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万年来谁著史”到“八千里外吊民残”

——读《李鸿章传》《蹇蹇录》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当这句豪气干云的诗句落在纸上的时候，青年才俊李鸿章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十余年后，竟会有人编排故事，用其来揶揄自己。

1843年，李鸿章入选优贡正式入京，以应翌年顺天府乡试，这一年李鸿章21岁。李鸿章并非埋头故纸堆的应试文人，他自然清楚当时的国内形势：前一年的8月29日，清政府屈辱地签订了《南京条约》。但是，透过《南京条约》，李鸿章看到的不是清廷体制的腐朽，而是当事官员个人的无能。在他眼里，朝廷的危机，恰恰带来了个人的机遇：那些人，不行。

在从安徽去往京城的途中，李鸿章意气风发，写就《入都十首》，其中“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彰显了李鸿章睥睨一切的雄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之后的李鸿章，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中举人中进士，灭长毛灭捻匪，组淮军办洋务；受封一等肃毅伯加太子太保（死后晋封一等肃毅侯赠官太傅）；官至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其个人声誉也达到巅峰：国内被尊为“中兴四大名臣”，国外被誉为“东方俾斯麦”“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于朝廷有再造之功，于民族有复兴之力，李鸿章出将入相，风头一时无两。

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李鸿章的人生就是开挂的人生。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开启甲午战争。清廷迅速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第二年4月17日，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据传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刚刚下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前来拜见，寒暄之中吟诵其诗句，来表达钦佩之情：“30年前博文20多岁，读了中堂的这句诗，热血沸腾啊。”

很多人认为伊藤博文由衷佩服李鸿章，但在日方陪同谈判代表、外相陆奥宗光所著《蹇蹇录》里，他们详细描述了李鸿章故作姿态却又不得不低头逢迎的窘迫，极尽挖苦之能事，这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伊藤博文表达的钦佩，更多的是借机羞辱李鸿章，因为1885年伊藤博文曾作为全权大使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期间李鸿章曾以不惜开战来表明决心，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虽然最终签订的《天津条约》依然有利于日本，但日本军政各界均认为伊藤对华软弱：他在李鸿章的武力威慑之下，被迫放弃了本应该得到的更大利益。

这一次伊藤博文没有了后顾之忧，谈判中寸步不让。《马关条约》对当时国人的触动甚至超过《南京条约》：自认称雄东方的天朝上国居然被一蕞尔岛国打得满地找牙，不但赔偿2亿两白银，还要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清朝统治者从此断了脊梁，听任列强索取！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些诗句让人心头滴血，但是在强盗面前，再充沛的感情都是徒劳。

李鸿章仍然试图撑起将倾的大厦。《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李鸿章游历欧洲诸强，寻求强国之道。但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彻底击垮了李鸿章脆弱的心理防线，从此自嘲“裱糊匠”，不再主动寻求救国强国之策，而是被动地见招拆招得过且过。6年后，李鸿章受命签订《辛丑条约》，彻底将清廷打入万劫不复，而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称“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个人的才华，只有与时代合拍，才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而时代的坏与好，则在于大多数人的才华，是用于感叹生不逢时沦为愤青、是用于自暴自弃混沌度日，还是积极向上努力作为、且为生于这个时代感到光荣。

李鸿章背后没有稳定强大的国力支撑，谈判桌前单凭口舌之利，纵然言辞锦绣灿若莲花，在对方看来，也只是跳梁小丑，徒留笑柄。

清朝统治者没有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不肯打破固化阶层、放弃既得利益，再多的改良换来的不过是辞世前的回光返照。

封建政府没有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利用前代统治者残虐激发的民众反抗来夺取政权，换来的不过是“某业所就，孰与仲多”的朝代更迭，而不是民众举国同心、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

据传李鸿章在临死前，留下绝命诗，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无奈，其中一句“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充满伤感悲情，早已不复当年赴京途中的壮怀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