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参议长蒋继伊(37)为和平作最后的努力
原创王文胜
1949 年1 月21 日,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可是当他踌躇满志地走入政治前台时却发现,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首先,蒋介石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造成“府院之争”;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了李宗仁的脖子,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一文不名。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 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这时,李宗仁虽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过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当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李宗仁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藉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丞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2 月27 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在1 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为此,他派出了私人代表刘仲容前去与中共接洽。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 年。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畅谈,商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刘仲容临行前夕,白崇禧面授机宜: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刘仲容,并郑重要求刘仲容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宗仁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届时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白崇禧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4 月5 日,刘仲容作为桂系代表,从北平飞回南京。一下飞机,刘仲容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傅厚岗,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白崇禧问刘仲容:“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刘说:“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白接过话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
与此同时,4 月1 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也到达北平。代表团成员还有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和刘斐。中国共产党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4 月15 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的和谈协商,一致通过了8 条24 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双方代表商定4 月20 日为签字日期。
16 日,李宗仁再次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这个协定。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 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白崇禧自恃尚有实力,并幻想美国插手援助,甚至发动,因此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黄绍竑是希望和平的,他与白崇禧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蒋介石仔细看后,顿时气急败坏。他一把将和谈条款扔在一旁,起身愤怒地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20 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由于南京政府拒绝签订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平的希望又一次错失,无数鲜活的生命就要为掌权者的固执殉葬了!
1949 年4 月21 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奈。
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李宗仁乘飞机仓皇出逃,于1949 年4 月23 日从南京飞往广州途中折回桂林,受到了桂系党政高官的欢迎。
广西省军政高官都集聚李宗仁在桂林的私邸,召开时局谈话会,讨论广西今后应当怎么办。在会上,蒋继伊指出,和平建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唯有迅速与中共和谈,才能保存桂系的根基。最后大家都认为蒋继伊年高德邵,公推由他领衔,并由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廑起草,给李宗仁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信中给李宗仁提出了四项建议:
当前大局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广西省内和平安定,桂系军队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有可能接受的。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共不和,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友谊深厚,现亟宜运用李济深居中斡旋,与中共言和。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代价,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除省主席黄旭初外,在桂的绝大多数高级军政人员、参议员联名签署了这份《希望和平的意见书》,并由蒋继伊亲自递交李宗仁,希望李宗仁能够慎重地考虑,别再作毫无意义的顽抗,争取重签和平协定,以免把广西和八桂子弟拖进战争的火坑。
蒋继伊把《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交给李宗仁时说:“德公,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坚持要把这祸国殃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蒋先生在大陆失败后,尚有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了。”
李宗仁听后,内心大受震撼,但他仍然认为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他说:“低头腆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
蒋继伊仍不放弃,继续说:“德公,古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和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既然在内战中失败,现在倒不如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交给共产党,以免内战继续和生灵涂炭。事到如今,唯有重开和谈,才有一线生机,这是最后的机会,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你要为八桂子弟留条退路啊!”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亦皆由武汉飞桂林。蒋继伊此举遭到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军队主战派的强烈反对,白祟禧尤其声色俱厉,直斥蒋继伊、李任仁等主和派为投降派,他表示要顽抗到底,不许再谈和平,对主和者都要抓起来杀掉,以免军心瓦解。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了杀鸡儆猴,把自己以前的亲信黄朴心以动摇人心为由撤职查办。广西高级军政人员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讨论和谈问题。黄中廑也劝蒋继伊说:“以后不要谈和了,谈和的要被杀头的!”
蒋继伊知道多言无益,但他已被绑架上了李、白的战车,身不由己,一时之间脱身乏术。
蒋继伊家乡青龙山武圣宫
本文选自蒋钦挥主编;宾恩信,王文胜,王清荣副主编,全州民国人物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版权所有。别的媒体采用请联系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