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重庆的产业创新发展与重庆机遇——在峰会城市论坛上的发言（2019.11.26）
谢谢主持人。尊敬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和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城市论坛，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重庆产业创新发展与重庆机遇的认识”。
我们现在于北京讨论重庆，我头脑中出现的图景，就是不久前到重庆看到的一片非常直观的欣欣向荣发展的好形势。重庆在中国，是长江上游的重镇，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在历史和现实中间一脉相承的是，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1997年正式成为中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改革开放以来，风雨兼程、奋斗进取之中，应该说重庆的崛起之势在最近一些年之间日趋明显：产业集群的支持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城市建设的改天换地、创业创新的生机勃勃、生态环保的显著进步，这些融汇为相得益彰的超常规的升级发展态势。
我手上有一份重庆唐良智市长在今年总结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注意到这里面的一些基本统计数据，非常鼓舞人心。过去一年，重庆区域的GDP增长速度是6%，但看到伴随着的一系列其他指标，都给人深刻印象，亮点纷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7%；全社会用电量、货运量、中长期贷款余额等先行指标分别增长了12.3%、11.2%、15.3%；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提速中智能产业实现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9.2%；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是9%；战略型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1%和13.7%；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是9.1%；民间投资增长了12.8%。如果比照全国其他可比区域的指标，我们就一定会知道，重庆在很多基本指标方面，其实现在是居于全国领跑位置。
这个好形势当然也来之不易。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间，有一系列我们观察到的重庆经验，到现在为止总结得还不够，比如说地方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的创新；基本农田在“占补平衡”大前提之下的土地流转机制、重庆试验中称为“地票制度”，多少年前就在这一改革的重要领域里由重庆走在最前沿；还有房地产业打造长效机制的创新；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的创新；数字经济时代大力发展新经济的创新；等等，这些都难能可贵，已经成为支持进一步产业创新发展，把握机遇，开创重庆作为西南强劲增长极新局面的坚实基础。
前面提到的这些2018年的数据，能够在很多方面处于全国的第一阵营，甚至处于领跑位置，可圈可点，可喜可贺。我们要向前考虑重庆乘势进一步崛起，这是重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增长极实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诉求。作为研究者，我对于怎样认识和把握相关的重庆机遇，有下面的几点参考意见，在此和大家交流：
1、我认为要深刻领会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文件中就作为核心理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大政方针，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定要按照现代化的取向升级。还有就是中央特别强调的作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精神实质我们要充分把握。重庆在进一步肃清过去的薄、王、孙不良影响的同时，要实质性地保护产权、公平竞争，调动一切潜力活力，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我们不必讳言，在全中国，也包括在重庆，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营商环境建设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还要进一步认识与吸取的教训。
现在我认为最好的概念，已经在上海自贸区确立以后正式提出，而且在多轮复制——全国现在已经有称为自贸区的18个区域，它最基本的认识，是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而政府方面是正面清单。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是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天然就具有市场准入的一种应有待遇的前提之下，一旦取得创业创新主体的法人地位、市场主体地位，他们面对的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的创新创业环境。负面清单上规定的他不去碰，其他可做什么“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企业创业创新者、企业家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尽情的发挥。他们当然要自负盈亏，去承担风险，去试错，去在有弹性的环境中力求创新而取得他们意愿中间的创新成功。这里面当然也会有失败，当然也会有种种的曲折、风险的考验，但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最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负面清单”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在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最大限度调动他们潜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的同时，政府方面，这是我们过去一向说的“管理主体、调控主体”，却要面对正面清单，不是政府你想做什么都有道理，你做什么都是理直气壮的调控，不对了。政府方面现在最新的理念叫做“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正面清单，你必须取得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明确的授权清单（当然这在中国还要逐步把它明朗化和细化），在正面清单范围之内去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而且在有权的前提之下，还必须有责，必须通过绩效考评实施问责制。这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央历次重要会议的文件指导精神里面，现在已经成为体系的一套认识。我觉得在重庆，就要在这样一个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过程中，放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重庆的国有企业相对优势，当然要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赢之路，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而民营企业的潜力还相当可观。在全国，大家已经知道“56789”，具体数据我不重复了，在重庆应该进一步调动民营企业的潜力和活力，来共同打造我们的强劲增长极区域，在西部率先实现现代化。
2、在第一层面的认识后面，跟着我想强调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在深化改革中间攻坚克难，敢于啃和善于啃硬骨头，在政府推动生产关系自我革命上要动真格。比如说大部制，中央层面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原来过多的各种管理部门加以必要的归并，在部门审批权随着它们的数量减少的同时，也要相应削减部门、部委办、局委办他们的收费项目、他们的收费权。要以坚定不移的开放，倒逼我们“清理文件柜”，贸易战在外部的压力，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动力。在清理文件柜、对标自贸区这个概念之下，高标准、进一步地约束政府的行为和深化政府“自我革命”的改革，把焕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全面开放、拥抱全球化的合作竞争、共赢发展，融为一体。
3、重庆在贯彻本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应该明确地树立追赶、赶超中“守正出奇”的战略思维。这方面其实过去重庆有不少亮点。我们总结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愿意表述的一种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政府市场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应该是“有效市场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把这个关系真正处理好，才可以健康可持续地推进区域的超常规发展过程，而在区域，以地方财政作为后盾，怎么样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地来发挥政策性融资机制的放大、乘数效应，是一篇大文章，重庆过去在这方面早就有经验，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和进一步创造新经验。我们认为财政资金为后盾的、体现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政策意图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还有和企业成为伙伴关系合作进行大工程建设的PPP机制，它们的适用性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实际生活中间，中国要把有效投资、有效投融资这样一个机制，进一步提升，这是面对贸易战的必然选择。扩大内需、稳定增长，应该特别注意运用这些机制，以有限的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资金打底，“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吸引民间的、外部的乃至国际的资金在重庆辖区之内，形成大手笔的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综合开发乃至连片开发。
4、在新经济数字化的前沿领域，要继续坚持重庆已有的诉求。过去重庆的领导层在这方面有过非常清晰的勾划：我们虽然地处内陆，但是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东西不再依受到过去传统上理解的运输距离远近的制约关系，我们应该在这种诉求之下，借鉴另外一个兄弟省级行政区贵州的经验，借鉴他们是怎样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形成了现在有全国乃至一定的世界影响的数字化中心，我们要在这方面争取占领若干个制高点。
5、重庆的同志们应该在“思想再解放”这方面，树立一个在国内有影响的标杆。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这是改革开放一开始和实事求是一起，明确提出的我们的战略思维方向，在当下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又在深改组会议上重新再次强调“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实”。我们要坚决贯彻2019年3月的中央重要文件，以破除形式主义入手，鼓励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们敢担当、抓实事、有作为。中央这一文件是非常明确地有所指的，要把2019年作为地方和基层的减负年，针对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地方工作一线的同志受到了种种形式主义的约束，一个人在前面做事，后面可以有六个人、八个人挑毛病。我接触到一些地方的领导，市长、书记，疲于应付不断到来的上面各个管理部门各种各样的检查组、巡视组、督导组、审计组、约谈组。大家在工作中间做事，稍有毛病，抓住以后可以抓住不放，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中央去年就发文件强调，“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个话早就说了。实际工作中间怎么掌握它？确实有难度，一个同志只要做事情，就可能出现偏差，出现偏差以后，那个氛围似乎是谁也不说你是因为改革出了偏差，都说你“心术不正”，甚至各种各样的不良氛围因素一拥而上，把人家要整得“吃不了兜着走”。这种状态完全违背了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党的基本路线，完全违背了中央所说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的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发展观和创新发展就必须有试错、有突破的规律性。我们要在重庆，争取把“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变成现实。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培育、营造创新的文化和创新型社会的氛围，抓牢机遇，打造重庆创新发展的升级版。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