷、第二卷，但编集旧史，弃取或不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凡四卷尽，出唐樊绰《蛮书》。第七以下乃如愚自为之文及所书计策耳。如熙宁卖马箏，诚西南要害，异时或可补国史之阙云。”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十三转录此文，惟此书不见收藏家著录，书久已佚，李焘《通鉴长编》所载《熙宁买马记》当出自此书，已别文考录说。至于宋如愚所载樊绰之书凡四卷，当是录其全文，可与四库馆辑本供校刊，而已久佚为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