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百花洲》
文/杨宏海
1978年，新创办的嘉应师专（今嘉应学院）迎来了第一届中文系学生。这批粉碎“四人帮”后参加高考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思想却非常活跃。在专业学习之余，几位“发烧友”便在酝酿创办一个文学社团。我和侯复生提出设想后，得到了李燕萍、丁思深、陈定开、邓晋东、罗活活等人的热烈响应。当时，以“百花洲”为这个文学社“命名”的考虑是：梅州程江河畔有个岛屿叫百花洲，而“百花洲”顾名思义便是“百花争艳的园地”，既有本土特色，又有象征意义。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当然也更多的得到中文系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具体领导。首任中文系主任杨冀岳先生在《祝贺“百花洲”创刊》一文中说：“在百花洲创刊之际，解放思想，冲破禁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生动活泼地开展各种样式的语文活动，活跃学术争鸣的空气，把这个刊物办成练笔、练思想和掌握语文教学本领的实验园地……”这大概可视为当时的办刊宗旨。今天的青年读者也许难以想象，当年编印学生刊物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没有打印机，更没有电脑，所有文字都是钢板刻写。在征集、筛选完稿件之后，从刻写、油印、装订，所有的“工作流程”都是手工操作。复生、燕萍等“硬笔书法家”组织有关同学分工刻字，而教务处的张秋帆老师更是一员重要骨干。张老师的钢板字在梅州市堪称一流，他刻写的钢板字为刊物增色不少。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经常晚上将稿件送给张老师，第二天一早他将刻好的“作品”交给我们，从来不计报酬。尽管条件艰苦而工作紧张，但大家任劳任怨乐此不疲。每当这本充满油墨香味的《百花洲》装订出来，我们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言传。
文学的魅力是无穷。“百花洲”作为文学社团和期刊，在平静的校园中悄然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以此为纽带和载体，吸引了大批热爱文学的同学，撰写了许多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的文章，而且还“生动活泼地开展各种形式的语文活动”，如开展文艺理论问题的研讨，电影作品的讨论，邀请知名作家程贤章来做学术讲座。还通过本地媒体，对梅州地区文化现象进行“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扩大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国内一些一些大学文学期刊进行校际之间的交流。当年那些大学生文学社团（期刊）的骨干，如今好多都成为活跃在文坛上的知名人物。如北京大学的《这一代》主编黄子平（现为香港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的《红豆》编委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小奇（现为中国流行乐坛著名音乐人）。我至今还保存着与他们交流的十几封信函和他们编辑的刊物。记得当年我在《百花洲》写了一篇《文艺真实性刍议》的评论文章，寄给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楼栖先生。这位原籍梅县石坑镇的著名学者热情扶掖后学，于百忙之中撰写了一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寄回给我，亦在《百花洲》上发表，对初涉文坛的我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还有一件事，在嘉应学院发展史上可能会留下一笔，为了提高师范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学院以中文系为骨干，经常举办一些文艺演出，极大地活跃了校园生活。当时梅县山歌剧团也在上演山歌剧《于无声处》，但相比之下，母校的业余剧团比专业剧团的表演更受群众欢迎。在此之后，记得我在《百花洲》发表过自创的小型歌舞剧《校园晨曲》，由中文系低年级的罗红葆、蓝小波等师弟师妹们演出，居然也颇受欢迎。大学毕业时，梅州日报与梅州市文化局的领导都与我联系，欢迎我到该单位工作。经考虑后，我选择了留校任中文系教师。将《百花洲》的接力棒交给中文系学生丘小宏、林延岳等人。当时我兼任校报执行副主编，创办了《客家民俗》专刊，成为改革开放后内陆最早研究客家文化的期刊。1985年，我从梅州调至深圳从事文化管理和文艺工作；1988年，作为深圳文艺界的代表被推荐参加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尔后，我参与创办全国首家特区文化研究机构，进而调到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从嘉应学院《百花洲》中文系文学社团出来一直至今，似乎都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直至退休之后，仍然应聘为家乡弘扬客家文化发挥余热。回想起来，当年活跃在《百花洲》的同学，毕业后大都成为各个岗位上的工作骨干。仅以新闻、文化界为例，如罗金良、陈嘉良、郑少斌等，都各有建树，各显其能，可见《百花洲》确是中文人专业操练的摇篮。大约十几年前，梅州市广播电视台拍摄《走出围龙》专辑，派员前来深圳对我进行专访，带队的编导杨镜良，坐谈之后方知他又是某一届中文系《百花洲》的社长。
2003年11曰7日，杨宏海在《梅州日报》撰文《难忘百花洲》
嘉应学院是客都梅州的最高学府，其中文系师生创办的文学期刊《百花洲》，不仅是学院文科建设筚路蓝缕历史的见证，而且是接续和传承梅州文脉的重要阵地。作为《百花洲》期刊的创办人，我衷心祝愿《百花洲》一届一届地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客家文化名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