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谜--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之谜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一}一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一一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一}一,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

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缜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一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一一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共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分,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榆,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一精一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v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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