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
作者：艾公子
当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太监总管小德张（张兰德）回到故乡天津静海时，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沸腾了。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也是31岁的小德张自宫后进宫当太监的第十六年，风光返乡的小德张不仅在村里请戏班唱了三天大戏，并且还邀请全村人一起吃肉馅包子，对于深陷贫困的乡亲们来说，小德张简直就是太监里的神话和“成功楷模”。有鉴于小德张的“成功榜样”，在狠心犹豫几年后，1911年底，天津贫民孙怀宝最终决定，要亲自给10岁的儿子孙耀庭“净身”，让他争取进宫当太监“光耀门庭”去。后来，末代太监孙耀庭回忆起自己被“净身”的不堪往事时说，由于出不起十几两银子请专业的刀手，为此，他的父亲孙怀宝用自己用来剃头刮脸的剃刀亲自动手，两个舅舅则负责按住他的手脚，一刀下去，10岁的男孩孙耀庭，从此永别了自己的“宝贝”和男儿身。但就在“净身”后等待康复的几个月里，武昌起义爆发，再后来，有一天父亲孙怀宝进门后开始嚎啕大哭起来说：尽管早自商代、周朝时，太监就已开始出现，但在隋代以前，中华帝国皇宫中的太监，大多是战俘或罪人和罪人的家属，唐代以后，由官员进贡和高丽（朝鲜）、安南（越南）等外藩进贡的阉人日多，而到了明清时期，来自民间自愿或被迫阉割的太监才开始日益增多。明清时期，由于家庭贫困生活没有着落，或是出于逃避赋役考虑，许多家庭开始对幼男私下实行阉割，然后等待机会送入宫中以求富贵，对此，明代的《菽园杂记》就写道：“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收用。”由于明朝时期宦官专权，这就使得民间看到了榜样，《万历野获编》就记载道：万历皇帝时期，“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不能止”，甚至有“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万历皇帝时期，当时光是北京城周边，就有几万人在自宫后，仍然无法进入皇宫当太监，因此只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进宫，由于付不起高昂的手术费请专业的阉割刀手，因此许多贫困家庭甚至直接由父母亲自给孩子“净身”，为了禁止这种私刑，明清两代对于私自宫刑一直给予重判，明朝弘治六年（1493年），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就将自己的儿子马五私自阉割、希望他能入宫效力，事情被发觉后，罗氏作为下手之人，被暴怒的明孝宗亲自下令处斩。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将自己年仅11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两人被捕收监，王成作为受害者更是被判死刑，在县牢里关押了一年，案情经乾隆皇帝亲自提审后，最终乾隆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并将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考虑到民情复杂，乾隆下旨取消了自宫要判处斩刑的刑律，从此，因为贫困自宫净身，在清代开始合法化。与孙耀庭类似，末代太监马德清也是被自己的父亲残酷地施行了宫刑：“我九岁的那一年，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我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从旧社会来的苦寒人，人人都有不少伤心的事儿。可是最伤心的事，自己总是不愿意想的。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与明代宦官的专权不同，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清代自从建国初期，就对宦官干政进行了严厉控制，顺治皇帝福临甚至亲自在清宫中竖立铁牌，警告后世子孙，太监宦官们凡有涉及“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顺治还特地注明“特立铁牌，世世遵守。”在满清皇帝的严肃干预约束下，有清一代，虽然有不少宦官受到宠幸，但是并未出现像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干政情况，到了晚清时期，当时清廷内务府中，针对太监的行为规范达到了50多条，太监们一旦触犯规范，轻则发配、杖责，重则处死，由于在清代当太监不像在明代一般吃香，因此有清一代，清廷中的太监始终处于缺额的状态，像明朝中后期一样，动辄几万人自宫争夺一两千个太监名额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当时，清代的太监来源，主要有自动投充、礼部咨送、太监引荐、太监牙行引进等方式。由于清代对太监管束很严厉，这就使得太监不仅有被惩罚出宫的，还有自残以求出宫，甚至冒死逃亡的，有的太监甚至逃亡高达六七次，或者自杀。因此，清宫中太监一直缺额。乾隆年间，清廷规定太监名额为3300人，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宫中太监只有2605人，缺额695人。由于投充者并不踊跃，加上地方官害怕推举的太监出事后要承担责任，往往不肯给投充者具结，因此清宫中的太监来源日益枯竭，以致皇宫和各个王府家中要用“重价寻觅”太监。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将紫禁城中的太监定额改为2500人，但实际上太监仍然一直缺额。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廷中只有太监1693人，缺额700多人，此后清廷中的太监人数虽然略有回升，但也只有2000人左右，始终无法达到满额数量。由于在清宫中当太监地位低下、生活贫苦，因此嘉庆十八年（1813年），紫禁城中的太监甚至作为内应配合打开宫门，以致200多名天理教徒直接攻入了紫禁城中，试图斩杀嘉庆皇帝，史称“癸酉之变”。尽管清代的太监已不如明代吃香，但因为贫困被迫自宫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就在孙耀庭被父亲强行阉割前九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已经考上秀才功名、娶妻生子的信修明，因为无力养活母亲、妻儿和弟妹，也被迫自宫当了太监。到了清朝末年，清廷不再补充太监，新进去的太监叫做“效力”，得有太监死了，改姓他的姓，顶他的缺才能成为太监。这样的顶缺进宫，往往得花钱或者找门道。如小德张就是净身后，从县衙门领了50两银子做路费，然后进了北京，托人买了一个死去的老太监（名叫德子）的宫号，才因此得以顶替入宫的。“我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由慎刑司冒名张献喜，头顶着刑事，进入了皇宫，酸心哉！……谁想得到我这样无出息，改了姓名当太监，惭愧无比，徒呼天一声，在暗地里掉泪而已。”秀才信修明自宫当太监时，已经23岁了，由于清廷严禁太监读书识字，因此像他这样有文化的太监立马鹤立鸡群，很快就博得了慈禧等人的赏识，但是回忆起清宫生活，信修明仍然胆战心惊：“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太监）、回事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宝贝。”当时，慈禧在吃饭的时候，一旦她说菜咸了、淡了，或者菜色烙烤大小不匀的话，则御膳房的首领太监、回事太监、效力厨师等大大小小全部都要挨打，经常是慈禧一边吃饭，一边太监们被打得死命求饶，而慈禧则在一边跟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吃饭，一直到她吃完饭，暴打才告结束。当时，慈禧跟前的御前首领太监姚兰荣有一次穿的袍子不利索，立马就被慈禧下令抽嘴巴，等到下次姚兰荣用好料做了件新袍子穿上，慈禧又当面臭骂他说：“你瞧这个胚子，还穿这么好的衣服，来人呀，给他豁了。”然后当场命人用剪刀将姚兰荣的袍子从头剪到脚。由于慈禧喜欢用酷刑维持宫中的秩序，因此慈禧身边被他打死的太监实在不少，有一次，一个太监奉命和慈禧下棋，在棋局中无意中说了一句“奴才杀老佛爷的一匹马”，慈禧立马勃然大怒，下令将这位太监拖出去活活打死。为了不被打死，那些买不起“象皮”当“宝贝”防身的太监们，就都私底下做了两块各一尺长、五寸宽的牛皮，在当差的时候偷偷绑在大腿上，俗称“护身佛”，以防止被慈禧下令杖打，对此连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小德张也曾后怕的回忆说：宫中行刑的竹子，是“多年浸饱了血的。”实际上，清宫的太监们不仅是要受主子们的责打，而且还要受上级太监和老太监们的欺负。由于清宫中太监实行师徒制，因此小太监们经常会被作为师父的老太监责打，有时候老太监们受了怨气，就经常殴打小太监出气，即使是后来人前显贵的小德张也回忆说，他刚进宫的时候，偷偷把被师父扇耳光、打竹竿子的次数记录下来，一年竟有两千余次之多，几乎每天都要多次挨打。尽管在民间生活艰辛，期待着进入清宫后能飞黄腾达，但实际上，大多数底层太监生活并不如意。当时，太监们的生活也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大总管太监为例，其每月饭银有100两，每顿菜有四十品和两个汤；而最底层的太监们则是每月只有2两银子，并且吃大锅饭菜。而有的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甚至有单人厨房，以小德张为例，小德张混上去以后，就和隆裕太后一样，每顿都有饭菜四十品，并且还有专门的20个太监服侍。在这种层层的压迫之下，太监们作为人的尊严被摧毁殆尽，清宫老太监赵荣升对此回忆说，宫里有种种规矩，就是培养奴才，让奴才们“别把自己当人看。”以光绪朝（1875-1908年）为例，当时紫禁城中大概有1900多名太监，但总管太监只有16人，不到百分之一。为了混成太监中的人上人，底层太监们也用尽了浑身解数。《清稗类钞》就有记载，有一次慈禧生病，光绪在一边伺候，慈禧就说“我病恐怕好不了，俗语常说人肉煎汤吃了便好。”慈禧说完就盯着光绪看他有什么表示，但光绪不吭声，没想到在一旁的李莲英听完后，转身回去就割下了一块大腿肉给慈禧熬汤喝，慈禧后来多次叹息说，还是莲英爱我啊。由于“行走勤慎，为人诚实”，因此，李莲英年仅18岁时就被破格提升为首领太监，后来又被慈禧提升为大总管，赏加二品顶戴，成为清代太监中的第一人，但李莲英深知“天恩越大，性命越危险”，因此经常只穿着三品的冠服。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莲英奉慈禧之命，陪同光绪皇帝的生父、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前往巡视北洋海军，鉴于清朝严禁宦官干政，因此尽管有慈禧的懿旨，但李莲英仍然故意低调，以二品的身份，故意只戴了一个七品官帽随同奕譞出行。▲慈禧出行相片，左一为亲自推珍妃落井的大太监崔玉贵，右一为李莲英（1848-1911）由于大受慈禧宠爱，因此李莲英40岁生日时，慈禧还按照各位总督巡抚的例子，下令给他制皮袍，亲笔题写“福”、“寿”字赐给他。慈禧甚至还喜欢跟李莲英在颐和园一起化妆合影，慈禧扮观音，李莲英就扮成韦陀。李莲英生病时，慈禧不仅命令御医前去诊治，甚至还亲自给他尝药。即使如此，李莲英也免不了时时受罚，光绪六年（1880年），李莲英就曾因做错了差务被摘去顶戴，并罚月银六个月；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莲英又因属下太监失误、被罚月银六个月，尽管这些处罚大多只是一时，但即使是权势炙手可热，李莲英心中也时常缺乏安全感，因此经常感慨“今日有权今日贵，明日无权阶下囚”。而就在李莲英之前，掌案太监安德海（1844—1869年）骄横跋扈、仗着慈禧的威权甚至敢于顶撞同治皇帝，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借口要到江南置办龙袍出宫游玩、趁机敛财，而被同治皇帝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直接处死，鉴于自己的前任安德海之死，以及慈禧和帝王的权术，李莲英一生一直谨慎小心，因此深得慈禧喜爱。但尽管如此，7岁时就净身，8岁就入宫、深谙宫廷险恶的李莲英，有时还是会对身边的徒弟说：“主人（慈禧）是个老虎，我受恩深重，不可一刻失慎。天恩愈大，性命愈险，吾人不可不慎。”而由于长期身处皇宫，这种单调无聊又精神紧张、压抑的生活，也使得太监们不得不寻求一种外在的精神补偿，也因此，太监们普遍对美食、赌博、养小动物等形成了一种特殊心态。由于对自己被阉割始终耿耿于怀，以明朝万历皇帝时期的宠幸太监、福建税监高寀为例，高寀由于听信方士说“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因此命人到处残杀幼童，取食儿童的脑髓进食，以致他所在的福建税署池中白骨累累，而高寀却由于被万历皇帝宠幸免去一死。清朝时，百无聊赖的太监们为了打发日子，经常喜欢在皇宫中聚集赌博，即使到了民国初年，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大总管太监阮进寿，还因为赌博后欠钱不还，而与二总管太监陆某发生口角，以致互相揭发开设赌局，而被双双革职踢出紫禁城。而由于生活贫困、以秀才身份自宫进入紫禁城做太监的信修明，也喜欢在宫中养狗，对此信修明说：“其中意味甚多，每日供奉差事于上，提心吊胆，整年整月，不定何时才能出宫洒脱一次，人生亦苦之已极。自己养一犬，下来时先逗逗小犬，说些犬话，一切苦恼皆消释无有。”“下层太监，讲活计，倒也没有什么过重的，只是行动处处受限制，同坐牢差不多。服侍上边，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顶头太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不是人做的也得做，一切要看别人的喜怒行事。一旦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也许根本没有做错，只是顶头主子或太监讨厌你，就得听凭人家打骂。有的时候还得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在这'帝王之家’过久了，我们的思想也自然而然地变坏了。怎样过好寄生生活成了我们的中心思想，把依靠别人过日子当作天经地义。身体毁了，精神也毁了。在这种寂寞空虚、整日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太监们也开始寻求感情的安慰。早在秦汉时期，太监们普遍就有自己的家室，《史记》就记载秦朝宦官赵高有养女，他的女婿是咸阳令阎乐。北魏、唐朝时，宦官娶妻最为普遍，唐朝时著名太监高力士就曾经娶了位绝色女子、京师小吏吕玄晤的女儿为妻。吕玄晤也因此官“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到了明代时，明朝太监开始流行起跟宫女一起结伴过日子，俗称“对食”，例如魏忠贤的“对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奶妈客氏。客氏当时先是与魏忠贤的好兄弟、太监魏朝“对食”，后来又勾搭上了魏忠贤，以致魏忠贤和魏朝两人半夜在紫禁城中大打出手，甚至惊醒了天启皇帝。到了清代，尽管清代管辖太监严格，但是清代也允许太监过家庭生活，乾隆十六年（1751年），紫禁城中的太监赵国宝就与宫女五妞相好，两人一起“对食”过日子，没想到两人后来发生口角，赵国宝就虐待五妞，以致五妞自杀未遂。根据清廷对在皇宫中自杀处分的规定，此后五妞被发配到锦州配壮丁为妻，赵国宝则被发配到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尽管清廷起初严禁太监与宫女“对食”，但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道光皇帝宠幸太监，不仅容许他们各种“非分之情”，而且还出面替太监们娶老婆“复为娶妇，使居南府中”，有了道光皇帝撑腰后，太监们开始自己娶妻。以慈禧宠幸的太监小德张为例，小德张（1876-1957年）一生就娶了四个老婆，对此太监张修德就回忆说：“说起来，人们也许奇怪，太监们还娶老婆干什么。原来他们虽然不能过夫妇生活，但是家庭的'乐趣’还是要享受。旧社会里，有了钱，什么不人道的事都干得出来。发了大财的太监有年轻漂亮老婆的不只是小德张一个人。有时候他们还倚仗年轻漂亮的老婆给他们联络大官，拉拢同行，搞钱搞势呢。比如御膳房的首领太监古玉秀，没有哪点出众的地方，凭着他的年轻漂亮的老婆替他奔走，结果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地位。”在太监们看来，尽管自己已经丧失了性功能，但是他们仍然有着对于性的强烈渴求，也因此，清宫里的太监们，除了“娶妻”之外，也喜欢请假出宫逛妓院。例如慈禧的独子同治皇帝（1856-1875年），就是经常被轻车熟路的太监们带到北京的八大胡同逛窑子，以致染上梅毒身亡。当时，大太监李莲英先是娶妻苗氏，后来又娶了京城名妓马芙蓉。小德张则在1912年出宫后，搬到了天津，据曾经担任他常年法律顾问的夏琴西回忆：“他除雇有各种仆役外，还有由宫中带来的四五名小太监，专门给他烧烟、倒茶、摆饭、招待客人。全家除他母亲外，都得称他老爷。家规、门禁很严，仍保留着宫内的规矩，如男性一律不准进内宅……他的妻子叫张小仙，妓女出身，备受宠爱，但除年节喜寿外，很少与外人见面。”而据太监们回忆，小德张有一位妾私下与人相好，甚至被小德张下令杀害碎尸。当时，小德张在天津过着富豪生活，除了在天津拥有十亩地的房产外，他还投资了祥义绸缎店、天成信绸缎洋货店，并且还担任着致中银行的常务董事，拥有两间当铺、50顷稻田，另外还拥有一所道观作为家庙。一直到1957年，小德张才在天津去世。1912年，清廷宣告退位，但作为满清皇帝退位的交换条件，民国政府仍然允许满清皇室居住在紫禁城，也因此，作为皇权专制的衍生品，太监制度也在清廷覆灭后，仍然得以继续苟延残喘。根据记载，即使到了民国十一年的1922年，紫禁城内仍然保留着多达1137名太监。当时，由于清廷势力没落，加上民国政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银元的抚恤费经常难以下发，因此紫禁城中从溥仪到各个太监，经常都处于经济困窘局面，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加上贪婪使然，负责守护紫禁城的太监们就开始监守自盗，经常将皇宫中的珍宝偷盗到外面转卖。溥仪后来回忆说，当时紫禁城中盗窃案件高发：“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到了1923年，恼怒的溥仪下令清查紫禁城中的珍宝丢失情况，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6月26日，紫禁城中突发火灾，储藏珍宝的建福宫，以及400多间宫殿更是被毁于一炬。据当时参与救火的消防队员回忆说，火灾现场有很浓的煤油味，对此溥仪愤怒地说：“我刚想查太监偷盗珍宝的罪状，他们就烧毁了建福宫花园毁灭证据！”火灾发生后20天，1923年7月，溥仪正式下令，除了保留175名服侍自己和太妃、淑妃们的太监外，其他近千名太监必须在几个小时内“全部裁撤，立即出宫”，在护军的强行驱逐下，近千名太监被迫仓促离开紫禁城，而这，也敲响了中国太监制度的丧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许多太监进宫几十年更是积累了一些东西，一时半会难以带走，而更多的人则是压根无家可归，因此驱逐当日，紫禁城中一片混乱，太监们有的苦苦哀求、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破口大骂，由于大部分太监没有去处，因此他们只能暂时住在地安门内的雁翅楼内。一直到1923年7月底，当时内务府筹妥了遣散费，宣布向首领太监们每人发放200元，一般太监每人发放20元作为遣散费，看到事已无可挽回，这些中国最后的太监们，才无可奈何地各自逐渐散去。但此后，紫禁城中的失窃案并未减少，只不过是从太监的监守自盗，变成了护军的监守自盗。而很多太监出宫后，由于已经进宫几十年，根本无家可归；有的即使有家，也被亲人鄙视有家难回，甚至死后被禁止葬入祖坟；由于太监们从小被阉割没有气力，又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很多人只能流落街头。就在溥仪驱逐太监们的第二年，1924年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并强行驱逐溥仪离开紫禁城，仓惶之中，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也被迫出走，在听闻“皇上”也被赶出紫禁城之后，有的太监们一边咒骂，一边恼怒地说：“这才是一报还一报呢！”起初，作为帝制的产物，太监们也对自己的养老有一定的安排。乾隆时期，北京的太监们开始自发成立太监养老义会，如北京北长街的万寿兴隆寺中的养老义会就规定，太监入会必须要经过别人介绍，然后缴纳180块钱给寺庙主持作为义会经费，三年后就可以到义会所属的寺庙食宿养老，死的时候义会还会出面帮他们买棺材、做法事。当时，北京城中的恩济庄、立马关帝庙等十六座寺庙，都是太监养老义会的下属寺院，有很多寺院的地产物业，甚至都是由太监们捐献所得。而在1923年被溥仪从紫禁城中驱逐出宫后，除了极少数太监被至亲接纳回家养老外，大多数太监要么根本无家可归，要么就是被亲人排斥根本无法回归；而像李莲英、小德张这类极少数的大太监则有丰厚的产业，根本无需担心养老问题，剩余的太监们，有点余钱的，还能加入到养老义会，而连义会的份子钱也出不起的太监们，最终只能流落街头，甚至冻饥而死。而今天以“中国硅谷”闻名的北京中关村，其原名本是“中官村”，意思是太监聚集之地。从明清开始，如今的中关村（中官村）一带就不断有太监在此买地盖庙修坟，并在退休后扎堆在此生活，并成为了当时京城远近闻名的太监坟场。而作为帝制的遗物，本文开头提到的被父亲强行阉割的儿童孙耀庭，也命运坎坷。1912年满清被推翻后，孙耀庭先是在家中蹉跎了几年，一直到1917年，15岁的孙耀庭才终于有机会得以进入到了紫禁城，此后，他先后伺候过端康皇太妃和“皇后”婉容，尽管在1923年溥仪的驱逐太监行动中幸运地被留存下来，但是在1924年冯玉祥的兵变中，孙耀庭最终也无奈出宫，并一度到了北京著名的太监养老义会所属的万寿兴隆寺居住。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后，孙耀庭还一度前往长春，到溥仪“老主子”那里当差，后来由于得了肝硬变需要隔离，溥仪还特地给孙耀庭批假并给了500元作为治疗费，“那时候500块钱可值钱了。能买110袋美国面粉呢。”离开长春的伪满洲国皇宫后，孙耀庭四处流浪，“就在各庙住着，有点事做点事。没事就在那住着。”眼看老太监们流离失所，当初在慈禧手头混得还算不错的秀才太监信修明，则倾尽所有，在1930年牵头成立了恩济慈善保骨会，并收留了400多名太监在北平（北京）万寿兴隆寺居住养老。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老太监们仍然居住在万寿兴隆寺，1959年，被特赦出狱后的溥仪还曾特地到万寿兴隆寺看望过他们，当时溥仪一进门，还幸存的老太监们惊愕不已，仍然齐声高喊“万岁爷”，溥仪则热泪盈眶、赶紧制止老太监们说：“这可使不得，现在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弄以前那一套，现在我已经不是皇帝了，就是一名普通的公民，下次不要这样称呼了，叫我同志就好”。而当初由于贫困，被迫以秀才身份自宫做太监，老来又积极为老太监们的养老事业奔走半生的信修明则在1959年去世，临死前他对人说：“我是过来的人，为了过去、为了现在、为了未来，日念陀佛三千声。今生不如人，希望来生脱此苦，并希望穷神爷爷别尽跟这类人开这种不人道的玩笑！”▲末代太监信修明（1878-1959），晚年一直在为太监们的慈善公益事业奔走呼吁另外解放后，有热心人则帮孙耀庭出版了自传《末代太监孙耀庭传》，1988年，他的自传被改编成电影。1996年，孙耀庭最终以94岁高龄在北京广化寺去世。至此，随着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太监的去世，那个曾经存在中国达数千年之久的太监制度，终于烟消云散、陨落尘埃。信修明等：《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回忆晚清宫廷生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杜婉言：《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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