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出自《道德经》第十八章，意思是，大道被废弃了，才提倡仁义。智谋机巧出现了，才会产生狡诈虚伪。

曾仕强先生解读

“大道废，有仁义”，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仁义不是很好吗？仁义当然好，但是如果能把层次再提高一点，就会恍然大悟。大道就是常道，常道是不会废的。但是人把高层次的东西丢掉了，却拼命宣扬低层次的东西，这才是自己害自己。

比如，每一个人都依道而行，那自然就合仁、合义；可是一旦标榜仁义以后，就有很多人假借大家所喜欢的仁义之名，来行不仁不义之事，所谓忠不忠，所谓贤不贤，历代都存在。一开始，这人是忠臣，最爱国，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大奸臣，大汉奸。

慧智出，有大伪。老子在这里不用“智慧”，而是用“慧智”，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君王用智来治国，那么整个社会通通都是假象。反正你要他怎么样，他就假装怎么样。

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还是如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改吗？不能。因为法治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高的层次，这是我们的民族性决定的。西方人可以，他们在法没有通过以前会有意见，但是法一旦通过，他们就完全没有意见。我们做不到。这没有好坏，各走各的道。

所有的法都是一时性的，满足不了变化多端的环境，所以最后一定很僵化。而僵化了又不能改，人就假装顺着那个法，在里面投机取巧，游走于法律边缘，这种人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学法律的人，有的就是钻空子专家：这有漏洞，我告诉你怎么走过去。

傅佩荣先生解读

“大道废，有仁义”，大道毁坏之后，才有所谓的仁义。在大道之中，本来有自然而然的仁义。儒家、墨家所强调的要行仁、要行义，那是刻意地有心要去做的，这是别人教的，有一些具体的作为。人们要模仿那个作为，达到某些标准，才能说是合乎仁义。

事实上，在大道里面有所谓的自然的仁义，大家在一起不要特别要求行什么善，不必特别谈到什么责任、义务，自然而然相处在一起，和和乐乐的，因为都在大道里面。

现在不行了，大道毁坏之后，才有所谓的仁义。翻译的时候就要加上“所谓的”，意思代表是人为的。换句话说，“仁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为的。现在大道毁坏了，只剩下人为的这一种，要靠学习和模仿来做到所谓的仁义。

《庄子·大宗师》里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了，几条鱼一起困在陆地上，互相吹气来湿润对方，互相吐沫来润泽对方，这实在不如在江湖中互相忘记对方。

“大道”是一个关键，所以，王弼在注解这句话时说：“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失，则相濡之德生也”。江湖是比拟大道的。鱼当然希望在江湖中自在悠游，彼此互相忘记，但是奈何泉水干涸，就只好“相濡之德生”，以气相呴濡了。

“智慧出，有大伪”。智巧聪明的出现，才有严重的虚伪。大伪就是严重的虚伪。这里所谓的“智慧”是智巧与聪明。

因为在上位的人使用智巧聪明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察言观色，知道如何避开各种祸患，就好像鸟会避开罗网一样。所以在上位的人使用智巧聪明，底下的百姓就会设法去伪装自己，作秀、演戏给你看，于是整个社会变成大家都在扮演某种角色，而忽略了人的真诚性与真实性，造成各种混乱的情况。

南怀瑾先生解读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的历史哲学另成一格，大异其趣。只从文字上看，他是说，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就是一个道，道衰微了，后来的人便提倡仁义道德，结果越强调越糟糕，适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对智慧。换句话说，知识越发达，教育学问越普及，人类社会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摆不平。

其实，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和智慧，他只是要我们预防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作用而已。孔子在《礼运篇》也讲得差不多，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态度差别之处，但是道理是相互贯通的。

孔子《礼运篇》上说：“故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

用人之智去其诈。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诈，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间。

用人之勇去其怒。而大勇的人，往往气魄大，脾气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称之为“嗔”。假使一个大英雄、大丈夫，没有暴烈的坏脾气，那就很可贵了。

用人之仁去其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过了，变得婆婆妈妈，待人接物软塌塌的，心理上难免有一种不自觉的贪恋、执著。因此，能够保持一片仁慈博爱之心，而无这层贪著之念，那便不会发生不良的副作用了。

《道德经》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