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蜘蛛侠，只有蟑螂侠
*本文含重大剧透，介意勿进
去年摘得戛纳评审团大奖的《迦百农》，国内译名《何以为家》。
一周前进军内陆院线五一档。
如今五一档正式落下帷幕，没成想这部黎巴嫩电影却成了最大黑马。
在《复联4》支配的恐惧下，这部小国别、小成本文艺片，票房却能左抗灭霸响指，右踢前任魔咒。
上映一周，揽获1.75亿总票房，口碑也是华丽的998。（猫眼9.4，淘票票9.1，豆瓣8.9）
同样是戛纳光环，豆瓣高分，《何以为家》比去年8月份上映的《小偷家族》晚来了半年。
两部电影，都描摹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底层家庭图景——
大人没有正经工作，小孩不能接受教育，生而为人却没有人的尊严。
但“家庭“，在两部作品中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
《小偷家族》中是没有血缘却有羁绊的临时家庭，《何以为家》中是有血缘却没照养的原生家庭。
它们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对传统“家庭”概念的挑战。
论奖项分量、导演和演员的名气、文化亲近程度，事先没人会想到师出无名的《何以为家》，在中国会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还要更好卖。（《小偷家族》最终票房9600万）
但它选择（或者说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上映时机。
一个是五一档的国产片普遍品质欠佳，《复联4》压制下的票房空隙没有竞争对手来填补。
另一个则是《何以为家》的所述内容，正好撞在国人近期的社会痛点上——
年度爆款剧《都挺好》，幺女苏明玉的悲惨遭遇掀起了大众对原生家庭、女孩地位的讨论；
童模挨打、少年跳桥、北大吴谢宇案等社会热点事件，都集中促使中国家长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当一个合格的父母？
在这些社会事件的评论区，许多人开始倾吐成长的苦水，甚至自揭童年的创伤。
剩下的人要么感同身受，要么幸运到第一次才了解：
原来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得到父母无理由的爱。
更别谈健康而平等的爱。
而故事背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何以为家》，则是这些问题的极端化展现。
01.
小主人公赞恩是个少年犯。
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和身份证，没人知道他有多大年纪。
还是狱医根据他的牙齿生长状况来估测，赞恩大概12岁左右。
在这个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赞恩却出现在法庭。
一边神色自若地坦诚罪行：
一边态度坚定地起诉自己的父母：
状告自己的父母。
理由却是：他们生了他。
戏剧冲突十足的开场，吊起了观众莫大的好奇心：这个孩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进入赞恩一家的生活场景，处处是远超我们日常经验的底层残酷。
父母和大概七八个孩子挤在一个房子里蜗居，照顾不过来的小婴儿被铁链拴在椅脚上。
一家人的生财之道是靠二儿子赞恩骗取止痛药，然后通过特殊方法送进监狱给服刑的大儿子贩卖。
长子入狱，父母只生不养。
年少的赞恩早早就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
照顾弟弟妹妹，骗取处方药，给房东打工，街头卖廉价果汁......
幼稚的面孔下，是被生活历练出的早熟的灵魂。
在肮脏混乱的街头，赞恩的架势像个气势汹汹的老母鸡，将更年幼的弟弟妹妹护在羽翼下。
当最大的妹妹来初潮时，他警惕地为她洗净内裤不让父母看见，因为初潮预示着妹妹可以嫁人。
天真的妹妹以为男人给自己零食就是对她好，赞恩却警告她：别被这些过期的垃圾给骗了。
即使被父母压榨，赞恩也并没有做出反抗。
出身黎巴嫩的贫民窟，赞恩对生活的想象也仅限于此。
只是会在目睹校车经过时，流露出不易察觉的渴望和失落。
妹妹萨哈被嫁（卖）给房东家，是导致赞恩与父母决裂的导火索。
不管妹妹如何尖叫拒绝，赞恩如何垂死抵抗，都抵挡不住成人世界的交易。
在这一刻，赞恩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
他装得再像一个大人，但终究还是一个小孩，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父母威权，成人法则，是压制赞恩的第一重枷锁。
赞恩的父母将儿子视作劳动力，将女儿视作交易筹码。
孩子们并不比家禽牲口更加高贵。
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个接一个地生，生活就有指望。
当赞恩入狱，家里失去了最大的劳动力，妈妈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再生一个。
父母对孩子的利用剥削，除了人性的自私，还有物质基础的限制。
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成年人的选择权，其实并没有比小孩多多少。
面对儿子的控告、舆论的声讨，赞恩的妈妈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护：
你们不知道我为孩子活下去都付出过什么。
如果在我这种处境，你们不一定做得比我好。
赞恩的爸爸也说，自己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身边的人告诉他：“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
于是，他们把自己接受的观念教育，继续复制给下一代。
将自己无法逆转的命运，同样寄希望于下一代。
繁殖癌的背后，是贫穷造就的愚昧。
愚昧又在贫穷的基因中代代相传。
如果赞恩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成人，谁能保证他不会是下一个自己的父母呢？
02.
萨哈出嫁，赞恩出走。
在流浪的过程中，他被一位黑人单身母亲拉希尔短暂收养。
拉希尔是叙利亚难民，根据黎巴嫩的政策，像她这样的外来务工女性没有生育权利。
所以拉希尔的儿子尤纳斯和赞恩一样，是没有身份的存在。
这里的日子，和之前的家一样贫穷。
而自己，仍旧逃脱不了照顾孩子的“家长”角色。
只是比起自己冷漠的父母，年轻的拉希尔更富有母爱。
为了自己和孩子不被遣返，她一人打好几份工。
生活即使窘迫，可她会在力所能及之内逗孩子开心。
一块客人吃剩的蛋糕，让赞恩第一次尝到了过生日的氛围。
但是有了爱和责任，也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做好父母。
赞恩的爸妈不配为人父母，更多是懒惰、自私、淡漠的内因；
而拉希尔的境况则显示出社会强大的外在作用力。
她的难民身份、黑人身份、单亲妈妈身份，成为了被社会歧视、压榨、抛弃人群的集中代表。
她被邻居骂婊子，被雇主拖欠工资，被蛇头趁火打劫。
拉希尔的遭遇，指向了更加赤裸的社会批判。
何以为家？
除了父母个人层面的关爱和担当，它更关乎政府职能、社会关怀。
而无论是赞恩原本的家庭，还是出走后的临时家庭，他们都是不被社会承认的边缘群体。
妹妹萨哈怎么死的？
除了愚昧导致的过早怀孕，还包括没有身份证明就被医院拒收的人权灾难。
随着拉希尔被捕，赞恩再次陷入了无人庇佑的困境。
自己一个12岁的孩子，要承担起照顾1岁婴儿的责任。
绝望的加深演变，恰似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
刚开始，小小的身体还可以抱着一个更小的身体出街寻人；
后来，赞恩只能把尤纳斯放在铁桶里，拉着他一边卖废品一边找人；
最后，铁盆里放满了挣钱的“果汁”瓶，还不会走路的尤纳斯只有被赞恩拽着艰难步行。
动作越来越粗鲁，越来越力不从心。
于是我们知道，赞恩的力气用到头了，生存智慧也用光了。
他能得到的社会善意，仅仅是街头青年或者蛇头人贩给他买的一餐热狗。
内陆版本的删减部分有这么一幕：
公交车上，一个穿着山寨戏服的老头坐在赞恩身边。
胸前本该印着蜘蛛的地方，结果是一只丑陋的蟑螂。
原本离家出走漫无目的的赞恩，跟着“蟑螂侠”下了车，来到了一个游乐场。
早熟如他，内心其实仍旧有着孩子的英雄梦想。
只是在这块土地上，作为超英象征的“蜘蛛侠”都降级成了“蟑螂侠”。
可是这个称谓，对于赞恩来说又是如此的贴切。
它代表了阴暗污糟的角落里，才会存在的某种英雄主义。
在没有希望的生活中，赞恩仍旧保持了人性的闪光点。
一边，他会像所有贫民窟男孩一样从小学会欺骗、偷窃、抽烟的恶习；
另一边，他却对妹妹、尤纳斯这些更弱者，无怨无悔地付出爱与保护。
比如他给妹妹洗完脏内裤后，脱下自己的背心给她垫着防潮；
又比如在幽闭的租房内，他用玻璃反射出隔壁家的动画片逗尤纳斯开心。
这些微末的细节，无不透露出他身上未被磨灭的细腻与美好。
只是，这样的美好，在生活稍加施压后便会崩溃。
因为这是一个英雄主义拯救不了的世界。
超英片里的世界，只有正邪之争，因此比反派更强大的英雄出现便会解决问题。
但《何以为家》里的世界，反派是贫穷，是人性幽暗，是文化习俗，是战争遗留......
它们给这个社会留下了难以转向的惯性。
这种惯性的荒谬在于：
赞恩的妈妈去探监大儿子时，开心地向同样坐牢的侄子打招呼。
可笑又可悲的询问，显示出这个社会青少年犯罪率的可怕。
这种惯性的可悲在于：
当法官质问萨哈的丈夫为什么要跟11岁的小女孩发生性行为，他只是无辜回答：
周围的女孩子包括自己的继母都是在这个年龄结婚。
他也并不知道11岁的女孩受孕会有死亡的风险。
这种惯性的凄凉在于：
当赞恩撑不下去的时候，对待尤纳斯的方式跟自己的父母如出一辙。
一样地给尤纳斯栓上绳子，一样地靠卖药物“果汁”谋取生存。
在这个世界，赞恩的悲剧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例。
所以法庭上，赞恩对着再度怀孕的妈妈无奈说道：
你怀的孩子会和我一样。
而他看似成熟实则稚嫩的心里唯一能想到的，对类似悲剧做出了结的方法就是：
父母不要再生了。
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以消灭一种人权（生育权）去保障另一种人权（儿童权利），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最优解。
这是可怜人才会有的无奈选择。
“生活是一堆狗屎，它并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
这是赞恩对自己短暂人生的绝望定语。
他的绝望，表面看起来是无良父母造成的，实际上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共谋。
从所有亲子关系中存在的威权压迫，到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的穷病，再到黎巴嫩等中东世界所独有的文化糟粕、战争创伤、难民问题......
赞恩的悲剧从我们和平世界关心的痛点，逐渐走向人类文明更广泛的面向。
03.
赞恩流浪在外时，遇见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小女孩。
他们一起谈论着瑞典和挪威这些接收难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仿佛在谈论人间天堂。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唯一的救赎。
最后，赞恩拿到了出国护照，露出了电影中最让人动容的微笑。
过于光明的尾巴，也许是导演最后的心软，为主人公设置了一条出路。
但这也让影片的冷峻色彩和批判力度大打折扣。
毕竟这样的幸运儿，现实中少之又少。
加之国内院线添上了中国特色的字幕说明：
故事大部分为男主赞恩·阿尔·拉菲亚的真实经历。
出演这部电影后，赞恩受到国际组织的帮助，搬到挪威学习和生活。
结尾走向和增添字幕导向了难民问题和北欧救助，于是有人评论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接收难民的宣传片，甚至因此产生反感。
这种解读事出有因，但若其占据上风，会让导演的勇敢和努力都功亏一篑。
为了吸引票房，《何以为家》在国内被定位成“哭片”。
可它的首要目的，并非是对战争难民的卖惨，而是对黎巴嫩社会问题的全方位揭示——
青少年犯罪、低龄早婚、难民的合法身份、外来务工女性的生育权、人口买卖等，无不在反映黎巴嫩当下的社会隐疾。
想要改变影片中的悲剧，人物的出路定然不是或者不止移民这一条。
黎巴嫩自身的改革和进步才是最为关键的。
促进自己国家的改变，想必这才是导演或者说所有的电影人最想达到的文化效应。
在这个宗教、民族、文化作用复杂的是非之地，没人会比本土导演娜丁·拉巴基更清楚改变的艰难。
▲拉巴基的老公是本片制片人，也是黎巴嫩知名音乐人
在光明感人的结尾中，其实就藏有导演的不信任和讽刺。
比如白人慈善组织来监狱送温暖的欢乐场面，与铁窗内失去自由的悲惨贫民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最后赞恩身为白人得到了移民机会，作为黑人的拉希尔和尤纳斯却依旧被遣返。
这些都暗示着，这片土地上的社会问题的根深蒂固。
但局面总需要有人来推动，电影这个大众媒介就是最好的一种武器。
经过15年的内战创伤，黎巴嫩这个曾经开放富庶的中东国家遭遇了经济停摆，文化衰退。
成长于厮的美女导演拉巴基，一直致力于拍摄黎巴嫩本土题材的电影。
处女作《焦糖》描绘了黎巴嫩不同境遇的女性生存群像，第二部长片《吾等何处去》则用一个荒诞喜剧解释了黎巴嫩的宗教冲突给人们遗留下来的创伤。
▲《吾等何处去》，中间为导演本人
《何以为家》则从家庭矛盾的小切口出发，用纪录片般的真实笔触再现了黎巴嫩整个社会的混乱与失序。
拉巴基说：“电影是改变的开始”。
《何以为家》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后，不止赞恩，目前电影里所有的孩子都有学可以上，有地方可以住，同时也有基金会给孩子们提供帮助。
我们有幸再次见证，“电影改变人生”，这种真实存在的艺术能量。
当电影工作者愿意以诚意和悲悯雕刻时光，我相信，这种改变还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