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道宋帝诏书和黄洽谱序的答辩释疑
《黄峭公是唐末五代人》考证论文发表后，当时仍坚持黄洽、黄震对黄峭公历史观点的人，先后提出质疑：“宋英宗和神宗二道封赠诏书是假的吗?御史中丞黄洽和抚州大守黄震二篇序言，难道也是假的?清乾隆《循州谱》都是石印版古谱，究竟错在哪里?”等等，要求作出解释。
1．答辩之一：(此书信于1995年12月10日发出)
历代皇帝对王公贵族或有功之臣封官赐爵，或因其子孙官宦功勋显赫，以其子孙官衔封或赠其父或祖，以为臣范，这都是经常事。但见此二道封赠诏书的款式和内容都有同样错误，漏洞也不少，可窥见其是伪托的假诏书。
二道诏书正文说：“朕屡此多艰……”“朕闻英谊之辟……”这“朕”字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秦始皇以后，成为皇帝专用代词，指代皇帝。既用“朕”字，就是当朝皇帝御旨诏书，可是第一道诰封诏书落款时间写“宋英宗治平四年己巳二月十九日命下”，第二道追赠诏落款同样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戍岁十二月十六日命下”。然而，伪托者殊不知“英宗”和“神宗”是“赵曙”和“赵顼”二位皇帝驾崩之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叫”庙号”。伪托者将皇帝死后的“庙号”加在当朝皇帝年号之上，如果是真的诏书，草诏者就犯欺君之罪，必遭杀头。这不是后人无知胡作非为，还有什么可质疑?
从内容看，第一道诏书开头写：“岁大宋淳熙孝宗十一年甲辰(1184)二月朔日，御史中丞宗生洽薰沐拜书敕封刑部尚书黄峭”。结尾落款“宋英宗治平四年……”文中“拜书”一词，可有两种解释：奉命“起草诏书”或“迎接诏书”。可是从英宗四年(1067)至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相距117年，黄洽怎能于尚未出生的一百多年前“起草”或“迎接”诏书?荒唐!
再说：据《峭公行录》记载： “峭山公卒于后周广顺三年”(953)，至宋英宗治平四年，峭山公已仙逝114年，能再“敕封刑部尚书”吗?真是无稽之谈!
第二道宋神宗赵顼追赠诏云： “……(峭山公)忠结先帝之知，宛魏郑公之前识，每以时事危主，心抱裴晋公之先忧，直以天下为己任”…。”黄震序言特别引用诏书此段文字，说明其受追赠原因，不是由于子孙官宦显赫，而是赵顼皇帝表彰峭山公历史功绩。据黄洽、黄震二篇“序言”都说：“峭山登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戊申科第九名进士”，肯定峭山公是宋真宗、仁宗时代人。而诏书御赞“忠结先帝之知”，这‘先帝”自然是指真宗赵恒和仁宗赵桢。“宛魏郑公之前识”，魏郑公何人?就是指唐太宗李世民丞相魏征，封郑国公，故称“魏郑公”。“每以时事危主，心抱裴晋公之先忧，直以天下为己任”。“裴晋公”又指谁?即指唐宪宗李亨丞相裴度，封晋国公，故称‘裴晋公”。魏征和裴度都是唐朝名相，《唐书》都为他们立传。峭公既是北宋真宗、仁宗时代人，为何不与当朝名臣苞拯或杨业相比，却与唐朝名相相比?既然峭山公历史功绩能与唐代名相魏征和裴度相媲美，为何《宋史》查无峭山其人?如此诏书的真实性如何，可想而知!
总之，历史文物古迹及文献资料已确证峭公是唐末五代人，这是峭公历史的大前提。伪托所谓诏书者，既不了解峭山公真实历史，又不懂诏书的基本格式，其诏书尽管使用了冠毙堂皇的词句，也不能自圆其说以掩盖伪造作品，只能留给后人当为笑话!
2． 答辩之二(此书信于1996年元月17日发出)
阐明先贤黄洽“原序”对峭公历史记载有偏差失误。清代《循州谱》编者篡改黄洽“原序”，是亵渎犯上行为。
A. 请看黄洽“原序”所说的峭公高，曾、祖、父辈简录。
高祖：“巽夫震公，唐贞观元年丁亥(627)进士，累官侍讲学士，生子简。”
曾祖：“简公(唐宣宗)大中(847—859)大夫，生子肃”。
祖父：“肃公后晋(936--946)殿中侍御史，生四子，最次者四郎，名忠，讳锡禹。”
父：“锡禹公(宋太宗)至道中(995--997)教授，生实郎，讳字峭公。”
峭山公：“登(宋真宗)祥符戊申(1008)进士，初守江夏有功，迁奎章阁，累官待制直学士，尚书仆射，(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追赠少保，谥文烈。娶三妻宫、吴、郑，各生七子，共二十一子。”
(注：上述括号内容是本人加注)
上列世系录自黄洽“原序”中“自少典以来……峭公廿一子分派源流一一清矣”。此段对峭公及祖上五代人，不但高祖曾祖名字附会，与《大成谱》不同，且简历也存在严重问题。如“高祖震公于唐贞观元年(627)进士”，“曾祖简公大中(847--859)，大夫”，父子竟然相距二百年。曾祖简公与祖父肃公，父子相距一百年。高祖传至玄孙峭山公登样符戊申(1008)进士，五代人相距380年，每世平均76年。如此世系资料，只要有点历史知识和世系代龄时间观念的人，是不会盲目轻信的。先贤黄洽“原序”对峭公历史记载之失误就在此段。千百年来，对各地峭公后裔历代修谱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不少麻烦。
B．清代《循州谱》篡改黄洽“原序”。黄洽“原序”全文只1180余字，被篡改后增至2100余宇。上述此段原文只560余字，篡改后增至一千余字。除更正峭公曾祖父是“彦高公”名字外，黄洽的失误，不但无更正，反而增加错误。如说‘九十一世琬……传至一百三十四世肃彬公”再传至峭山公为138世，这样从东汉黄琬(140—191)至峭山公(87Z-953)，相距只730年左右，竟然传47世，平均每世15．5年。更荒唐的说什么峭公于“唐季昭宗时举为千夫长，俟唐末宋兴，治平四年(1067)敕封刑部尚书”。据考证峭山公于唐昭宗李晔景福元年(892)时年21岁，被举为千夫长，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跨越唐——五代——宋共七代，历20君，累计196岁，峭公若健在能“敕封刑部尚书”吗?故黄洽“原序”也好，循州前贤篡改也罢，对峭山公族源记载，都成为一笔历史胡涂账。如此篡改先贤“序言”，既损害先贤声誉，又欺骗了子孙后代，说这是亵渎犯上行为，贻误子孙，该不过分，还有什么理由可辩护?
3． 答辩之三(此书信于1997年春发出)
关于族史研究的态度问题。族史研究的宝贵信条，就是求真的科学态度：一是质疑，无疑就没有进益，我们就不能觉察到黄洽、黄震二位先贤对峭山公历史所载的偏差失误，也不能发现黄潜善的历史冤案。二是重据，唯有掌握确凿证据，我兄弟才敢于纠正洽公、震公“序言”中对峭公历史的失误偏差……还历史真面目!
纵观黄氏公谱世系，多以南陆公(或称云公)为一世，传至唐末峭山公相距三千多年，各谱所载世数却不同。禾坪《大成宗谱》，列118世，翰修《嘉应州谱》列119世，循州《海龙公谱》列139世，和平《客家黄氏总谱》列104世，黄震“序言”以石公为一世，列90世，孰是孰非?从东汉黄琬(140—191)传至唐末峭山公(872-953)，相距730左右年，《大成宗谱》只录20世，每世平均代龄36年，世数明显偏少，残缺不全。循州《海龙公谱》竟录47世，每世平均代龄约15．5年，世数明显偏多，混杂泛滥。计算世系代龄究竟以何为依据?以多少年为一代?
据史书所载，周代男子二十“冠而字之”，女子十五“笄而字之”，举行“冠礼”、“笄礼”之后，正式步入成人行列。《墨子·节月篇》说：“昔者圣王为法日：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然而，帝王为早有王储，婚龄更早。如《札记，文王世子》说：“周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对此事，《左传·襄公九年》说：“国君十五而生子，礼也。”但这只是帝王的特殊现象，周代规定婚姻年龄：男20-30岁，女15-20岁。古代部落或诸侯国为促进人口增长，据《周礼，地官，媒氏》说：“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就是说，不遵守此法，就会受处罚，除非因战事出征或父母丧葬守制，才免受此条例惩罚。见《陈氏族谱》记载，陈国国君陈霸先传下十七代人记录，平均每世代龄25年。帝王家族不受种种限制，平均25年传一代。而平民受政治、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种种因素制约，男子30未娶，女子二十未嫁，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历来推算世系代龄，每世在25-30年之间，是符合古代法定婚姻年龄和人类生理生育规律的。黄洽、黄震二位先贤“序言”?对峭山公祖上五代人历史记载失误原因主要缺乏代龄时间概念，才出现父子相距一百年，甚至二百年，五代人将近四百年。清代《循州谱》说什么“峭山公于唐昭宗时为千户长”，至“宋治平四年敕封刑部尚书。”峭公竟然当了176年官尚未退休，莫非是彭祖再转世?!说什么黄琬传至峭公共47世，每世只15．5年，如此高速生育律，是违背现实、违反科学的。
千百年来，历代修谱，对旧谱资料，末加考证，盲目照抄。现在明知有错，不能再以讹传讹。应该抱定求真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校对核实，正本清源，务使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
（本文节选自《峭山公历史功绩和开拓精神》，作者：黄玉磐 《黄氏研究》发表于2002/10/2813:10:58，题目为转载者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