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盛国”与盛唐的水路交通
唐代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鼎盛时期,史称“盛唐”，其政治、经济及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令人惊叹的是，与唐代同期并存的建立于东北长白山区的渤海地方政权，由于与唐中央政权交往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互相交融，迅速崛起，成为东北地区古代史上的鼎盛时期，史称“次。今吉林省敦化市东南郊牡丹江畔的敖东古城就是渤海国的最初建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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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是以靺鞨的粟末部人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自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至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共存在229年。渤海国在东北地区存在时间较长，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与中原政权联系较密切，在历史上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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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粟末部世居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契丹反唐攻破营州。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南部众干预反唐，被授大舍利衔。武则天为平息营州之乱，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武则天万通二年（公元697年）乞乞仲象卒，其子大祚荣率余部迁至天门岭（今辉发河与浑江的分水岭）一带，重创追剿的唐兵。后据东牟山（今敦化敖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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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而居。翌年，正式建国。大祚荣自号震国王，史称“旧国”。渤海国发展强盛时期，其统辖范围达到东北地区东部、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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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亲政后，对东北地方政权采取怀柔政策，派御史张行岌对震国进行招抚。大祚荣欣然接受，派次子大门艺入侍唐朝，表示臣服，开启了渤海国与唐王朝中央政权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二月，派鸿胪卿崔忻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不再称震国，专称渤海，正式列入唐王朝中央政权的行政管辖序列。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二月，大祚荣卒，唐玄宗遣使吊祭，策封嫡长子大武艺仍袭父爵。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嗣立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和忽汗州都督。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迁都至上京（今黑龙江宁安）。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大钦茂晋为渤海国王。在位57年间，多次派人入唐学习典章制度及文化，仿唐兵制设十卫，积极发展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拓疆扩土，国势日益强盛，辖5京15府62州120余县，号称“海东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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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繁荣昌盛的最基本原因是唐王朝中央政权当政者与渤海地方政权当政者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化干戈为玉帛，变闭塞为交流，追求友好往来，互为学习，亲善相处，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处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的典范。在互相学习和交流过程中，渤海鸭绿道（朝贡道），即渤海国通往中原地区的水路交通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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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统辖范围为长白山天池发源的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三江皆能到海，有着优良的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在唐代的东北，陆路交通线和交通工具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交通线的开辟造价昂贵，耗时费力，养护困难，车马交通工具效率低。水路交通以其经济实惠而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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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渤海的交通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主要交通干线有5条：鸭绿——登州道、长岭——营州道、夫余——契丹道、龙原——日本道、南海——新罗道。其中鸭绿——登州道，又称鸭绿朝贡道，是一条主要以水路连结渤海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交通干线。其具体线路走向为：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出发，经旧国（今吉林敦化），路过大蒲柴河，取道抚松，抵达西京鸭绿府神州（今吉林临江市），由此乘船顺鸭绿江而下，经桓州（今吉林集安）抵泊口（大蒲石河口），再循海岸行驶，过乌骨江（今辽宁叆河）、杏花浦、桃花浦、青泥浦（今辽宁大连），抵达都里镇（今辽宁旅顺），再转乘海船扬帆横渡乌湖海（渤海海峡），到达登州（今山东蓬莱）登岸，然后前往唐王朝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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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道是渤海国朝贡官员、贵族子弟留学生商人、僧人以及唐王朝派遣渤海国的军政官员、使臣的主要信道。沿途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就是这段历史的佐证。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二月，唐王朝派遣鸿胪卿崔忻前往渤海国册封大祚荣时走的就是这条水路交通线。翌年，崔忻返回长安时，延鸭绿江而下，途经旅顺黄山（一名黄牛山）时，特凿水井两口，并刻石记曰：“敕持节宣靺鞨劳使鸿胪卿崔忻，凿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渤海国志长编》卷19），尽管该刻石后被日本人盗去，但铁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泯灭的。同年，大祚荣派王子朝唐，请求“就市交易，入寺礼拜”（《册府元鬼》卷97），得到唐王朝的允许。此后，渤海国每年都派遣使臣经朝贡道入唐朝贡，累计近百次。唐王朝中央政权向渤海国派遣册使13次。渤海国仿唐王朝建立政治和经济制度，使用汉文，极大地拉近了渤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促进了渤海国的政治昌明和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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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通往唐王朝京都长安的朝贡道成为渤海国与中原文化交往的一条极为重要的信道。渤海国先后130多次派出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太学学习古今制度和汉唐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学业有成后，又渡过渤海将中原文化带回渤海国。这种密切的往来与文化交流，使渤海国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并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母体，成为中华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在送别渤海国王子归国时写下的一首题为《送渤海王子归国》的千古不朽的诗篇就是渤海靺鞨人与中原汉族人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暑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温飞卿诗集》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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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朝贡道最艰苦最危险的一段是跨越渤海湾的海上航路。尽管渤海湾尚属内海航道，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由于航海技术与船舶的简陋，航行是十分艰难的，有时在海上要漂泊数月之久。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渤海国船队从五月出发，至秋天才抵达登州，行程两月有余。尽管如此，这条水上航线比较渤海国至登州的陆路交通线仍有巨大的优越性，不仅线路距离短，而且运输费用低廉。走朝贡道水路，从敦化敖东城至登州有900公里左右；而走陆路经京津到登州则有1800公里左右，比水路要多出近一倍的距离。朝贡道堪称渤海国通往中原的最佳交通线。朝贡道海上航道一年四季均可通航。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风向及海水流动变化情况，渤海人多选择春、冬两季跨海来唐，夏季返回，以充分利用沿海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和夏季盛行东南季风的自然规律，加快航速，缩短航行时间，节省航行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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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与唐王朝中原地区贸易物品主要有虎皮、貂皮、熊皮等各种皮货和人参、牛黄、麝香等名贵药材及马、牛、铜等，还有各类水产品，交易中主要是换回中原内陆的粮食、金银器皿和布匹等。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山东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已曾“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旧唐书》卷124，李正已传）。这一时期，渤海国将所产铜通过朝贡道运到登州进行贸易。唐王朝为垄断铸币用铜，下令禁止以铜贸易。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已从发展经济出发，力陈驱弊就利，奏请朝廷“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册府元龟》卷999），得到朝廷批准,使渤海国与唐王朝中原之间的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由于渤海朝贡道的日益发展，山东登州地区成了渤海与中原内陆互市贸易物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港口。渤海国与中原内陆互市贸易的各类货运船只经常停于该港口。为了适应渤海国与中原内陆正常商贸活动，方便渤海与中原内陆商贸人员往来与洽谈生意，特于登州设立了渤海管，专门管理各类商务事宜。渤海国与中原内陆虽然有万水千山和海洋阻隔，相距数千里之遥，但丝毫没有阻断他们的相互交往。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追求进步与经济文化繁荣的心愿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