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魏碑：详细说一下魏碑书法的风貌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国内书界尊碑之风不减清末民初。落碑者大谈碑学之宏旨，学碑者亦不分老幼，“碑派”之阵容堪称强大，佳作也不断问世。然而尊帖抑碑者也不乏其人，上至一流大书家，下至冬烘先生，都在力倡唐楷，痛斥康有为之“矫枉过正”，误人不浅。（配图与正文无关）

其典型的颇有影响的论点是:魏碑多因刻工水平低劣将书家原作刻走了样，其棱角分明的点画不可能是书家原作风貌，因而学魏碑方折凌厉的点画是学其病。笔者以为此说颇为可商。故不揣鄙陋，以陈管见。

魏碑原作之风貌究竟如何?由于年代久远，饱经风雨之侵蚀，使我们今天的观赏者谁也说不准。有论者以“斜画紧结”、“横画宽结”来概括魏碑风格，这恐怕并不全面。倘若如此，那么因字立形的(座鹤铭)该归人哪一类?高耸式结体的(高猛妻元瑛墓志)又该归人哪一类?也有人认为魏碑原作均倾向于方笔，而现在所存圆笔者均属风雨剥蚀所致。

如果用这种观点去论证《瘗鹤铭》或《泰山金刚经》尚可谓具有说服力。因前者曾坠入江中，后者上有水源冲刷不绝。但是如果考之《水牛山刻石》等就难以断言了。故而笔者以为魏碑按笔法考之其原貌有两种:一是方笔近楷:二是方圆兼备者近隶，或在楷隶之间。那种认为凡是圆笔均为风雨剥蚀所致的观点不足以服人。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总之我以为魏碑作品虽方笔者居多，但方圆兼备，风格多样，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确定一种书风的特点，离不开其历史文化背景，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需要。这是把书法当做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魏碑为何异军突起?为何以其刀劈斧砍般的力度与生辣感体现了阳刚之美、雄强之气?大多学者论断这是少数民族强悍气质的体现固然不错，但是，方折之笔有利于加快刻制的速度这一事实也不容忽视。因而，多数方折点画的魏碑作品并不是刻工水平低劣或搜自改变书家原作的结果，而是书家与刻工共同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结果。

南北朝之际战乱频仍，人们朝不虑夕。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佛教传人中国自然会找到扎根的土城。因为佛教教海人们求来世之幸福，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佛像与“造像记”。所谓“造像”如同向佛还愿，替自己故去的亲人为佛造一尊像，为的是求佛保佑其亲人的灵魂进人“极乐世界”，而“造像记”则是记载造像缘由与造像主人姓名的文字。

于是大量的墓志与“造像记”、佛经及与佛教有关的碑刻层出不穷，给我们今天留下了(龙门二十品》等许许多多可供研究、临摹的资料。由于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流行刻碑(南朝禁碑，故所留作品极少)，因而自然会造成书家与刻工借书碑、刻碑谋生乃至沽利的社会条件，这就要求他们加快书刻的速度。而魏碑笔法结体上承汉隶下参二王。

方折之笔源于汉隶，紧结之势参酌二王，但不论汉隶还是二王书法都是点画方圆兼备。魏碑多数作品吸取汉隶方折用笔是因为圆笔刻制较费时，如一点用方笔刻成三角形，三刀即可完成，刻成圆点却要采用转刀的手法或多刀刻成;横、竖画如用方笔四刀可成，如起笔或收笔用圆笔则须数刀，同样费时。书家为顺应棱角分明的书体刻起来速度快的客观情况，就不得不破圆为方。因此我以为那种棱兔分明的书风不是刻工的歪曲，而是书家与刻工为顺应当时社会潮流而取得共识的结果。

如果不是这样，不论以碑主与书家及刻工的主雇关系而论，还是以书家与刻工的合作关系而论，都会发生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诸如:碑主不喜欢某种字体而书家却“以不变应万变”，这样显然会无利可图。倘若书者把字写得方圆兼备，血肉丰满，而经刻工之手一改造完全变了样，那么，碑主与书者如何对待刻工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随意“创造发挥”的刻工的饭碗能否保住也值得怀疑了。

就魏碑大多数作品而言，多出自民间书手与刻工。当时的书刻没有被当作艺术品，故而作品的优劣完全取决于书手与刻工的文化修养与技术水平。用今天的“书法艺术”水准来要求，并不是全部具有康南海先生所论的“十美”，有些还极为粗劣，而它们的存在也说明了碑主的口味并不高雅，甚至可以想见，他们没有更丰厚的金钱来请高手书写刻制，随便找个人做成以求得心理平衡而已。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这如同我们今天的商店匾额招牌也并非均出自名家高手一样。

因此，我以为硬把魏碑的棱角分明说成是被刻工改头换面或刻走了样是没有根据的，是一种臆断。我觉得，魏碑呈现一种多数为方笔且棱角凌厉的风貌完全是由于历史的规定性造成的。

至于有人根据碑刻有可能被刻走形，便说帖是合乎书家原貌也无道理。因为许多名作的面貌也同样会因临摹者水平不高或翻刻翻印的差距造成天壤之别，甚至比碑刻改变原作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探讨魏碑风貌这一问题时，我进一步阐明:碑、帖宜并重，因其各有功用，各有其审美价值，亦各有优劣。人们学书法可以偏重一端，也可兼容并蓄，但只凭个人好恶来否定自己不喜爱的东西，是不利于艺术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