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8日，杜聿明从葫芦岛前线飞回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设宴款待。席上，傅作义透露了刚刚得到的一个重磅消息——在“徐蚌战场”，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临阵倒戈了！杜聿明闻言大惊，这一情报，意味着正在向徐州转移的黄百韬第7兵团侧翼完全暴露，极有可能被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部队迎头堵住。果真如此，那么徐蚌会战还没打响，蒋军就已经输了一半了。杜聿明的职务，原本就是徐州剿总副司令，去葫芦岛组织撤兵，只是蒋氏临时安排的差事，办完了还得回到徐州这个火坑里面去。他多年之后回忆，当时他觉得“徐州就像一个刑场，我去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杜聿明就是以“上刑场”的心理走上淮海战场的。随着战役全面爆发并不断深入，他的这种心态愈加明显。作为创造过“昆仑关大捷”，曾经统帅十万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战将，素来以沉着镇静而著称的杜聿明，并不是无能之辈，其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在蒋军将领中属于一流，为何会临阵怯战呢？在济南战役结束后，杜聿明曾经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佯攻济宁、实取济南”的作战计划，其要旨为：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对方攻击某据点久攻不下，等其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我方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起攻势，寻求对方的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连年惨败之颓势。这一计划，是想利用华野主力接连完成开封、睢杞、济南三个大战役之后人困马乏、亟待休整的时机发起主动进攻，就战场时机的把握来说，其战略眼光是敏锐的，这一计划也得到蒋氏的批准。可问题是，杜聿明还没来得及部署他的方案，辽沈战役爆发了。他本人被蒋氏当作救火队员，派到东北去“协助卫老总”。徐州剿总的一把手刘峙，根本没有发动进攻的魄力和能力，这一计划便束之高阁了。
1948年10月底，蒋氏将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送去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杜回信说，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但必须迅速实施，否则有被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结果是，蒋军极其低下的执行力，导致执行难度并不算大的两翼收缩都做不到，大军移动时的混乱让黄百韬被围、宿县被占，整个徐州集团已经处在被包围的态势中，形势大为不妙。
此战的胜负，关乎存亡，蒋氏当然高度重视，用杜聿明的话说，就是“决意以中原战区的全部精锐之师作为自己命运的赌注”。那么，这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该由谁来挂帅呢？白崇禧是第一人选，蒋批准了，白同意了，可是一夜之间，白出尔反尔，拒绝统一指挥，蒋氏拿他没有办法。宋希濂是第二人选，经再三托词，幸免受任；“四病缠身”的杜聿明，完全有理由拒绝到徐州任职，但他没有白崇禧的勇气，没有宋希濂的运气，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瞻前顾后，思思虑虑，终以极其矛盾的心态受任于多事之秋。他对“徐州会战”，既胆怯避战，又不敢不战，这一方面是深怕失去蒋的宠信，另一方面，恐怕也不排除他思想深处的立功邀宠的念头。杜聿明从东北飞回南京，一下飞机直奔顾祝同公馆，首先关心的是徐州战场情况。在南京讨论作战计划时，他对郭汝瑰所做的方案相当不满，本想反驳，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了，“觉得争也无益，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的宠信”。从那时起，杜聿明就高度怀疑郭汝瑰的卧底身份了。如此糟糕的形势，让被迫赶赴徐州上任的杜聿明心中蒙上了一层阴霾，不过作为有着“务实勤勉作风”的职业军人，他称得上尽职尽责，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方案，这些方案都有“一案、二案”，或“上、中、下”三策供蒋氏选择，可谓用心良苦。事后证明，杜聿明提出的这些方案，大多是符合实际的。问题是，蒋氏对这些建议要么不予采纳，要么采纳下策，要么在采纳实行的中途又变卦。尤其是改变杜聿明视之为“百倍有利于战事”的守淮决策为守徐决策，不仅让冒险纵向移动的黄百韬兵团被困，而且让后勤补给线拉长，宿县失守后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导致整个战役计划完全泡汤，只能随着解放大军的攻势而被动应付，险象环生。当杜聿明从南京到徐州上任后，刘峙的腰杆也挺起来了。他腆着肚子，拉着杜聿明的手，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激动得泪水闪动。杜聿明彻底否定了刘峙关于华野主力要打徐州的判断，而是明确指出徐州附近出现的华野部队全部假象。粟裕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歼灭黄百韬。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其中第一方案就是让黄兵团至少坚持十天，集中徐州两个兵团主力向集结于蒙城一带的中原野战军发动进攻，先敲掉刘伯承的6个纵队，再回过头来击破粟裕，救出黄百韬。刘峙坚决反对第一方案，他认定，黄百韬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绝对坚持不了十天，万一刘伯承没捉住，黄百韬又赔了进去，岂不是闹了大笑话？于是采取了四平八稳的第二方案，即留一个兵团守徐州，调两个兵团向东攻击前进，解黄兵团之围。杜聿明多年后回忆，在他心中始终认为第一方案才是上策，如果能重创相对薄弱的中野，那么整个战局就会赢得主动，哪怕黄兵团不要了也是值得的，不至于处处受制。但这一方案的确风险较大，谁又能保证在皖北就一定能兜住刘伯承的主力呢？在刘峙的强烈反对下，杜聿明也没有坚持。直到黄百韬全军覆没，黄维被困之后，杜聿明提出“要打便不可放弃徐州，要走就不能恋战”的主张，并得到了蒋氏的同意，但蒋氏又一次出尔反尔，强令杜聿明在途中掉头去解黄维之围。在这一关键时刻，邱清泉和李弥都曾强烈建议杜聿明不要理睬这一荒唐命令，但杜氏绝不敢违抗蒋氏的命令，只有硬着头皮执行，最终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君为臣纲”是传统。所以，当一个忠臣，取信于君，合乎杜聿明这样一位出身于书香门第，受礼教影响甚深的旧军人价值观，故而无论是徐蚌会战之前，还是其中，取信于蒋，害怕失宠于蒋的心态，就极为正常了。
据说杜聿明晚年病重时，曾偷偷询问前来看望他的郭汝瑰：“我都是快死的人了，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间谍？”郭汝瑰始终顾左右而言他，让杜聿明致死都没有解开心中的疑团。历史的江河滔滔奔流，当然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