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拘 留营里的史怀哲医生

两国交战，必有俘虏。不过，本文所说之俘虏，却非战败被俘者，而是非参战人员，即因为战前居住在敌方国土上，或者已经获得了敌国的国籍（外侨），仅仅因为母国与之交战，而被关入拘留营，比如二战时，遭到拘禁之日裔美国人是也——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对少数派权利的侵犯发生在1942年，根据臭名昭著的第9066号行 政命 令，大约有12万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受到拘禁，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敌对的外侨（大部分是在美国出生的）。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他们被剥夺了住房、生计和自 由，并被送进又脏又破、围着铁丝网和看守塔的拘留营——有点像纳粹的集中营。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日裔美国人有背叛行为，他们都是激进主义和战时歇斯底里症的受害者。

就连签署这项命令的国防部长亨利·斯廷森也害怕这“将在宪法上造成一个可怕的巨洞”。的确如此，直到1983年一个联邦法院才推翻拘禁的合法性……（【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 治科学》第4章《个人和宪 法》）

当然，最终，他们赢得了美国政 府的道歉，“当美籍日本人在教育、职业和专业上的地位不断攀升后，他们的日裔美国公 民联盟就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并且就二战期间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对日本人的违宪拘禁行为赢得了美国政 府的道歉，他们还希望进一步得到赔偿”（同前第10章《利益集 团》）。

当然，我们无从得知这12万名日裔美国人在拘 留营里的情况。然有一人，一个伟大的人，阿尔贝特·史怀哲医生（他同时也是位神学家、牧师、哲学家、音乐家、著作家，他将其一生，奉献给非洲黑人的健康，并提出“敬畏生命”的崭新伦理观，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可使我们了解此点。

一战时，他因为自己和妻子的德国国籍，而被关入法属赤道非洲的拘 留营，随后又被转入欧洲的战 俘营，他在文中记述了战 俘营里的情况。哈格顿所著《史怀哲传》里，也写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并且正是在拘留营里，令他有充足的时间，来深入思考人类的文化、伦理与命运，并激发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全新伦理观念。

他在《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对我们文化的意义》一文中这样写道：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此我在法属赤道非洲陷于险恶的处境。作为阿尔萨斯人，我的妻子和我具有德国国籍。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来到法国殖民地，并在这里（兰巴雷内）开办一个诊所。但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由于我们是德国人，就必然被当作俘虏来对待。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人们就告诉我们，也许应把自己看作被拘留者。我们可以留在家里，但必须放弃与白人或黑人的任何交往。我们的住宅前出现了看守者，包括1名黑人低级军官和4名黑人士兵。

由于我被禁止在诊所工作，从而又有了时间来处理我多年思考的、由于战争的爆发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文化和伦理”的问题（选自《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17年9月，我们以及所有在法国殖民地的战俘被告知，我们将被立即带往欧洲。这一命令是由战争部长克雷门梭发出的。他担心我们在殖民地可能会被看管得不够严厉。非洲西海岸的战俘应被带往波尔多……

从波尔多我们抵达加赖松的大拘 留所……当时的拘 留所长，是一个名叫维奇的退休殖民地官员，他是通神论者。与其严厉的前任相比，他不仅公正，而且以更为值得赞许的善良行为行使着他的职权。

令人注意的是，在这么许多被拘留者中，只有我是医生。开始，所长禁止我与病人打交道；因为这似乎是为官方所指定的拘留所医生——当地一位年迈的乡医——的职责。几个星期后，所长认为在拘留所内发挥我这个医生的作用是正确的。他提供给我两个房间，一间供我行医，一间则让我和妻子起居。

这样，我又成了医生，空余下来的时间，则用于写作《文化和伦理》。我想，我也许不再能得到留在兰巴雷内的原稿了，就凭记忆写下了这部著作的纲要。

1918年春季，根据来自巴黎的命令，我妻子和我应被带往法国圣雷米省的专为阿尔萨斯人设置的拘留所……圣雷米的拘留所也设在一个被遗弃的修道院中。由于那里已有一个医生，因此开始我没什么事，能整天写我的《文化与伦理》。在拘留所更换了住院医生之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医生，只是工作没有加赖松那里这么大。

为我妻子而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们在1918年7月中旬得到通知，所有阿尔萨斯人将和被拘留在德国的法国人交换。几天之后，我们将经过瑞士回到阿尔萨斯的故乡……（同前）

而神奇的是，史怀泽最后呆过的圣雷米俘虏营此前曾是座疯人院，大画家梵·高曾被收容在这里——

据说圣雷米俘虏营是所疯人院的旧址，房舍破败荒凉。当史怀哲来到这里时，仿佛觉得这大房间似曾相识。铁制暖炉，烟囱从长长的房间的这一端通到另一端——对啦!这是梵·谷诃（即梵高）画里的景况哩。原来，那位不幸的天才画家，曾被收容在这所疯人院，就在这个房间里，把这满目荒凉的景象描绘下来的。

当他想起了这一点之后，这铺上石板的简陋房间，被高大的石墙围住的中庭，都给了他奇异的亲切感。而且营主任巴涅也是个明朗而慈和的人。

想来梵·高一定为这样的石板地板感到烦恼的，尤其强风吹来时，使史夫人感到不舒服，连史怀哲自己也觉得健康情形又开始恶化了……（哈格顿《史怀哲传》第八章《第一次欧战》，锺肇政编译 志文出版社）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核心是——“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

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自己所提出的理论。

正是因为战争，令他成为法国人拘留营里的德国犯人，从而有时间来从容、深入思考并整理关于“文化与伦理”的问题，替人类的前途寻找出路。假如没有发生一战，他无疑会在兰巴雷内继续其救死扶伤之使命，救助更多的黑人兄弟，然而，他恐怕也就没有时间更进一步去思索文化与伦理的问题了。这正应了那句德国谚语——

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

二O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下午

注：1.  阿尔贝特﹒史怀哲，又译为“史怀泽”。

2.  拘留营，又译为“俘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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