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
1912年1月1日，大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转折。鉴于在辛亥革命救护中的巨大功绩，中国红十字会的“立案”申请很快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批准。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会上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成功化解了“京会”与“沪会”之间的隔阂，完成了董事会制向常议会制运作体制的转变，有利于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协调发展。但遗憾的是，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统一”问题。
中国红十字会早期使用的救护车
原来，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虽具有全国性质，但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红会组织随时可以“冒”出来而与总会毫无关系，只要需要，似乎谁都可以创建红会组织。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常见而普遍，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如广东就有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名目，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民国成立后，如沈敦和说，“一切政治机关莫不革故鼎新”，红十字会作为“世界万国唯一慈善事业……安可不正厥名义，求合乎世界大同”？况且，对内对外关系也还没有理顺，需要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因此有必要“特开统一大会，联合政府及各省分会，共筹进行。举凡对内对外之关系，与夫本会事业之必要，一一详加讨论，列为条件，俾共遵守，冀他日事业，可与万国红十字会相辉映”。
为开统一大会，内务部在1912年10月中旬即通电各省，要求各省红十字会派代表与会，“携带现时办事规则及一切成绩报告以备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的广告也在10月中、下旬不时见诸报端，希望“已与本会联合或未与本会联合之红十字会或赤十字会以及其他慈善团体统祈一体莅会，光斯盛举”。当局以“红十字会为全国唯一慈善事业，力任维持”，黎副总统以及外交、内务、海陆军各部特派代表莅会。如此盛举，如10月16日《申报》评论员文章所说：“必可为中国慈善界放一异彩也。”
位于南京路外滩的汇中饭店
（现和平饭店南楼）
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在上海大马路黄浦滩汇中旅馆（饭店）五楼大会堂成功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黎元洪副总统代表赵俨葳（伯威）、奉天都督代表司督阁、江苏都督代表许葆英（伯明）、外交部代表陈懋鼎（征宇）、王继曾（述勤）、内务部代表刘道仁（伯刚）、陆军部代表汪行恕（植圃）、海军部代表谢天保（卫臣）、温秉文、上海交涉使陈贻范（子安）以及总会、总办事处和厦门、常熟、南京等各分会的代表，多至数百人。北京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总裁黎元洪副总统发来贺电。
下午二时，统一大会开幕。会长吕海寰因重病缠身未能莅临，由秘书长冯恩崑（伯岩）代诵开会词。吕海寰充分肯定了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特别是在辛亥战时救护中所取得的可观成绩，但“各会办事条件，大半临时拟订，不无缺点”，所以“特开此会，规定办事章程及应行筹备及推广各事，以固基础，以期统一”。接着，沈敦和副会长宣布开会宗旨，“极言统一之万不可少”，希望“同心协力，共赞厥成，庶几中国红十字会得与共和名义，同享世界上之荣誉焉”！沈敦和报告完毕，秘书长冯恩崑报告红会规条及章程；徐盅（森玉）、赵俨葳、谢恩增（隽甫）、江绍墀（趋丹）汇报红十字救护成绩；陈懋鼎、刘道仁、汪行恕、谢天保分别阐述红十字与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各部之关系。31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施则敬、石美玉等就《红十字会筹款方法》《女界赞助本会并筹款法》《红十字会应得医士之协助》《禁止滥用红十字会记章旗帜及袖章》《初级救伤》《分会组织法》《编辑红十字会印刷品鼓吹事业之发达》等问题发表见解或做解释说明。11月1日，与会代表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总会医院，观赏医学生担架队演习和战地救护幻灯。统一大会就此结束。
统一大会，不言而喻，旨在“统一”。而要改变各自为政、涣散如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统一，正如吕海寰所说，就要“规定办事章程”。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曾有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的施行，但要么是“暂行”，要么是“试办”，不免流于粗疏，无助于中国红十字事业的长远发展。有鉴于此，辛亥革命期间，沈敦和邀请有贺长雄博士对会章进行修订，并在首届会员大会上得到了通过。统一大会上再次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就是经过多年实践不断修订、完善的正式章程。这也是中国红会史上第一个正式会章。《章程》共6章20条，从内容到形式，均比较完备、规范，也更符合国际红会章程通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统一大会根据《章程》，制订、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统一分会名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某某分会”，结束了分会名称杂乱无章的格局。分会与总会的关系、宗旨、义务等也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设立分会不再具有随意性，要履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分会申愿书》规定的程序向总会提出申请（申愿），经总会审批后始能开办。总之，通过会章，中国红十字会向规范化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
统一大会的成功召开，使中国红十字会告别了“散漫”，走向了“统一”，中国红十字会“唯一”地位由此得到了真正确立，这在中国红会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史称“实奠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